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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大批的作品。这些作品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类：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前者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也保存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后者记述人物的逸闻琐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些面貌。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小说虽然还不成熟，但开始有了较完整的结构，也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刻画，出现了一些比较精彩的篇章。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发展与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志怪小说中有一些是宗教徒所作的，如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佛教徒王琰的《冥祥记》，他们大量搜集编造神怪故事，以“自神其教”，进行宗教宣传。也有一些是出自文人之手，如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它们虽不同于宗教宣传，但也相信“人鬼乃皆实有”，带着浓厚的迷信色彩。
至于志人小说的发展，则是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崇尚清谈的结果。早在汉末，世族中就有品藻人物的风气。如郭泰被称为“人伦之鉴”，许劭有“汝南月旦评”，他们的一毁一誉，往往决定着别人终生的成败。而品评的依据，不过是人物的言谈举止、轶闻琐事而已。魏晋以后，世族中间除品评人物之外，又盛行虚谈，形成玄学。他们标榜超脱，崇尚虚无，高谈“不为物累”“以无为本”，把儒家提倡的“名教”同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起来，制造出一套适应当时统治需要的思想武器。东晋以后玄风更盛，《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
而志人小说就是世族人物玄虚的清谈和奇特的举动的记录。正如鲁迅所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这类志人小说在当时颇受社会重视，一些地主子弟要想取得声名仕进，必须学习名士的言谈和风度，而《世说新语》之类记录名士言谈举止的小说，便成为必读的“教科书”了。就连一些帝王新贵也颇重视它们，梁武帝就曾敕命殷芸编撰《小说》。于是，文人学士以熟悉故事为学问，竞相炫耀，以示渊博，编撰小说蔚成风气。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如上所述，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此外，上古神话传说、先秦两汉寓言故事和史传文学对它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影响，其中富于文学意味的描写手法，被吸收到小说中来，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艺术。如《庄子》《韩非子》《战国策》《新序》《吴越春秋》等书中，通过人物的生活片断、传闻轶事或只言片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写法，就被志人小说广泛地吸取运用。而一些志怪小说则更明显地带有模仿古代神话的痕迹，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就是模仿《山海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