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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前后，天下重归一统，社会相对稳定，士人出于政治抱负汇集于洛阳，客观上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兴盛，是西晋文坛比较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坛成员以世族文人为主，他们的文学创作体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风气大盛，二是追求辞藻华美和对偶工整。总之，诗歌的社会政治内容淡薄了，转而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且形成了繁缛的诗风。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实际上，“繁缛”并非后人对太康诗风的总结，而是当时人在创作过程中明确提出的。如陆机《文赋》曰：“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可见这种诗风是他们主动选择，并且在创作实践中确立的，它表现在语言趋于华丽、描写趋于繁复、句式趋于骈偶等方面。虽然太康诗歌创作的成就不及建安、正始时期，但它是诗歌（尤其是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拟古与追求形式技巧进步这两种倾向，晋初的傅玄、张华已开其端，但傅玄有一部分乐府尚有汉乐府遗风。张华的情诗语浅情深，亦不乏佳作。到陆机、潘岳时，则更着力于诗歌形式、技巧的发展，并且使“繁缛”诗风最终定型。因此《宋书·谢灵运传论》论潘、陆曰：“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陆机（261—303），字士衡，是东吴的世族大地主，吴亡后到洛阳，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
他的诗很讲究辞藻和对偶，是繁缛诗风的代表，锺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称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刘熙载《艺概》曰：“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不过，同时代的文士与后代的总集或文学批评著作也对其颇有批评之语。如张华讽刺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刘孝标注引《文章传》）刘勰说他“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沈德潜说他“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古诗源》卷七），又说他是梁陈诗风之滥觞。这些都是很中肯的批评。陈祚明则批评陆机“亦步亦趋”“性情不出”（《采菽堂古诗选》卷一〇），也是切中要害的。他的《拟古诗》十二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之作。其中《拟明月何皎皎》一首写游子的感情比较真切：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此外，《赴洛道中作》也是较好的作品，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潘岳（247—300），也是西晋文坛的代表人物。晋惠帝时，有号称“二十四友”的文人集团，依附于权贵贾谧，他是“二十四友”的首领。在西晋时，潘岳与陆机并称“潘陆”，然而自东晋李充《翰林论》至明胡应麟《诗薮》，议者普遍认为其才浅于陆机，故锺嵘《诗品》虽将其与陆机同列于上品，却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岳之诗以清绮为特色，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一）《悼亡诗》三首，感情比较真挚，是他的名作。
太康诗人除陆、潘外，还有张华和张协。张华的诗追求排偶和妍丽，对当时文风颇有影响。但《情诗》五首语浅情深，比较朴实。他的乐府诗如《轻薄篇》等，每每能针砭时弊，揭露世族的腐朽。张协的诗内容虽不深刻，但比较广泛，感情真切，语言清新。《杂诗》十首是其代表作，“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均不失为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