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近代人类学

欧洲发达国家近代文化的经验，催生了当时的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差异的研究，而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为种种研究提供最为方便而有效的方法。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生物学进化论的沿用，使人类学家将世界划分成有智力高低的生物界，而这种智力高低的生物界又与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观念完全对应起来，成为社会和文化的进化论，影响了整个社会理论和人类学的发展。进化的理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它包含着一种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思想。当时的西方人类学家简单地把英、法、德的穷苦农民与欧洲以外的其他民族等同看待，视他们为低级的古老文化。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将这些文化排列组合成一定的时间顺序。这样一来，早期西方人类学对于“他者”的论述，就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等级主义的烙印。

西方人类学形成的过程，与西方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同步的。近代的世界围绕着逐步由地中海文明推及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体系，形成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等级体系。这一体系与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以“礼尚往来”为主要手段来维系的，而是以贸易、军事征服和政治诱导为基本方式构造出来的。在这种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学，必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同时，近代以来在西方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化，也对应着欧洲国家内部的部门区划。例如，近代西方的历史学阐述一个民族国家的“自传”，政治学对应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经济学为这个民族国家的市场和财政提供发展的依据，社会学与它的公共政策、民政、社区服务等等形成密切关系。近期西方人类学史研究说明，近代人类学缘起于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那个时候，人类学也曾经服务于西方的某些部门，特别是与殖民政府对殖民地的统治有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的分工，正好也说明这门学科与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某种难以割裂的关系。

现代民族国家与学科体制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19世纪中叶表现得最为明显。要了解这一点，不妨一读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开放社会科学》，书中讲述了19世纪时大学内的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是怎么来的。 华勒斯坦的观点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内外事务的专业化有关。我自己也觉得，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对中国来说虽是后起的“舶来品”，但是华勒斯坦的分析，也能适用于人类学史的剖析。中国最早的人类学引入发生在1926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写成“说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篇文章；再早更可以追溯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更早也有中国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游历欧洲时写下的见闻，也富有人类学的色彩。他们共同关心一个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罗马帝国会分裂成众多小国？当时，他们没有问到为什么这些小国反而更加强大？他们只是在罗马那里大发感慨：要是罗马帝国还是那么强大，那么大清帝国岂不是要灭亡了。其实，根据华勒斯坦的研究，所有这些学科，历史学、财政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知识体系的兴起，都是欧洲的那些“犬羊小国”（相对于帝国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产物。只有人类学是处理外部事务的产物。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都是欧洲征服的对象，你怎么治理和看待这些国家，所以人类学在大学也就应运而生。在中国19世纪末期产生西方人类学翻译和引介事业，与欧洲人类学的兴起过程背景有所不同。对于欧洲来说，民族国家的内外事务是核心问题，而对中国来说，重要影响主要来自“天下”在民族国家时代面临的内外危机。 r4zaTeywz4zZB66iM4Zy81U1gvovm6bAysGuD//OoXkZROB4pTjGAM+mMzLxLT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