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的话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学习一门学问，一如学习做人一样，需追求它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怎样才能获得这些东西呢？我们一般要翻阅一些入门书，通过了解基础知识来接近学科。可是，了解和把握学科所需要的东西，比书本知识能告诉我们的多。人类学是一门特别注重体会和理解的学科。要说清楚它的真谛，挑战性更大。有几本人类学教材能超凡脱俗？能避免学匠式的铺陈？能提供真正的洞见？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便曾在所著《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本的方式来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 ^[1] 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

给写教材的人这么大的压力，有点儿不公道。术业有专攻。我们对致力于专题研究的学者给予尊重，也应当鼓励那些将心血花费在基础知识传播的人。无论写得全面不全面，深刻不深刻，独创不独创，教材总是普及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若将利奇的批评当作提醒，却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你若翻阅几本人类学教材，就会知道“连篇累牍”这句老话的意思，就会感到利奇说的那席话正中要害。你若做过学科导引性工作，就能从中体会到其中的枯燥无味和难以克服的累赘。

要说哪本人类学入门书比较好，我私下有一个判断。逝者如斯，现代派的人类学已经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弗思（Raymond Firth）七十多年前发表的《人文类型》那本小册子，今天读起来竟然还是比较新鲜。关心一点中国人类学史的读者能知道，这本书早在1944年已由弗思的学生费孝通先生翻译出来，并由当时在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弗思大费先生8岁，2002年2月逝世，这时他已经101岁，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应是值得尊重的“百岁老人”。可在他的晚年，英国年青一代的学者不大理会他。可能是因为生在一个“尊老爱幼”的传统里，我对弗思尊敬有加。当然，弗思值得尊重不只是因为他老，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耐人寻味，他的《人文类型》便是这样的作品。《人文类型》以最为简洁的语言，论述了一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如此多样的学科，为我们了解人类学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绪论。

“什么是人类学？”人们可能以为，只要是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都应当能够一语道破。一些人类学家也“一言以蔽之”地对自己的学科进行简明的定义。在很多教材中，作者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说：人类学这门学科，就是“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这样的一个答案，不求甚解的人会放过，不小心的人则可能颇受它的诱惑，而深思的人则知道，它包含的信息量并不怎么大。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类的，难道都应当被纳入人类学吗？人文学的诸多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化创造、历史变化和世界观的。其中，最典范的是哲学，它包括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很像“人的科学”。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也是研究人的社会的。由此类推，政治学研究人的政治性，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本性和活动，管理学研究人的管理，等等。这么看来，说“人类学是人的科学”，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人类学到底是什么？这门学科到底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洞见？我们应怎样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价值？

从本意上，人类学确有一种“包打天下”的雄心，但恰好也是这门学科，又给了自己的研究一个严格的知识范畴限定。要说清楚这门不无内在矛盾的学科，就要知道这门“人的科学”曾以研究那些古老的“原始人”为己任，而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人的科学”与“原始人的研究”有何干系，难度其实不小。我之所以称赞《人文类型》，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位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从学科内部对人类学进行的全面阐述，它论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概况、内在困惑和内在意义。《人文类型》的正文分七章，每一个章节都有自己的主题，全书概要介绍了人类学家从七个方面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心得。这七个方面分别是：（1）种族特征与心理差别；（2）人和自然；（3）原始社会的劳动和财富；（4）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5）行为的规则；（6）合理和不合理的信仰；（7）人类学在现代生活中。弗思在书中引用的例子，不独来自西方人的社会，也不独来自非西方的部落与文明。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我将注重那些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的人民的习惯和风俗。我注重他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猎奇者看来比较新奇，也不只是因为这种知识对于在不发达国家工作的人大有裨益，而是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习惯和风俗。

无论一部入门之作能分多少章节，能包含多少内容，它所要讲述的人类学，就是弗思提出的“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间的相互理解。对人类生活方式进行的研究，时常要掉进决定论争端的旋涡。但是，分属不同阵营的人类学家们，都必须谈论弗思所涉及的那些方方面面。人类学家注重奇异风俗的研究，但他们追问的每一个问题，都牵涉到人类生活的一般状况。阅读弗思的《人文类型》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学家的工作，理解人的“身”（体质特征）和“心”（文化特征）怎样在人类学的探索中得到检视，体会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

弗思刚刚仙逝，但他和一代代人类学大师对人类学展开的广阔的解释和深入的挖掘，仍然是我辈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是，当我接到稿约，要我来写这本《人类学是什么》时，我犹豫良久，知道自己所能做的，最多只不过是赘言前人的成就。而当我打开电脑，开始文字工作的时候，又感到这一工作的难度。前人的论点，我不能赘述，前人的广度和深度，我难以达到。写这么一本新的小册子，也许只是平添了一种白纸黑字的商品，它有何学术意义？有何社会价值？即使不能达到前人的广度和深度，一本新作总要追求它的不同吧？！入门书不能专讲自己的意见，写一本入门书，要对受到学界公认的“一般学科知识”进行概要的介绍，要通过解答一个普通的问题，来论说自己对一门学科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的看法。怎样写一般知识的介绍才具有不同于一般的面貌？

除了这种种难题以外，我还面对一种更大的困境。这些年来的游学让我知道，人类学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叫法，现在欧、美、澳等地区，都普遍接受“人类学”这个概念，但人类学曾与民族学和社会学有过不解之缘，曾被称为“民族学”和“比较社会学”，而欧洲的“社会人类学”与美洲的“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差异，也同样令人困惑。在我们国内，不同名称并存，同时，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化学这些学科，在学术风格、研究对象和精神实质方面，与人类学有着诸多相通、互补和重叠之处。诸如此类的学科名称和学科关系复杂性，反映了人类学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中的特殊历史际遇。一本入门的小册子，不能纠缠这些复杂问题，因为那样可能会让初学者备受复杂问题的煎熬。然而，若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让人理解问题，不能让人感悟学科的特殊历史遭际，入门工作的意义实在也值得怀疑。

人类学前辈吴文藻先生曾说，用中国话谈论西学，必然已经对学科实行了“中国化” 。八九十年前，吴先生那一代人类学家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他们以为，语言的翻译，本身已经是本土化的过程了。现在，这个问题还被学者们与语言以外的问题联系起来。在社会科学规范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中，人们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夹杂其中：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要祛除西方中心主义，要找到本民族的“根”。于是，近年海内外的中国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主张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社会、文化以至政治。这种观点具备了“后殖民主义”的善心和力度，它针对的是欧洲理论模式在亚细亚社会研究中的长期支配。可是，“中国中心论”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分析、解释和判断的新洞见？“中国化”的学科是否真的能够避免话语的支配？写入门书，不是做创新工作。但在这样一个焦急地等待着一切答案的时代里，写这样一本书，也要面对以下难题：

·在过去四个世纪以来逐步被误认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西方概念，如何与它们发生的宗教—宇宙观环境联系起来？

·所谓“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何以在历史上成为“普遍的原则”，从而影响我们的跨文化交往方式？

·倘若要发展某些真正具备“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我们是否一定要像“后殖民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不断重复论证西方帝国主义相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话语关系？

·诸多中东、印度、东亚的社会科学家，在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权力问题之后，提出要对社会科学实行本土化。可是，“本土化”意味着什么？

种种问题的提出，给中国人类学家带来了挑战西学的新机遇。然而，这不等于说，中国人类学家已经提出了一种替代西方人类学的模式。与西学一样，我们的学科，向来也存在一个眼光局限问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我们对于“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的追求，往往与民族的自我振兴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忘却了老祖宗历史上曾经有过种种“天下观念”，忘却了老祖宗也常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世界性的哲学。前辈曾以为，将古老的、封建的“天下观念”让渡给现代的“民族意识”，就能自动地缔造出一种自主的人类学。结果，我们悲观地看到，局限于本文化的“理论”，很难成为“理论”，即使成为理论，也很难得到接受。欧洲社会理论，只能解释欧洲那个个别的文明。而中国的本土理论，能否解释一切，一样需要得到质疑。

在整个20世纪，为了跨越现代文明的局限，欧美人类学家走遍天涯，去寻找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克服社会理论的自我限制。人类学家将这种研究和思考的方式，叫做“他者的目光”。“他者的目光”有它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因此不需要这种眼光？中国人类学曾用“本己的眼光”，用“本我族类的眼光”，来论说人类学，将这门学科本土化为一门以“我”为中心的人类学。越接近人类学一般知识的原貌，越使人怀疑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于中国的意义。人类学家要做的恰好是从“非我族类”中提炼出理论的洞察力。这样一种普通的、一般的、平常的“人类学常识”，包含着特殊的、不一般的、不平常的意义。这种不平常的意义，显然能提醒我们关注被我们忘却了的过去，提醒我们重新拣起老祖宗的“天下观念”。于是，这本《人类学是什么》意在说明这一“人类学天下观”的来历、表达方法与意义。

说“他者的目光”重要，不等于要说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的一切。我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相对主义者，同时是一个社会认识论的普遍主义者。这两种观点，这两种心态，似乎存在着立场的对立。然而，我能理解它们的统一：一个人类学家若不能相对地看待他人的文化，就很难理解这个文化；他若不能理解实践这个文化的人也是人，就很难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类学是什么》这本书，要尽量表达相对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要从一般的人类学出发，进入“他者的目光”，再从“他者的目光”进入生活方式的“常识”，从这些“常识”进入社会构成的原理，再转入学科在知识互惠中的意义，最后论述人类学的基本认识与价值。这样做不是我的发明。那些为这种特定的人类学做出贡献的一代代中外人类学家，使具有我欣赏的那种学术风格的存在成为可能。我这里说的“我”，因而就是“他们”——我在正文里将要不断提到的那些名字。

[1] Edmund Leach.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Font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