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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思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诗人。
左思（生卒年不可确考），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他出身寒门，父左熹（此据《左棻墓志》，《晋书》误作左雍）起于小吏，妹左棻也自称生于“蓬户”（见《离思赋》）。晋武帝时棻以才名被选入宫，全家移居洛阳，左思官秘书郎。惠帝时，预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并曾为他讲《汉书》，后隐居不仕。
左思现存诗十四首，《咏史》八首是其代表作。自东汉班固以来，《咏史》诗大都是叙述史实，一诗专咏一人一事。左思的《咏史》却是借古人古事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不平。“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穀《古诗赏析》）而且一诗不必专咏一人一事。所以《咏史》八首，实际上是一组政治抒情诗。
这组诗主要是反映寒门知识分子与世族门阀的矛盾。其一、其三写他自己的志向是“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希望施展才能报效国家。他羡慕鲁仲连那样的人物，“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但在门阀社会里，他的志向是不能实现的。其二、其七、其八就是为此鸣不平。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人指出沉下僚的人并非没有才能，只是因为出身低微而不被重用。蹑高位的人并非真有才能，只是靠祖上的权势而占据了高位。首四句以松、草为喻，形象地揭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象。
其四、其五、其六表现了诗人对世族的蔑视。其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先以京城权贵的豪华，对比扬雄的寂寥；再以扬雄的不朽，暗示权贵的速朽。含义很深刻，嘲讽的意味也很明显。
感情最激昂的是第五首和第六首。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诗的前半极力写京城宫室的辉煌壮丽，越是这样写，就越显出鄙弃富贵隐居高蹈的可贵。诗人虽然是“被褐出阊阖”，穷困不堪，无以立足，但他的气概却是高傲的，只有“千仞冈”“万里流”这样的形象才配得上他。
其六写得更直率痛快：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这首诗具有反抗门阀世族的积极意义。
关于左思诗歌的艺术特色，《诗品》说得很确切：“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发泄了对社会的不满，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起到讽谕的作用，故曰“得讽谕之致”。《诗品》还指出“其源出于公幹（刘桢）”，又有“左思风力”之称，可见他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
《咏史》之外，他的《招隐》《娇女诗》《三都赋》都是名作。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他出身世族，早年生活豪奢放纵。石崇在金谷园中聚集宾客，日以赋诗，刘琨是常客。
西晋永嘉初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后又任大将军等职，在北方抗战多年，后因军事失利，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为段杀害。
刘琨由于投入抵抗侵略的战斗，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必然引起创作的变化。他早年的诗已佚，现存三首都是后期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爱国感情，风格慷慨悲壮。锺嵘说：“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亦遇之于时势也。”（《文心雕龙·才略》）
《扶风歌》是永嘉元年（307）刘琨赴任并州刺史时所作。他在九月末出发，募得千余人，边战边进，备尝辛苦，最后才到达并州治所晋阳（今太原附近）。这首诗便是抒写途中经历和自己的激愤忧虑之情：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搅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成书倬云评此诗曰：“苍苍莽莽，一气直达。”（《多岁堂古诗存》卷四）道出了它的特点。
《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刘琨被段匹磾所拘时写的，“托意非常，摅畅出愤”（《晋书·刘琨传》）。《重赠卢谌》末尾说：“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诗人的感情是十分沉痛的。刘琨以其深厚的思想感情和雄峻的风格，使晋代虚弱的诗风为之一振。
西晋末年、东晋初年，诗坛上比较重要的诗人是郭璞。西晋末年已经出现了以诗的形式讨论玄理的玄言诗，《诗品序》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有些评论者认为，郭璞的诗歌也属于此类，如刘宋时的檀道鸾称“故郭璞之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然而，郭璞的诗风与玄言诗有着根本差别，而这是由他的立身行事所决定的。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在两晋之交以卜筮知名，《晋书·郭璞传》多载其占验之事。然而本传所载郭璞数篇上疏中，屡见“夫寅畏者所以飨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应，不可不察也”，“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祯祥必臻矣”之语，是借阴阳术数行劝谏之实。而他因“才高位卑”而作的《客傲》中则称“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鳌”，可见，郭璞的性格中带有强烈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以至于被刘熙载称为“亮节之士”（《艺概·诗概》），他的行事之道是更类似于儒家的。
郭璞的诗歌代表作是《游仙诗》十九首（依《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游仙诗》的数目）。其内容与风格均与玄言诗迥然有别。在内容上，《游仙诗》并无“理过其辞”的论说玄理。虽然多写隐逸，但也并非道家的遁世，而是有所寄托。锺嵘对《游仙诗》的评价是“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这一评价比檀道鸾之语准确得多。表达其“坎
咏怀”的，除了锺嵘所举的“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外，又如其四、其五二首：
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不论是以游仙来“坎
咏怀”的写法，俊逸华美的风格，具有形象性的描写，还是诗中“登仙抚龙驷”“足蹈阊阖开”之类“飘飘而凌云”（《文心雕龙·才略》）的意象，郭璞的《游仙诗》都可以上溯至曹植，乃至屈原的“游仙”类作品，如屈原《远游》、曹植《游仙诗》《远游篇》等。朱乾《乐府正义》卷一二曰：“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对这一类作品的源流归纳得甚为准确。而郭璞“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诗品》）的诗歌作品，使两晋之交寡淡成风的诗坛为之一振，可谓是当之无愧的“中兴第一”（《诗品》）。
东晋前期至中期的诗坛，仍由玄言诗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代表人物是孙绰、许询，锺嵘《诗品》曰：“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还出现了兰亭唱和这一影响深远的文学集会活动。玄言诗对后世的山水诗、说理诗等诗歌类型的出现有直接的作用，而世家大族在对其子弟的教育中重视文学才能的培养，也客观上导致了晋宋之交的一系列世族大诗人的出现。不过，从艺术性来讲，玄言诗的价值并不高，因此《诗品》将孙、许等人均列于下品。给诗坛带来新的内容和风格的，是东晋末年的大诗人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