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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Pope）指出：“会谈是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的对话式交流 [1] 。”马塔若佐（Matarazzo）进一步指出，会谈是“为达到预定目标的两个人或更多的人之间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是通过言语的和非言语的形式进行的 [2] ”。会谈的确是一种交流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对于心理治疗工作来说，每一次治疗都是一次会谈。治疗可能由几次会谈组成，也可能一共只有一次会谈。这种会谈最初都是由来访者前来寻求治疗者的帮助开始的。
在心理治疗工作中，人们很重视会谈技术。有人说高超的会谈技术是与生俱来的，也有人说是后天习得的；有人说这是一门艺术，也有人说这是一门科学。无论怎样说，会谈都是包含许多知识、技巧的一门学问，值得专业工作者去学习和钻研。
治疗中的会谈比简单的交流复杂得多。这一点相信人们都能看得很清楚。会谈不仅仅是要交流信息，会谈还是一种具有特殊距离的人际关系。这就要求治疗者要有敏感性、洞察力等各种各样的能力和技巧，因为当你面对来访者时，你会遇到性格迥异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截然不同的社会经验、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尽管人们在学习会谈技术时，多次强调倾听和理解对方在交流中的重要性，那些过分紧张、缺乏经验的治疗者还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讲话上，而不是放在去听别人说话上。尽管在学习会谈技术时，已了解到会谈中治疗关系的重要意义，学习了会谈中的某些技巧，治疗者仍常常把过多的精力投放在注意对方某句话说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应该怎样反应和“下面我该说什么”上。还有某些治疗者则全神贯注于对自己在会谈中行为表现出的紧张、焦虑情绪上，如：“我刚才说的，他会不会那么想？”而忽略了来访者本身。这些问题表明治疗中会谈的复杂性，说明治疗者仅凭自己过去的经验和学习得来的知识还是不够的，还得进行大量的实践。会谈不是纸上谈兵，也没有某种方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有关会谈的理论与技巧要在实践中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治疗者在会谈中才可立于不败之地。
前面我们提到过，心理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来访者，使之产生某种改变。治疗是由一次次会谈组成的。不同的会谈可能有不同的目的与作用。心理治疗中的会谈如按其作用划分，可分为收集资料式会谈、诊断（或评估）式会谈、心理治疗式会谈。
收集材料式会谈是会谈的最基本形式。治疗者对每一位来访者都要做这步工作，这是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前奏。收集资料式会谈就是要了解来访者都有哪些需要帮助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他自己怎样看待这些问题，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各种人物、条件、环境因素都有哪些，与来访者的性格、个人生活环境、经历等是否有关等，这些都是治疗者需要了解的内容。此种会谈通常在治疗者与来访者的第一次会谈中进行，一般占用一次会谈即可，也可能只占一次会谈中一半的时间，但有时治疗者需要更多时间来了解来访者。这种会谈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收集与来访者问题有关的资料、信息。因这类会谈为治疗之始，治疗者同时还需注意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诊断式会谈的目的首先是要区分来访者是否适合进行心理治疗，其次是要分清来访者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什么是对方的主要问题。此时，治疗者在收集对方资料的基础上检查各种假设，必要时可借助于心理测验或问卷以便做出更为准确的诊断。与此同时，治疗者还需注意继续建立和保持与来访者的人际关系。
心理治疗式会谈是要帮助来访者产生某种改变。这类会谈本身就可以起到影响来访者使之产生改变的作用。此时治疗者要运用不同的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技术与方法达到这一目的。这是心理治疗中耗时最多的一类会谈。在这类会谈中，治疗者仍要继续发展与来访者的关系。
在心理治疗中，有时来访者只需要治疗者向他们提供某一方面的信息（如教育与职业咨询），但这种情况较少。因为这常常涉及做出决定的问题（如需要治疗者进一步帮助他们做出某种选择），这也就属于第三类会谈的内容了。
在心理治疗会谈中的两方——治疗者与来访者，都会对会谈产生影响。不论会谈的次数多少，这种影响都会持续存在。
对于所有心理治疗的会谈，来访者与治疗者都有公开与隐秘的一面。实际上会谈中双方的交流不仅发生在公开的一面，也发生在隐秘的一面上 [3] 。对治疗者与来访者来说，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期望，在心理治疗会谈这类特殊的时间与场合，他们个人的这些东西就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自己的（言语和身体）语言隐藏起来或显示出来。治疗者应能较容易地接受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有较高程度的自我接受能力。在成功的治疗中，来访者也可能会提高他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会谈中，双方对对方都可能会有某种推测或不愿表达出来的想法，这可能会以内心的对白形式出现。而对于对方公开出来的方面却可能会产生不准确的感受或错误的理解。对所有这些情况，治疗者都应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知己知彼才可能使会谈成功。
有许多研究涉及会谈双方的情况，了解这些情况可能更有助于专业工作者理解自己在会谈中的地位、作用和应注意的问题。
对治疗者来说，意识到在面对来访者时他们也在表现自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治疗者才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曾有人让大学生分别与心理治疗专家和非专家谈话，谈话之后让大学生评价他们的谈话对象。学生们对专家很有好感，认为对方显得轻松，说话流畅、自信、肯定，问话紧扣主题，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能迅速发现谈话中的问题等。而评价非专家时他们所用的词汇就不同了，认为对方显得不自在，坐姿僵硬，太严厉，说话平淡，抓不住重点，提不出建设性意见等。这些学生的评价是很值得做心理治疗工作的人们回味的。这里面有技术问题，也有经验问题。在做治疗工作时，类似的反馈往往很难得到，需要专业工作者时时检查自己的工作。
心理治疗中常常涉及对对方的指导。在对指导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指导会使对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探索的语句减少，会使那些原先防御心理就很强的人或攻击性较强的人的防御心理增强。但指导却会使那些过去感到极为需要自立的人们的防御能力减轻，而且能改善那些表现为外部场控制的来访者的治疗结果 [4] 。波普在对有关文献的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对对方的指导应因人而异，对依赖性强的来访者应予以更多的指导 [1] 。在这方面更应引起我国专业工作者的注意。我国多年来的教育方式是权威式指导，新一代年轻人对此极不愿接受，因此指导的采用应视对象的情形而定。
治疗者常常要给对方作解释和说明，这些解释会使对方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波普综合了这类研究的结果指出，解释会使对方的言语反应减少，除非这些解释是作为言语性强化而使用的 [1] 。其他一些研究认为中等程度的解释比显浅的或很深层的解释更为有效。当然也有作者完全反对采用深层的解释。
在来访者身上存在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会谈的内容与进程，这是治疗者特别要注意的。
帕特森认为人们常常说前来寻求心理治疗的人都是有心理或情绪的困扰或是有神经症方面问题的人，但这只是他人给这些来访者的定义。对来访者自身而言，他们是在某方面感受到痛苦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不幸福、沮丧、抑郁、焦虑和不满。他们感到当前的状况不是自己希望的那样，他们想有所改变 [5] 。
英国学者奥德菲尔德（Oldfield）曾对到英国一个咨询中心的来访者作过一个深入的调查，她发现来访者在前来咨询时大都怀着这样的希望：通过咨询过程能够改变情绪状态，使自己不再苦恼；提高自尊与自信，进一步认识自己；能够解决个人面对的问题与困难，提高应付生活中各种事件的能力；能更有效地学习和生活，改善与他人的关系等。当她进一步问及来访者希望通过何种方式得到帮助时，一些人答不出，不清楚；另一些人只是想与某些人谈一谈。这可能有各种原因：解除一下独自的烦恼，有机会向与自己问题无关的人敞开心扉，或得到一种客观的反应。第三种人希望得到心理学的解释，希望了解应怎样看待他们当前的困难，以便找到一种比自己经验更为有效的解决方式。其余的人则是来寻求忠告、建议和支持的 [6] 。
此外，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会谈及心理治疗抱有的期望不同，而不同性别的来访者对治疗者所采用的会谈方式及方法也会抱有不同的期望。最近几年来，吉利根（Gilligan）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心理治疗工作者的注意。她发现，由于男性与女性的心理发展模式各异，使性别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男性在简化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时，可能被认为是“线性”的或“假如……然后……”式的思维者。男性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注重结果和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女性则不同，她们是“相关”式的思考者，在她们开始行动之前，总要考虑各种可能性和这些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7] 。吉利根的研究对心理治疗工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有助于治疗者理解不同性别的来访者，特别是当对方有着激烈的心理冲突和需要做出某个困难的决定时更是如此。
治疗者要了解来访者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来访者在治疗会谈中可能不能真正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大多数人在不熟悉的环境中，都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对来访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暴露自己，焦虑、烦恼、紧张可能使他们失去常态。另外，有些人对自己作为来访者的角色也可能抱有某种期望，他们可能会以某种事先想好的方式出现在会谈中，认为那才是来访者应有的形象。
来访者对治疗者也会抱有某些特定的角色期望。奥德菲尔德的研究表明，来访者对治疗者对待自己的态度非常关心，在这方面，来访者的反应极其一致 [6] 。对治疗者的信任，相信对方是一个好听众以及感受到温暖和共情都是非常有助于治疗过程的。除了安全感与信任对方之外，来访者对治疗者能否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还有质性方面的要求，他们要求治疗者是聪明的、有洞察力的、诚实的、客观的、敏感的、具有“能觉察各种体验”的能力和既能探查问题又能始终保持温暖而亲切的态度。有时治疗者偶尔有点“攻击性”能让人感到他是很强的也是有益的。这一研究认为治疗者适宜的特征似乎是：温暖亲切，但要冷静客观，不强加于人而又相当开诚布公，愿意提供思想和观点，如有必要随时准备采取真诚和积极的行动。与之相反，有些治疗者的特征是不益于治疗过程及治疗关系的，如治疗者让人感到很被动或控制治疗过程过于严厉。其他特征包括：退缩、受人控制，没有表现出自身就是治疗者的样子，而是在扮演一个治疗者，指责和批评对方，有意疏远对方等 [6] 。
研究表明，环境对会谈具有影响作用。会谈的场所应为可以隔音的房间，这样才能满足保密的要求，还可以保证会谈的双方全神贯注于会谈本身，不受外界的干扰，这是选择会谈场所应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 [8] 。会谈场所还应布置得整洁、舒适、色调适宜，使来访者一经步入便产生良好的印象。此外，由于来访者在生疏的环境中易于焦虑、紧张，会谈场所的布置还应有助于来访者感到舒适和放松。例如座椅应当令人感到舒服，室内灯光不应正对着来访者的位置，来访者的位置的安排是否合适，都应在治疗室布置的考虑之中。来访者座位的摆放，不应设在背对房间门的位置，以免其因不知背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而产生不安全感。如有可能，来访者的座位应放在靠墙位置，与治疗者的位置呈直角，这样使来访者在必要时有某种避开治疗者视线的可能性。
在会谈场所中，如可能，还应有能说明治疗者专业身份的标记，比如在治疗室门上写明你的姓名与职称。在国外，治疗者会在墙上挂上自己的学位或专业证书。这会对来访者产生某种影响，使之感到治疗者可信、可靠。国外有研究表明，如果治疗者要去影响一个来访者，其自身必须让对方看起来配得上做一个影响他人的人。专业职称（或学位），整洁的环境，甚至治疗者的衣着、气质与风度都会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