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的“发现”

融入文化接触之中认识自己的群体、进而获得对自己的文化的自觉，这种做法的历史很久远。一些原始部落的图腾制度，就是通过诸如“熊”图腾与“狼”图腾的区分和联系来对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加以强调的。人类学家主张的“他者”的视野，可以说与他们关注的原始图腾制本身有很多相近之处。他们像原始的部落人一样，关注自己在一个“非我”的人文世界中的自我形象。原始部落的图腾制度，向文明社会的转型，给人的群体的自我认识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史前社会中，群体的自我认同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古老的人类群体，大多以动物来形容人自身，对他们密切接触的非人世界怀着既尊敬又恐惧的双重心态，对其他群体也经常用凶猛的动物来加以形容。到了早期文明时代，“人”区别于动物的心态发生了，占支配地位的群体通常将自己形容成“人”，而将其他群体形容成动物。古人说“人者仁也”，意思就是说“人”就是由一些个体的人组成的道德秩序群体。“仁”的观念包含着远古时期的一种社会理论，它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但是，这种社会性的观念，是有它的特定文化局限性的。

老祖宗经常将这种意义上的“人”当成是“我们自己”，对于别的民族群体，通常用非人化的“蛮”等等来形容。“他者”在这里主要是相对于有了“仁”的文明，而“仁”的观念本身意思就是说，有了文明的道德秩序才算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中原”和“华夏”这些概念大抵是在与周边的蛮、夷、戎、狄的对应下产生的。老一辈中国人类学家很重视民族史的研究，他们关注我们历史上的族群之间互动、冲突、融合的过程，也关注民族之间分分合合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动态图景与民族关系变化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文明体系内部文化之间相互区分和联系的历史，而这一历史本身，曾被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称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作为一种理想，“多元一体”确是人类学家说的“文化的互为主体性”的表现。类似的“人”与“非人”、“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分和联系中，确实含有人类学思想的苗头。可是，这种思想长期以来也被表达在我们老祖宗有关“礼”的论述中。

“礼”是从原始的互惠交换中脱胎而出的行为哲学，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包括族群）、阶级与阶级之间交往的总体社会逻辑。这种逻辑本身，也是一种政治仪式的实践，因而不单纯是一种对于文化的互为主体性的学术探索。历史上不乏记载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资料，这些文献记载着我们中国人表达的对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看法。例如，司马迁《史记》的外国列传的记载与现代人类学的民族志记述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不少人类学家认为它是人类学思想的源头之一。不过，如果深入研究文明史中的文化观，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古代的民族文献与现代人类学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就有“大民族主义”这一面。所谓“大民族主义”，指的就是对“非我族类”的偏见。这种偏见里头或许能宽容些许文化互为主体性的因素，但是它的等级色彩很浓，与我们历史上处理民族之间关系的朝贡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的是边缘与中心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是由军事、朝贡制度、礼仪制度和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来维系的，因而不单纯是一种学术的论述。

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之一门的人类学，在其学科的发生之初，也带有这种文化等级主义色彩。我们知道，西方人类学的原初观念大致是在15世纪以后逐步孕育出来的，跟西方探索世界、对外扩张的历史分不开。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他的发现是个误会，但却促发了欧洲把握整个世界的欲望。从那年起到19世纪中叶，欧洲探索世界的努力不断。在这过程中，探险家们亲自面对了很多不同于自己的人群，对他们产生了兴趣。在那几个世纪里，将“蛮族”当成欧洲社会的“乌托邦”，用“野蛮人”来想象理想的秩序，是一种流行的做法。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人类学的早期思想取代。那时，人类学得到了系统的阐述，是因为那个时代突然出现某种以科学为基调的文化等级论思潮。人类学史专家斯托金（George W.Stocking Jr.）在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的论著中指出，19世纪的人类学主要是进化论支配下的人类学，而这种人类学是在当时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 ^[1]

19世纪的上半期，文化的等级高低，成为政治家、学者和常人热衷讨论的问题。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很多人从王权观念界定中的人的等级观念中解放了出来，开始拒绝以人的世袭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等级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开始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国内文化的等级高低。说得明白一点，当时的英国人在工业化的成就中看到了英国民族的“辉煌”，同时，在不断被侵袭的农村中，他们又看到了很多与正在成为主流的“资本主义精神”大相径庭的生活习惯。在都市中，理性的新式基督教，显然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在英国偏远的农村，妖术、巫技等习俗却还很流行。此外，被传统制度制约着的亲属关系、两性关系，也与都市的大社会完全不同。那些致力于启蒙民智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国内的状况下解释文化差异的紧迫感便油然而生。

矛盾的是，在启蒙哲学家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对于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有着很多美好的想象。到19世纪，随着欧洲的世界性扩张，使一大批商人、探险家、海盗、传教士、学者有机会亲身看到了人类的种族与文化差异的面貌。这些走向世界的欧洲人，堪称第一批业余的人类学家，他们从欧洲出来，看到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种和文化，其中，有的种族长得像人又不像人，文化非常低下，能说话但不会写字。在非洲的热带，他们发现了很多黑人，一丝不挂或只挂一丝，社会生活处在“野蛮状态”，难以与文明风范相比。他们中有的到了中国、印度、埃及，发现这些地方的文明非常发达。像启蒙哲学家告诉他们的那样，这些国度确实有值得西方学习的地方。但是，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欧洲人，却再也不能忍受这里的官员和人民的烦琐礼仪和缺乏效率。怎么样看待种族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别？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对这些文化进行年代和价值的判断，造就了一种文化进化的思想。 Hsec1qpRKPHFtjsqyQqRpMWAcgqGjnu6fsJrcdfBopAC9AtVJ+1Ux8QNum7tKk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