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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科学，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理论，都要追求反映事实本身，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求真”。研究人类及其造物的人类学，对于人类的“真相”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地加以关注。在这门现代学科中，从自然科学延伸出来的论述很多，人类学家曾用物理学的解释模式来看待社会构造，也曾用生物学的解释模式来推论人的身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发育历史。可是，与真实的人接触得越深、越密切，人类学家对于从研究物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认识论模式就会越来越失去信任。人类学研究的是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其他人的“真相”下定论？从学者个人的层次看，这个问题牵涉到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如何在人类学中得到尊重的问题；从学术的文化传统层次看，这个问题又牵涉到研究者所处的文化传统能否被用来推论出一个普遍的人性论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的人性论经社会科学规范学科的“普及”，已经深深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最近写了一篇长论，号召人类学家对西方人性论展开“考据学的揭示”。
在这以前的人类学当中，并非不存在不加反思地推延西方人性论的做法。可是，更多的人类学家也能像萨林斯那样，对于近代文明的世界进程采取审慎的态度。经过漫长的跨文化旅行，人类学家通常能回过头来思索一个逐步被淡忘的问题：在人生活的社会中，什么时候“真”的东西真的离开过人们对于善和美的追求？当真离开善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是不是真的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抵达了一个自由王国？如果说对纯粹“真”的追求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几百年历史中被普遍化了的西方式信仰的话，那么，人类学家所要指出的，正是对纯粹的“真”与置身于社会的善和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极不正常的社会中，这三个东西才是分离的。
说“真善美”三位一体，不等于说我们要用道德和艺术来取代学问，而无非是要指出：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真、善、美的结合方式构成不同的解释模式。过于强调人类学对于“真”如何决定善和美——社会中的道德伦理体系和文化创造体系，会忘记一个真正的事实：对于“真”的追求，往往与犹太—基督教的“恶”的人性论难以分割。而追求纯粹的“善”和“美”，同样使我们忘记社会中的道德伦理体系和文化创造体系，隐含着值得我们去认识的真相，它们是人的造物——世界先于我们存在。怎样面对人类历史那数百万年以来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难以解答的问题？优秀的人类学家在他们的体会式理解中寻找着一个深刻的教诲：尽管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文明的冲突，但如何采取一个“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来观察我们人自身，是我们接近人的“真相”的必由之路。如果能这样理解人类学，那么，我们对“人类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个妥当的理解。
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他们要同时关心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和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怎样使这样的学问同时进行真相的揭示、道义的延伸、创造的显现？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一不算太短的时期里，人类学家以为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够暂时满足那个尚未实现的愿望的“窍门”，他们沉浸于深深的思索中，用一种对不同文化的富有意味的描述来表达人的面貌。我们将这种思索叫作“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而且认定这种学问是人类学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