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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友彬教授曾专门撰文讨论我国心理治疗与咨询发展的几个阶段。他认为，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比发达国家（如美国）至少落后了半个多世纪。他根据对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把我国的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分为空白、准备和初步发展三个阶段 [11] 。详见表1.1。
表1.1 各历史阶段公开发表过的论文数
据有关文献记载，1917年，在美国的职业指导运动的影响下，我国的有关人士曾在江苏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组织，开展职业指导，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和介绍职业等工作 [5] 。在进行心理测量方面，工作也开展得较早、较多。约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已有一批心理学界、教育学界的人士开始从事心理测验的编制、修订和测查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已有专门的《测验》杂志创刊，并出版过20余种有关书籍 [12] 。但这些工作还不是当今我们所说的咨询工作的主流。据记载，只有心理学家丁瓒曾在某工厂医务室做过心理咨询工作，但未留下多少文字资料 [11] 。
1949年以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不同的时期发展状况不同。结合钟友彬先生的阶段划分法，本书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我国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启动阶段（1949年至1965年）、空白阶段（1966年至1977年）、准备阶段（1978年至1986年）、初步发展阶段（1987年至今）。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黄嘉音曾在精神科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及其他有心理障碍的病人，尤其是少年儿童病人进行了心理治疗尝试，并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陆续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几本有关著作，对其工作进行了总结。如《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1951年）、《儿童行为反常精神治疗实例》（1952年）及与粟宗华医生合著的《自以为是皇后的女孩：变态心理治疗一则》（1951年）等。遗憾的是这些书大部分目前只能从心理学书籍目录中看到，而很难找到原书了。在所能查到的《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一书中，从作者所举的治疗实例可以看出，黄嘉音先生尝试采用心理学原理对病人的病因进行分析和解释，对病人除采用支持、鼓励等方法之外，也对其家人提出要求，如表扬病人的好行为，对其不好的行为不予注意等，取得了一定疗效 [13] 。黄嘉音先生的工作，在当时的中国意义重大，尽管不很完善，但毕竟是尝试性地迈出了第一步。
启动阶段中，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关系最密切、影响最大的工作，应属神经衰弱的快速综合治疗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西方式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受到冷落，未能开展。从1955年至1964年，中国的医学心理工作者开展了针对神经衰弱而施行的“快速综合疗法”。“快速综合疗法”结合医学治疗及体育锻炼（如学习太极拳、气功、跑步等），采用专题讲座和小组讨论的形式，给病人讲解有关神经衰弱的知识，讲解治疗方法及作用机理，说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要求病人合理安排时间，采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及自身的疾病。这一时期有许多文章和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都说明了这一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14-17] 。后来，这种疗法也应用于精神分裂症、高血压病及其他一些慢性病之中 [18-20] 。
一些作者还撰文探讨了心理治疗及人的认识活动在“快速综合疗法”中的作用 [21，22] 。这一时期推行“快速综合疗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心天、王景和、李崇培等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心天先生将此法作了总结和提炼，称之为“悟践疗法 [23] ”。
“快速综合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只是由于受到苏联的学术影响，对神经衰弱的病因及治疗原理的解释是以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系统类型的分析学说、条件反射学说等为主进行的，其中的心理治疗只是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内容出现，且治疗内容未能超出鼓励、要求、保证的范围，这是其最大的缺憾所在。但由于它对神经衰弱等慢性疾病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疗效，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因素及心理治疗的重视。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心理学同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受到了批判，被看作是伪科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则更成为被嗤之以鼻的渣滓。当时，政治思想工作代替了一切，凡事均以政治为纲进行比较与衡量。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时间完全停滞不前，堵死了发展之路。
但是，“坚冰下面亦有潜流”，由于在工作中发现和意识到心理治疗的重要意义，钟友彬等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秘密尝试采用心理分析疗法对某些神经症病人进行治疗。此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们的工作才在上述基础上得以一步步正式开展起来。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事业重新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1979年起，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正式的刊物上。虽然发表的数量不多，但毕竟打破了过去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一时期从文学界到心理学界，都有人开始着手选题、翻译出版许多西方心理治疗大师的著作，如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霍妮等人的著作。
从学术活动方面看，中国心理学会于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恢复活动后，于1979年成立了“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这一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的医学心理学学术年会，每一届都有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报告和经验交流、研究探讨，这对全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中，全国一些城市和地区开始举办了不同规模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讲习班。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行为治疗家及心理分析治疗家也曾前来访问并讲学。这些培训班及讲学内容多为某些治疗的基础理论及基本技巧，且时间较短。但这种启蒙教育使参加培训者开阔了眼界，为其进一步的学习与实践打下了基础。
1983年，河南省心理学会在组织心理治疗培训班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并发表了《心理治疗参考资料》文集两本。其中收录了我国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面的先行者们的治疗案例、报告、经验交流、文献综述与理论方法的探讨文章若干篇。万文鹏、刘协和、陈仲庚、董经武、梁宝勇、鲁龙光等人的文章都被收录进了这两本文集之中。
经验的提炼与理论的探讨源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些精神病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及上海、北京的一些高校相继开展了这项工作。在医院中开设心理咨询门诊比较早的有北京的钟友彬、南京的鲁龙光、广州的赵耕源等。在高校中，开展这项工作比较早的有北京的张伯源等。在这一阶段的实践活动中，多数参加门诊咨询的人员采用的是支持性疗法和行为矫正的方法。个别有识之士如钟友彬、鲁龙光已开始踏上了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心理分析、疏导等方法的历程。虽然从整体上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的开展仅限于几个大城市之中，且咨询与治疗工作的水平也有限，但仍在心理学界、精神病学界形成了较大影响，为此项工作在下一阶段的初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以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事业在我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进步首先表现在大的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心理咨询门诊，重点大专院校大多开展了这项工作。一些单位和部门还成立了心理治疗与咨询中心。至20世纪90年代，不仅在大城市中有心理门诊服务，而且许多中小城市，甚至在个别乡卫生院也开展了此项工作。
1987年，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论文首次超过了10篇，以后连年递增，且文章的质量与深度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此外，从1987年起，除翻译出版外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面的有关著作之外，由我国专家自己著述及编著的有关著作陆续问世。在这些专著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钟友彬的《中国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1988年）和鲁龙光的《疏导心理疗法》（1989年），这两本书都是在作者多年心理治疗实践基础上写成的，将西方有关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中，总结出了各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其模型虽不够完善，但在建立适合我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模型方面起到了开创作用。尤其是钟友彬先生的认识领悟疗法，被国内的心理治疗工作者所仿效，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在这一阶段中，全国性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培训班不仅次数增多，而且培训内容加深，泛泛的、一般基础知识式的培训内容已不能满足需要，出现了许多专就某一疗法而开设的讲习班，并有治疗演示。许多讲习班有外国专家参与讲授或主讲。影响较大的讲习班，如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是由德国汉堡科学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在两位热心于提高中国心理治疗水平的德国女士席佳林和玛加丽的积极活动下而举办的。此讲习班于1988年、1990年分别在昆明和青岛举办了两届，今后还将继续办下去。
在参加1988年举办的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中国学员和德国专家的倡议和推动下，经过两年的筹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一个分支——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于1990年11月在北京成立。1991年年初，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又一分支——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成立。这两个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分别举办了全国性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学术交流会，使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首次成为全国性学术交流会议的主题。此后，1992年9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组织的全国首届森田疗法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成为第一个单独举办的有关某一种治疗方法的学术会议。在这些学术交流会上，有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已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此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从1991年起，在北京组织了心理治疗个案讨论会，定期召开，每次就一个个案进行较深入的讨论，提高了自身的专业水平。上海市卫生局指定上海医科大学等单位负责培训心理门诊的人员，每年定期进行这项工作，经过培训的合格人员才能上岗开展门诊服务。这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心理门诊的质量，推动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业务在上海的发展。
1991年，我们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在其临床实践中的理论取向主要有行为疗法、折中主义治疗、心理分析、认知行为治疗和患者中心疗法。其中，钟友彬的认识领悟疗法和鲁龙光的疏导疗法也占有重要位置 [24] 。这项调查还表明弗洛伊德（S.Freud）、罗杰斯（C.Rogers）、沃尔朴（J.Wolpe）、埃利斯（A.Ellis）、贝克（A.T.Beck）和美籍华裔心理治疗家曾文星是我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所推崇的国外心理治疗家 [24] 。这些结果表明，我国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已开始掌握当今世界心理治疗的几种主要理论与方法，并对这一事业的发展方向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事业在我国的蓬勃兴起，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如何保持这一发展的良好势头，使我国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事业向着更新更高的层次进军，是值得有关人士深思和努力的。毋庸讳言，在这项工作中，目前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我们在开展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方面，缺少必要的专业训练。在美国和欧洲，对于开展这项工作的人员是有严格的专业要求的。如美国要求专业人员具有临床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家）、哲学博士或教育学博士（咨询心理学家）的学位。相形之下，我国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目前我国已有人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了，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心理咨询门诊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开设的，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开诊者至少应受过专业培训班的训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等国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曾要求以法律形式规定从事此专业人员的专业资格，因为他们认为一些江湖骗子打着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幌子在败坏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名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问题也会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1990年至1992年中国心理学会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几经讨论，已草拟了一份卫生系统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条例，刊登在1993年的《心理学报》上 [25] 。希望这一条例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由于缺乏系统培训，我国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对某些难于治疗的症状感到棘手。对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例如分不清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区别，把良好的服务态度加上给予来访者一些关于疾病的知识当作是在做心理咨询工作；把对群众宣传普及心理卫生方面的知识讲座当作集体心理治疗等。张伟俊曾撰专文讨论过上述问题 [26] 。现将他对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咨询相区别的观点总结在表1.2中。
表1.2 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咨询工作的区别
第二方面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尚缺乏自己的专业刊物。随着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的进一步的发展，应创办必要的专业刊物，以便有关人员了解国际、国内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新进展和交流经验。这将有助于专业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部分弥补专业训练的不足。
此外，对此项工作领导重视不够，各方人士理解不够，这是广大专业工作者所面临的现状。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是物质条件欠缺、来访者及亲友对此项工作看时有误解等，常常困扰着专业人员。一些发达国家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事业，也曾面临过相似的困难，这是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的专业工作水平还不够高，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宣传不利，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因此，努力提高专业工作水平，大力宣传此项工作，是改变现状的重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