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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
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鱼呀，都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但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
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连他们都感到，这位老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带有一种神秘感，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就会给人权谋、狡狯的感觉；而且，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我以为，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的师表，老聃是智者形象，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哲人——当然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玑，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其他就“无可奉告”了。
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画像是：“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穷闾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丁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维持生计。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
庄子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
这时，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
惠施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怪了，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
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多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
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
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行，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逍遥闲处、淡泊无求的情怀。
就这个意义上说，前面那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意趣、虚灵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叫做“濠濮间想”。
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原文是：“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读解“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作为赋性淡泊、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认同这种情怀、眷恋这种环境，应该说，丝毫也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万机之暇，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的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濠濮间”和“濠濮间想”的同名景亭，反映出他对那种淡泊、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倦于世网尘劳，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呢？
据唐人成玄英的《庄子疏》载，濠梁在淮南钟离郡，这里有庄子的墓地，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一年的秋初，因事道经凤阳，我趁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没料到，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东道主的愕然惊叹。他们先问一句：“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摇了摇头，便说，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濠梁观鱼”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
看得出来，朋友们的意思是：抛开巍峨壮观、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却偏偏寄情濠上，去寻找那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岂不是“怪哉，怪哉”！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时间，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街头充斥着标有“大明”“洪武”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招牌；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还有凤阳花鼓，更是名闻遐迩，不容小视。
听说，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有独钟，自幼就喜欢哼哼几句。位登九五之后，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皇上看了，乐不可支，特颁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兴高采烈，一年到头唱个没完，结果，人们都不再肯去出力种地。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建都城，劳役繁兴，造成土地荒芜，黎民无以为生。于是，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里就牵涉到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即尚在吴王位上，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他两年后即皇帝位，定鼎应天府，是为南京。不久却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于一隅，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准备在那里建都，作为北京。后经反复比较，仔细勘察，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但是，经过长期战乱，城内生民困顿，人烟稀少，而且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第二年，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最后拍板定案，在家乡凤阳建都，是为中都城。
据史料记载，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军士十四万人，民夫四五十万人，罪犯数万人，移民近二十万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县和外地卫、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军匠，各地采运木料、石材、供应粮草的役夫，总数达百万之众。至于耗费的资财，已无法统计。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众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朱元璋才以“劳费”为由下令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而今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气象的闳阔和宫观的壮伟。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1369）始建的，历时九年完成。主要建筑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长七十五丈，内有正殿、金门、廊庑、碑亭、御桥、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砖城、土城周长各为六里和二十八里。现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细，壮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其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说句心里话，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人对事都是如此。眼下对我有用，眼下我觉得有用，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我都兼容并蓄；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不管是谁，照杀不误。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
号称“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也是濠州人，故里就在濠梁附近。他自幼就跟随朱元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经九佩大将军印，刚毅勇武，功高盖世，先后封信国公、魏国公，并和皇上做了儿女亲家。太祖曾赞誉他：“受命出征，成功凯旋，不骄不夸，不近女色，也不取财宝，正直无瑕，心昭日月。”因为他功劳大，太祖要把自己当吴王时的旧宫赐予他，徐达固辞不受。有一次，他们一起饮酒，醉后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徐达醒后吓得连连请罪。以后，太祖又对他进行过多次试探，表明其提防之严，猜忌之深。
这更加重了徐达的心理负担，整天紧张惶悚，有临深履薄之惧，以致气郁不舒，渐成痈疽。经过一年调治，病势逐渐好转。突然传来圣旨：皇上赐膳问安。家人打开食盒一看，竟是一只蒸鹅，徐达登时泪流满面。原来，太医早就告诫：此为禁食之物，否则命将不测。但是，君命难违，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几天后终于不起。
清人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什么要这样做？雄猜嗜杀，固其本性，但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据查继佐《罪惟录》载，明初，太子朱标不忍心看着众多功臣受戮，苦苦进谏，太祖沉吟不语。第二天，把太子叫过去，让他把一根长满刺的枣枝用手举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于是，太祖说道：“这满是棘刺的树枝，你是无法拿起来的。我现在正在给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岂不是好！”
一席私房话，和盘托出了太祖的机心：为了朱家王朝的“万世一系”，不惜尽诛功臣，以绝后患。结果杀得人人心寒胆战，不知命丧何时。在这种极度残酷的血雨腥风中，皇权看似稳定了，皇室独尊的威势也建立了起来，但国脉、民气已经大大斫丧，人心也渐渐失去了。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明人贝琼诗句）。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文化、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濠濮间想”，也不懂得庄子讲过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做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
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忽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庄子是战国时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享年八十三周岁，属于上寿。要论他的才智，在当时弄个一官半职，混些功名利禄，可说是易如反掌的。无奈他脾气过于古怪，始终奉行他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清虚无为的立身哲学，也看不惯官场的钻营奔竞、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因而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才敢于呼号，敢于揭露，无所畏惧。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闲适、无住无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濠梁观鱼，正是他的这种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之，“濠濮间想”，有赖于那种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怀和幽静、孤寂的心境。这种情怀和心境，不要说雄心勃勃、机关算尽的朱元璋不可能拥有，就连敏于事功、多术善辩，整天奔走于扰攘红尘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无从体认。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比较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彼此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您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鹓雏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唯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他高踞于精神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的自由。
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对于客观、主观各有侧重。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想玄思。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一蚊一虻之劳”，大不以为然。
惠子著书，庄子说有五车，但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先秦诸子中，惠子可说是最有科学素质的人。从他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到近现代的理论物理、数学、地理的胚芽。比如，惠子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正在当中，同时也正在偏斜；万物正在生长，同时也正在死亡。“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里体现了地圆学说。“南方”作为方位的概念，本无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绕地球一周，则南极可成为初出发之点。惠子说“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见，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块平板，这就超越了“天圆地方”的一般的传统性认识。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中记述了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同样体现了这种超越主客界限、实现物我两忘的特征。寓言说：前些时候，我（庄子）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高高兴兴地飞舞着，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了。一忽儿，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是形迹分明的大活人。不觉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二为一。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朱光潜语意）
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情深，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游鱼做美的观照，或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所进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
在这里，“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
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幅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涵盖性很强。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现代的西方诗人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当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清代诗人黄景仁的《濠梁》：
谁道南华是僻书，
眼前遗躅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
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
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
此景依然一起予。
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凭吊了濠梁“遗躅”，写下了这首诗。
《南华经》就是《庄子》。“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绹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庭筠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诗的头两句是说，谁说《庄子》是罕见、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就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通过《庄子》中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后一句还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则无鱼”的成语），来抒写自己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末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念，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这时，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向导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没过五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向导笑说：“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向往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车上人们同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刹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寂然无声地漫流着。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庄周的墓地也遍寻未得，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
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鯈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陶然忘机的“濠濮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