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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

其中孔融年辈较高,政治上与曹操有矛盾,为操所杀。他的作品流传甚少,存诗仅七首。散文《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是他的名作。

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氏,王粲给魏国订立制度,陈琳、阮瑀为曹操掌书记。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所以他们的作品具有建安文学共同的特征。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他的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在诗歌之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曹丕《与吴质书》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徐幹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玚的诗比较平淡。

“建安七子”的诗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的苦难。王粲《七哀诗》其一是写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时,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在社会动乱的广阔背景上,突出地描写一个弃子的妇人。她表面上似乎冷酷无情,但内心已悲痛到极点。“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有力地表现了她那无可奈何的处境,与上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前后呼应,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灾难。他的《登楼赋》写于荆州,表现怀乡、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建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繁重的徭役带给人民的苦痛和灾难,很接近汉乐府的风格。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此外,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遭受后母的虐待,与汉乐府《孤儿行》类似: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二)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桢《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以蘋藻、松柏、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二写严寒中的松柏,是三首中最好的一首: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诗品》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是恰当的评论。

建安著名作家除三曹、七子以外,还有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是蔡邕之女,幼时受到很好的教育。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她被董卓部下掳去,后来辗转流入南匈奴,居留十二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建安十二年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

她的作品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一卷。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只有三篇:《悲愤诗》两篇(均见《后汉书·董祀妻传》),其中五言一首可信,骚体一首大概是伪作。《胡笳十八拍》一首(见南宋朱熹据北宋晁补之《续楚辞》和《变离骚》所编《楚辞后语》),是否可信尚有争论。三首内容大致相同。

五言《悲愤诗》是一篇杰出的作品,长达五百四十字。虽然诗里写的是诗人自身的遭遇,但通过自己的遭遇反映了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十个字概括了当时人民的灾难。第二段写胡地生活,以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以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别子一段写得淋漓酣畅,是全诗的高潮: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她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回到故乡,但故乡已面目全非:“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这一段从表面看来,感情不像离别时那样激动,但更深沉、更悲痛。《悲愤诗》受了汉乐府中叙事诗的影响,善于通过细节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亲临其境,目睹其人。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杜甫《北征》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

总之,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发展,特别是诗歌创作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开始兴盛,七言诗也已出现。当后代的作家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往往以建安文学作为学习的典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swhCIEHpe0dba7WrsxGKm2Rn14Yqkb72DW8WqS+VAUO6wx4gIGBKqRglQXWq0N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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