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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濉溪西南）人。他生活在魏末，当时，司马氏当权，正准备夺取帝位。司马氏集团代表豪门世族的利益，标榜“名教”，要“以孝治天下”，并将不孝的罪名加诸异己，大肆杀戮。这样，“名教”遂成为司马氏篡位的工具，成为遮掩其政治阴谋的招牌。
嵇康激烈地反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痛恨虚伪的“名教”，并给以辛辣的讽刺。他抨击司马氏“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太师箴》）。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打破两汉以来传统礼教的束缚，过一种符合自然原则、符合“人性”的生活。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直接妨碍了司马氏的统治，终于被司马氏杀害。《晋书·嵇康传》载：“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锺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云：“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锺会庭论康曰：‘……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临刑前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弗许。
然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嵇康不可能彻底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可见封建的君臣关系他是维护的。他有一篇《家诫》，是给他未满十岁的儿子看的。在《家诫》中他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慎；对上司要恭敬，又不能太亲密，长官送人出门时，不要留在后面，以免有告密的嫌疑；见人争论，要赶快躲开，免得得罪人；别人劝你饮酒，即便不想饮，也要和和气气地拿着杯子敷衍一下。总之，和他自己的为人完全不同。对此，鲁迅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嵇康长于散文，他的文章以思想新颖、文字泼辣为特点，《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其代表作。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拒绝做司马氏的官，他说自己从小便不涉经学，情意傲散，与礼相背。“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又说自己对人伦之礼、朝廷之法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宣布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显然是指向司马氏的。文章嬉笑怒骂，锋利深刻，很有力量。
嵇康存诗六十六首，四言能脱出《诗经》藩篱，直抒胸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王夫之《古诗评选》曰：“非强学三百篇也。”何焯《文选评》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此叔夜所以高于潘、陆也。”《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内容是想象嵇喜在军中的生活，但那种洒脱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其十四：“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尤为人所传诵。四言《幽愤诗》、五言《答二郭》三首也是他的名篇。
嵇诗风格，刘勰曰“清峻”（《文心雕龙·明诗》），锺嵘曰“峻切”（《诗品》）。这同他的性格是一致的。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阮瑀子。曾任步兵校尉，故称阮步兵。他与嵇康同样反对司马氏，也同样以“自然”与“名教”相对抗。《晋书·阮籍传》载：“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但他也和嵇康一样，并不是真正的要废弃“名教”，其子阮浑想学他的放达，阮籍说：“仲容（阮咸，籍侄）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
不过阮籍在“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中持调和态度。他似乎把一切都看穿了，抱着虚无主义和厌世主义的态度。鲁迅说：“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对司马氏的反抗不如嵇康激烈。《晋书·阮籍传》说：“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又说：“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可见他对司马氏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免于杀害。
阮籍外表放达，其内心却是十分寂寞、痛苦和愤懑的，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这种复杂心情的表现。《咏怀》诗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表现自己的孤独苦闷。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末尾两句便是全部《咏怀诗》的基调。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写独坐无人、出门无人、登高无人；所见鸟为孤鸟，兽乃离兽，栖惶无主之情溢于纸上。在这种局面之中，阮籍进而感到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珮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飖恍惚中，流眄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以佳人比喻理想，心虽悦之而无由交接。表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
（二）揭发政治的黑暗。有的诗怨恨曹魏统治集团荒淫腐朽，并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如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有的诗又斥责司马氏的残暴，惋惜曹魏统治者的衰败。如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把司马氏比作秋风、严霜，把曹魏比作憔悴的桃李，表现了当时恐怖的政治局面，以及避祸全身的思想。
（三）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如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阮籍写《咏怀诗》不敢明白地表露心迹，多用比兴手法，或以自然事物象征，或以历史、神话暗示，形成隐约曲折的艺术风格。《诗品》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注）《咏怀诗》继承了《诗经·小雅》《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人的传统，在运用五言诗抒情和讽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进步作家开拓了一条写作政治抒情诗的道路。同时也使五言诗完全脱离了模仿乐府的阶段，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咏怀》，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莫不受到它的影响。不过阮籍有的诗过于隐晦，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阮籍的散文，特别是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也像他的诗一样，表现了愤世嫉俗、反抗礼教的思想。但也同样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的消极成分。在这篇散文中，他借理想人物大人先生，辛辣地讽刺了礼法之士，把他们比作裤裆里的虱子：“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大人先生传》中又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语道破君臣礼法的本质，笔锋辛辣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