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夫人的小屋

提到肖斯夫人的住处不能不提到她如今大名鼎鼎的邻居，巴拉克·奥巴马，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曾经毛手毛脚的青年教师。“巴拉克把家安在海德公园了，这回咱的社区福利有保障了”，父老们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可是，远处分明停着两辆警车，可能是白宫特勤处的小伙。目睹这一场景，他们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心想：“我们可是防火防盗防你们呀。”

这当然只是我幻想出来而不曾目睹的一幕。肖斯夫人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房东，住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校园东北的爱丽丝街（Ellis Ave）上，1998年秋天我出国来到芝加哥住进海德公园（Hyde Park）的时候，奥巴马先生还要到十年后才上任，同一个地点还断没有如此欢快的气氛。相反，我倒是听说了这里前两天刚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抢劫案件……目测了肖斯夫人的小屋和大学教学区的距离，也就两三条街，这么近，我一大小伙子估计也没啥，想想一咬牙就搬进了她的小屋。

肖斯夫人是黑人，用“政治正确”不带歧视的话来说，是非洲裔美国人。她当医生的丈夫很久前就去世了，自己独自住着一座“汤耗子”（townhouse）式样的小洋房——在来美国之前我肯定被这样的图景振奋了，小洋房，那还用说，在国外的房子自然是“洋”的，我自小一家人18平米，上了学都是学生宿舍，也没住过一间自己可以控制啥时熄灯的房，这变化不可谓不大；看上去，房东老太太也正合乎此前中国留学小说里的形象——“我房东我房东”自豪地挂在我的嘴上，以后咱终于用不着新东方疯狂李阳新概念，也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见缝插针地人际学习英语啦。

海德公园所在之处叫作海德公园—肯伍德（Keenwood）地区，前者是这一区域所在行政区划的名字，后者的由来大概是它包含的主要街道，肯伍德大街。这一地区素来以非洲裔美国人的犯罪活动而著称，据说，常常一街之隔就有性命之虞——不怀好意的老生——他现在已经是“长江学者”级别的著名教授了——奸笑着告诉我。于是，从肖斯夫人的小屋走出来，从此我有好长时间都对静悄悄的大街心惊胆战。

刚到芝加哥的头几天，时差还没倒过来。坐过长途飞机跨国旅行的人都了解，有时候那真是一种比受酷刑还难受的肉体倦怠，浑身哪儿都不对劲儿。那时候我对小屋的构造既不了解，也没精神头儿去琢磨——弄点吃的最要紧，好不容易手忙脚乱把菜炒好，已经困得把炒勺都丢在火炉上了。

肖斯夫人的家具有些岁数了，厨房里也常有些隔年的奶酪、火腿之类，东西朝向的小屋在朝阳加西晒的状况下，总是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气息，更加使人昏昏欲睡。这样呼呼睡了几天，有天夜里，我忽然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肖斯夫人，正推开门向我的屋里张望；因为她黑黢黢的肤色，黑暗中基本上看不出人形，只有她的眼白转动着，发出微微的亮光。

你——你的什么的干活？

对不起，我实在记不清当时我说的是英语还是汉语了。设想你第一次出国，半夜一觉醒来，遇到这种情况，情急之下该说什么语言呢？

同样，我也记不清肖斯夫人如何回答我的问题了。

多少年之后，我开始明白她这么做的心态。肖斯夫人的丈夫去世已经一二十年，这段时间她一直是一个人住的，轻易没有居委会大妈来拜访，大概青年学生房客和她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老年人独自住着这么大一幢房子，心里不踏实大概是一定的；寂寞这东西就像毒瘾，只会越陷越深，不会轻易自愈。肖斯夫人据说有个儿子，住在遥远南方的某处，可是除了听到他和他娘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之外，真神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说到她家的电话，不能不提到它的特别之处，反正也没什么人给她打电话，肖斯夫人就通知电话公司断了线，保留最基本的功能，只能打进不能打出。

家里倒是还有另一部电话，既可以打进又能打出，可那居然是一部投币电话！

在美国这么多年，在私人家里安装的投币电话，那是我看到的唯一一部。我也不清楚，现在诸如打进不打出这种业务还有没有了，想来，大概是从前的坏小子房客们总欠电话公司的钱，弄得肖斯夫人不厌其烦，久而久之，她就想出了这么一个绝招：禁止房客们再借用她的电话，要和女友煲电话粥就得准备一大堆硬币。这部AT&T的投币电话想来有年头了，设备从来没有更新过，而且是那种没有按键，需要一圈圈拨号的老式电话，在当时的中国都已经不太容易见到了。一手拎着听筒，一手投币，还要完成听音拨号的复杂动作，难度那是相当的大。没有想到，就是这部电话后来给了我一个大难题。

问题的缘起还是和肖斯夫人小屋的状况有关。

和咱这里一样，美国房屋租赁“几大件”的标准是很清楚的，这标准里面自然也包括了冰箱，可是她分拨我使用的冰箱别的还好，就只有一个毛病——不制冷。我埋怨了几句，肖斯夫人于是仔细地研究了它的构造，得出一个结论，机器没毛病，就是门关得有点不太严实。终于有一天早晨，我被楼下“哐哐”的声音吵醒了，原来是老太太一遍又一遍地摔打着冰箱的门，想把它牢牢地、一劳永逸地关上；我百般劝说没有效果，只好戴上耳机上楼去了，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肖斯夫人把冰箱的门用布基胶带（duck tape）——一种非常结实的家用灰色胶布给粘上了。

这样一来冰箱倒是关上了，但是，先不说每次打开冰箱都要费牛劲儿；有关得太牢的门捂着，本来那点微微的寒意不知怎么反而没了，里面的东西全都捂馊了——我只能暂借老太太自己的冰箱，她的冷冻格强大无比，我的牛肉进去没一会就成了冰疙瘩。我急着出门前把饭做好，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快速解冻，加上时差影响的脑袋还昏昏沉沉，像是心慌没什么主意，只好把冻得像铁一样硬的肉放进热水里去，马马虎虎浸一浸就操刀来砍，谁知道没能彻底化开的冰肉像镜子一样滑溜，这一下失手，就把手指肉削下来了一小块，血流得像是止不住。

接下来怎么办呢？打电话叫医生？那时的我到美国大概不到一星期，连硬币的种类都分不太清，翻出兜里仅存的几个硬币，心想着没料到在国外第一次给洋人打电话居然是因为这个缘故。可是，这部罕见的电话对于双手协同的操作要求太高了，我用脖子夹着听筒，受伤的手指自个掐着自个儿，闲着的那只手开始往里塞钱，手忙脚乱地就是塞不进去。

肖斯夫人的叫喊现在我记得还很清楚：“不对，年轻人，是两毛五（quarter）的，两毛五的！”

从那次“亲密接触”后，我知道了肖斯夫人故去的丈夫是个医生，而医生在美国是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肖斯夫人教给我石破天惊的知识，和我同样当医生的母亲传授的截然不同，就是止血可以用凉水来冲——大概这里的自来水卫生状况尚可，不至于引起破伤风。她的屋里，显然还保留着大量医生早年留下的痕迹，整排整排的文件柜，里面整齐的想必是患者的医疗档案；更重要的，家里的一切用具都还是很讲究的，看得出来够中产阶级的水准，整套的老式家具加上一应俱全的各种过时电器，至少是二十年前的出品了——过时归过时，它们几乎没有怎么使用过，一切都透着那个年代的时髦劲儿。

无论如何，我对美国人生活的熟悉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的熟悉不仅有直感的物况，还有浸透在这物况中的浓浓的人情。

只是一切的一切蒙尘已经很久了，无论是小屋里的陈设，还是肖斯夫人自己的表情——像是坐了时空列车回到了过去。我非常好奇的是她面积不小的起居室，很大的餐桌已经很久没有用来吃饭了，而是放着数不清的小泥偶，每年的节假日里，美国人的家庭都会买这些玩具来装点气氛，圣诞小屋的模型、美国历史上的人物、卡通角色……从这些玩具的数量来看，它们的寿命可能不短了，自从这间屋子的男主人离开后，它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位置，越是靠里面的就越是陈迹斑斑；整间屋子充满了这样那样的装饰物和纪念品，它们显示出这屋子里曾经有过的人的活气儿，可是，一切都像楼下的冰箱和电话那样，功能老化了，甚至永远停止了自己的运转。

切指事件之后我和肖斯夫人显然拉近了距离。我不仅了解了肖斯先生的事迹，而且还知道了肖斯夫人对她儿子的不满——肖斯夫人切断电话看起来和他大有关系。我费力地听着老太太带有亚特兰大口音的英语，眼前仿佛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一部美国黑人家庭的历史：在五六十年代，年轻的肖斯先生携家带口来到了芝加哥，那正是战后民权运动兴起的时期，南方黑人向北方的大迁徙（Great Migration）给中西部的城市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黑人所需要的廉租房却是白人的噩梦，它使得海德公园这样原来称得上是高尚社区的城郊出现了白人的大撤退（White Flight），也让种族隔离的趋势愈发明显，55街以南，就是称得上是“学术修道院”的芝加哥大学，55街以北和60街以南，却是黑压压一片基本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社区，那里潜在的暴力犯罪，让大学的学生轻易不敢在夜晚独自上街散步。

这一切从外表却是轻易看不出个究竟的。一个初来乍到者，多少会被林荫小道下的整齐住宅所吸引，那里的建筑见证着这一地区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建筑内里的生活却可能是暗淡无光的，几家欢乐几家愁。自从她的丈夫撒手西去，肖斯夫人便独自在这样的小屋中活着，她的时钟在80年代的某一刻突然停住了，现在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每周一次风雪无阻地推着小车上北边那条53街的食品店购物。肖斯夫人步行的活动半径，和宜家家居、无线通信、Internet以及一切时髦的东西无缘，她的灵魂像是永远留在了上个世纪。

不，你说得不对。我有驾照的，我还有汽车。

不知这是记忆的碎片还是时光流转的“插叙”，我仿佛又听见了肖斯夫人的喃喃自语。那一刻是真实的幻境，老太太似乎为了证明她刚才这句话的正确，掀开地上的一扇盖板，拉着我的手径直向地下室走去。我大吃了一惊，从来不知道地板下面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更让人吃惊的，是地下室里居然有一部白色汽车，就是从没见她开过。汽车的式样像是《午夜牛郎》一类电影里的了，尖头的造型仿佛很酷的爵士歌手穿的火箭皮鞋一般，足见其老，而成色倒是很新——它一样也蒙着很多灰尘。

最奇怪的是，它究竟是如何开进地下室去的呢？ Q9x38R8nBca597xVS9ksXxdDDmodltJiqTjpfB6vHAy40tpeiREuSqfvjHehsK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