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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前后达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分裂与动荡的时期。
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也动摇了儒学的一尊地位。面对着崩溃的纲纪和满目的疮痍，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寻找治国之术。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建安二十二年[217]《求逸才令》，一名《举贤勿拘品行令》，见《曹操集》）的人，就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北方实际的统治者，所以他的这些措施又反过来加速了儒学的崩毁。顾炎武说：“孟德既有翼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儒学的禁锢一旦崩毁，思想界便出现了自由与开放的局面，各家各派的思想都得到发展的机会，争辩的风气也盛行起来。正如鲁迅所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于是，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内涵很复杂，玄学家的思想倾向也并不一致。对它如何分析评价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无疑它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类自身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烦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战争频繁，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经也被大量翻译过来。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史·郭祖深传》载《舆榇诣阙上封事》）。北魏时洛阳有寺庙一千三百余所。东晋以来，玄学家普遍研究佛理，支遁、慧远等和尚也大谈玄学，于是玄佛逐渐合流。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是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以诗歌理论为核心的文艺理论从魏晋开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一股新的文艺思潮。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力、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形成一股新的文艺思潮。通常说魏晋以后文学创作进入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性就表现在这种美学追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