1　人怎样成为人

曾兴盛一时的体质或生物人类学，既强调人与动物界之间的连续性，把人看成是动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又主张在人与物之间延续性的分析中，展示那些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这方面的研究，一度被人们称为“人体测量学”“人种学”“民种学”和“种族学”的研究。从16世纪到20世纪前期，欧洲存在对不同种族的体质差异的兴趣，那时人们关心一些今天听起来古怪的问题：为什么黄种人的鼻子那么扁？德国人的头发那么金黄？黑人的额头为什么那么低矮？为什么有的种族多毛、有的种族少毛？这些种族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四五百年前，开始有人用仪器来测量种族差异。到19世纪，在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影响下，原来从事人类种族的体质测量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人类身体的进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关种族差异的研究，一时也转向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的研究，尤其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及人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体质差异。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比较容易理解。你参观一家人类学博物馆时，会看到它有人类进化的主题展览，展示了系列性的泥塑群和古人类的遗骸（主要是牙齿和头骨），用雕塑和考古文物讲述着一种人的进化史。你形成一种印象：这些遗留的骸骨，向我们展示了人怎样逐步站了起来，变成“直立人”，而不是四脚着地的动物，变得比动物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人怎样在必然和偶然之中，发现火的用途和重要性，变成吃熟食，而不再像野兽那样生吞活剥，等等。人的直立行走，为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课题。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直立行走使人扩大视野，提高了与其他动物的竞争力。不仅如此，直立人与动物相比，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他们的同伴，更容易形成相互的认识、相互的欣赏与群体的纽带。人类学家也相信，人吃了熟的东西，脑的结构会变得比动物复杂，为自身的文化创造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这些表现人的创造和身体演变之间关系的展览，大体上讲还是体质人类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类身体进化的历史图景：约在五百万年前，东非大草原是人的最早祖先的生活场所，那里的南方古猿由公猿、母猿和子女组成小群体，他们狩猎动物，用最原始的石头、骨头和棍子来与其他动物争夺生存的空间。这些初步直立的类人猿，手变得越来越灵巧，智力得到逐步的增进。大约在一百六十万年前，南方古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直立人，他们广泛分布在东半球，如中国和爪哇。他们的脑容量增大了，使用的工具也得到进步，制造的工具和武器逐步精致化。十五万年前，人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他们有了系统的语言和原始的艺术，初步形成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但仍然不能生产食品。到一万五千年前，人类社会产生了“农业革命”，食品生产社会出现，人开始不完全依靠自然界的果实、野兽、鱼类来生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

研究人类的身体变化，主要的证据来自牙齿和骨骼的化石，而前者的地位很高，因为它表现出了进化的矛盾色彩。人类学家说，古人类的牙齿越锋利，他生活的年代就越久远。越古老的人类，越需要依靠锋利的牙齿来与其他动物搏斗，来咀嚼粗糙的食物。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他们可以用人造的工具和武器来代替自然赐予的身体器官，于是牙齿越来越不需要被动用，变得越来越脆弱。牙齿的弱化过程，也是脑容量增大、脑结构复杂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界之间“斗争”的能力越来越依靠智慧。人类学家将这种后生的智慧定义为“文化”。于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就，不单在论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时常也与“文化”这个概念相联系。人类学家认为，越原始的人类，人口的密集度越低，人与人之间相互形成默契的需要也越少，人可以发挥他的本能来争取生存。可是，随着人的进化，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容易，人口多了，就不仅要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心理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说的“本我”（ego），逐步要受到作为处世之道的“超我”（super-ego）的压抑，这样社会风尚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仁”——社会关系的文化表达——才能发展起来。 jJV7w4QUjk6wsNOHygLWRjCJ6dM0z5J4RBUFqw8z3GbV0X5Q2iLlXhY84ECQ9b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