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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万世师表

1

话题从我在高校的一次讲学展开。

那是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座最后提问环节,一位研究生提问:“我读过先生的散文集《文在兹》,里面写了几十位中外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唯独没有孔子。可是,您在题记中分明说,这个书名源于《论语》。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先生心中的这位‘万世师表’,是怎样的呢?”

我说,你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孔子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存在,堪称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是实实在在的“万世师表”。由于这个对象(或者说是题材)太博大、太复杂,当时我还没有梳理清楚,所以暂付阙如。

至于提到我心中的这位“万世师表”,那么,说来可就话长了——

六岁上私塾,我就开始叩拜他,那是一张高一米六七的画像。私塾先生知道偏远的农村根本买不到,便把他在省城担任督学时收藏的一幅珍贵的圣像带了过来。在我也算是大开了眼界。从此,便天天同他老人家见面:早晨一进门,便向他鞠躬致敬;背书时要面对他;如果迟到、早退了,罚站,也要向他行注目礼。八年时间里,三千多次日升月落,天天与他相伴。有时,还会在梦境中相遇。

说起画像上的形貌,大约同曲阜孔庙里的《先师行教像》相似:面容苍老,满髯齐胸;阔袖大领,宽衣博带;腰佩长剑,叉手肃立,看去很是威严可怖。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文章,觉得先生说的更有趣,也更合乎我的心理实际:

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支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得笔直,经过两三个小时,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看来,成天见面,形象谙熟,也并不等于思想上就能接近,这叫做貌合神离。作为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孩子,除了能够背诵一些格言、警语,记得几件“食不言,寝不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之类的生活细事。在心灵境域,对这个高高在上的老夫子,虽然恭谨,却不亲密,总是觉得他与我们普通人离得太远,就像“诗仙”李白笔下的高天冷月一样:“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已经被“圣化”或者“神化”了。童年时,一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了,祖母都要用灶糖把灶王爷的嘴糊上,说是怕他回到天庭说东道西,“打小报告”;我也是这样,即便塾师不在现场,因为先师站在那里盯着,我也丝毫不敢放肆。他老人家不是说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吗?

这样过去了三十年,赶上了“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我供职于市级直属机关,一位同事的女儿邮来一本某高校哲学系编写的《论语批注》,看了颇感震惊,也甚为诧异:一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幽灵,竟然借尸还魂,和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勾搭在一起了;二是,儿时顶礼膜拜的“万世师表”居然成了复辟狂、大恶霸、吸血鬼、刽子手;三是,许多烂熟于心、一直奉为圭臬的“圣训”,完全成了反动话语。诸如: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宣扬的是“反革命骨气”。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传授的是反革命策略。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过去把这种宽以待人、严以责己的做法奉为美德,现在却成了“孔老二”的“礼之用,和为贵”反动观点的具体应用——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团结,让“革新派”放弃原则、斗争。

…………

实际情况是,任我“再思”“三思”,却怎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怪罪自己“觉悟”太低、政治上迟钝。反正不管怎么说,由于牵强附会的痕迹过于明显,因而,这种“妖魔化”的做法,反倒不能奏效。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晃三四十年又过去了,当年的朱颜青鬓,已经华发盈颠,垂垂老矣。风霜历尽,读书渐多,思辨益明,心中的孔子又复庄严地站起,并且走下了神坛,还其渊博的学者、出色的导师、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本来面目。

我也认识到,孔子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统摄力与穿透力,既博大精深又紧贴实际,他从自身的人生取向出发,寻求家庭、国家以至天下的发展出路。也正是着眼于这个宏伟的目标,他遂以满腔的热情创办教育,是一位躬身实践的万世师表。这里说一个细节: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为他驾车。一进城,孔子就惊讶地说:“卫国人口好多呀!”冉有随口问了一句:“人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再问:“已经富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在座的都有志于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我也当过教师,为此想要多说两句:孔夫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是他首创平民办学,从“学在官府”延伸到学在民间;他是一位循循然善诱人、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优秀导师;他所倡导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师生关系,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他老人家以其毕生的思想、实践,帮助我们现代人完善了一个观照人生、反思自我、修身立德的传统思路。他所开展的精神活动,创造的文化成果,特别是他首倡的许多优秀传统理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我们应该感念他,敬重他。

2

接着这番我们两代学人轻松的问答,下面开始转入一个颇显沉重的话题。

长期以来,孔子在我心中一直纠结着一个很大的问号:一位出色的学者、导师,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怎么竟会沦为政治舞台上的演员,闹剧里的“变形金刚”——得意时高踞于“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神坛之上,倒霉时被打翻在地,成为备受侮辱、惨遭毁弃的“孔老二”?

这里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应该说,孔子成为“圣人”,原是呼应了当时社会的召唤与时代的需要。现代学者顾颉刚指出:

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时那样厉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

这里所说的“大家”代表了众人的合力,其主力军为孔门弟子,就中尤以颜回、子贡等为最力。他们说:

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迨至战国时期,儒家的两位继承人孟轲与荀卿,各自又给孔子戴上“集圣人之大成”“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的“超级圣人”与“无冕之王”的桂冠。

不过,孔子本人却从来没有以“圣人”自居过,充其量只承认自己是个“君子”。当太宰与子贡尊奉孔子为“圣者”和“天纵之圣”,称赞他“多能”时,他明确地说:“我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在另外一些场合,他都反复申明: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今天研索一下:孔子之所以断然逃名避圣,固然与其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谦虚自抑的品德有直接关联,但是,作为“既明且哲”的思想家,他是不是已经预见后代欺世盗名者招摇、博弈的风险,所谓“名之所至,祸亦随之”呢?

孔子殁后,孔门弟子便开始分化。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说,各方皆标榜独得孔圣之真诠,而自立门户。尔后,形势更趋复杂,“学随术变”“以术导学”,一些人自谓承袭先师“圣教”,但在现实生活中“为我所用”,从而导致儒学的异化与圣人的变形。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孔子之术”,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接下来,又出现了把儒学宗教化的谶纬神学,附会圣人神道设教。这样,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自然也就成了教主。

宋明以还,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代起:一主张格物致知,存天理;另一则主张心外无物,致良知。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儒学在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但与孔学宗旨终究是判然有异。

而就先师孔子本人来说,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还是遭到了皇权体制的牢牢绑架,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工具。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既然“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那么,他老人家也便像面团一样,被权势者任意揉来揉去。于是,他的命运,便时而“鹰击长空”,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刽子手”。这样,他成了最可怜的悲剧人物。

诚然,以孔子的初心,对于政治权势并不见得怎么热衷。“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要救民于水火之中。”(顾颉刚语)是的,孟子之有异于孔子,最明显的是胸中蓄有那么一股豪气,或曰“浩气”,一贯地高自期许。他曾毫不掩饰地说,上天若是不想让天下治平,那就罢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但是,事物是错综复杂的。如果单从客观上分析,现当代一些学者指出,孔子学说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所谓“先天性”的因素。

从内容看,孔学体系博大而庞杂,举凡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包。这就为阐释的多样性与理解的差异性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融会其间的所谓“治术”,更容易为不同当政者的不同需求所利用。现代学者王亚南指出:“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而孔子学说中的“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对于维护专制官僚统治是缺一不可的儒家思想要素”。

从表现形式看,与这种庞杂、博大的内容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语录体的疏略简约,可然可否,又缺乏背景、语境的必要交代;而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其模糊性、多义性也导致了歧义丛生,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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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体系博大而庞杂,举凡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包。这就为阐释的多样性与理解的差异性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融会其间的所谓“治术”,更容易为不同当政者的不同需求所利用。孔老夫子确实是讲究人性,与人为善,善于体贴人情的。他身边的弟子们赞扬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人们认识对象的过程,原本就是创造对象的过程;何况,其间还夹杂着那么多的学术歧见与政治考量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学说被异化,原质已消失于渺茫的时间黑洞之中;形象迭变,饱尝命运的残酷与处境的悲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孔子渴望弘道,却“一生怀抱未曾开”,赍志而殁;孔子渴望理解,可是,莫说骂他的,即便是捧他的人,真正理解他的又有多少?难怪他生前曾反复悲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3

理解孔子,谈何容易;但从感性上,却是觉得越来越接近了。我心中的这位“万世师表”,他是一位情感丰富、近人情、讲人性,很有人格魅力的长者。

现代作家林语堂说过:“事实上,在孔子的所言所行上有好多趣事呢。孔子过的日子里,那充实的欢乐,完全是合乎人性,合乎人的感情,完全充满艺术的高雅。因为,孔子具有深厚的情感、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美。”他的这一说法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一部《论语》中,此类的记述很多。

孔子认为:依礼尽孝,乃是仁德的自我实现,是建立各种美德的起点。在一般人看来,孝父母,最基本的是奉养,保证父母的吃和穿。可是,孔子却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在回答弟子子游问孝时,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回答子夏问孝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前者强调一个“敬”字。如果只是养活父母,保证温饱,而对父母缺乏敬重之心,那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后者强调,要从心里热爱父母,体贴入微,时刻做到和颜悦色,从来不给“小脸子”看。相由心生。《礼记》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也认为,子于父母,能够一贯和颜悦色,原非易事,所以才说“色难”;但这又是最关紧要的,否则,即便是遇事由年轻人去做,有酒食让父母先享用,也不能算是尽了孝道。

礼,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礼治社会,提倡“克己复礼”。但孔子讲礼,能够从实际出发,并不像后世理学家那样拘泥固执。

古时行成人礼(“冠礼”),要戴麻冕。按照传统规定,这种冠冕,要用两千四百缕经线,绩麻做成礼帽;而麻质较粗,要能织得特别细密,极为费工费力。为了省时省工,人们都喜欢用丝料来代替。对于这么改良,孔子予以肯定,说:“俭,吾从众。”

互乡这地方的人,难于交谈,招人厌弃。那里的几个年轻人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弟子们有些不理解。孔子说:“我们赞成他们的进步,不赞成他们退步。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而来,就应该肯定这一面,而不要死记着人家过去的不是。”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悲痛过度了!孔子说,是太悲伤过度了吗?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又为谁呢?

为此,林语堂说:“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之人的表记。”孔子身边的弟子们,也都赞扬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上面这些记述,反映出孔老夫子是讲究人性,与人为善,善于体贴人情的。

再来看孔子的志趣、为人。他说,幼年时不能勤奋地学习,年老了又没有知识可以传授给别人,我认为是可耻的。离开故乡,事君,而身居高位,猝然与过去的老朋友相遇,却没有谈叙旧谊,我认为是可鄙的。与品质恶劣的小人相处在一起,我认为是可怕的。孔子在另一场合,也曾引证《诗经》“忧心忡忡,愠于群小”之句,认为小人成群结党,是最令人担忧的。

他有一颗平常心、一副真性情。他的兴趣、爱好广泛,尤其对欣赏音乐甚为痴迷。“乐者,天地之和也”,本质在于调和人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即便是在奔走道途、席不暇暖的行色倥偬中,他也不放弃这种审美追求。那次在齐国欣赏《韶》乐,他沉浸于酣然忘我的审美境界,竟然吃肉不知其味。他同别人在一起唱歌,听到有谁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与之应和。

孔子到武城去,一进城门,弦歌之声就不绝于耳。他高兴极了,脸上现出喜悦的神色,于是,对在这里担任县令的弟子子游开起了玩笑,说“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他小题大作。而子游是个十分较真的人,他没理解老师的兴奋心情,以为是批评他搞“形式主义”,当即用老师平时的教导予以反驳。孔子也觉得自己一时高兴说走了嘴,于是,向同来的弟子们说,子游是正确无误的。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个玩笑。

你看,孔子就这么饶有风趣!绝非整天板着面孔,道貌岸然,架子十足。

一次,孔子同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四个弟子在一起闲坐。他说,由于我年纪比你们大一些,你们不要因此而感到拘束,不敢说心里话。你们平时老说没有人了解我啊!那么,如果有人了解你们(给你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你们将怎么办呢?

老师的话亲切、体贴,场面也非常宽松、随意。当其他弟子在老师面前“各言尔志”的时候,曾点却一直神情专注地弹瑟,直到老师发问:“点,尔何如?”他才铿然把瑟放下,然后站了起来,答道:

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点没有像其他三位那样,陈述治国、安邦、礼乐、宗庙之类的大事,而是谈他对闲适自在、充满情趣的生活的向往。他说,暮春三月,穿上春天的服装,陪同五六个成年人,带上六七个儿童,在沂河中戏水沐浴,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一路走回家。

孔子听后,慨然地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啊!”

周游列国至郑国时,孔子与弟子走散了,他便自己在城东门等候。当子贡四出寻找老师时,有一位郑人告诉他,东门有个人,其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大禹短了三寸。他疲惫不堪的样子,像一只丧家狗。按照这个指点,子贡很快就找到了老师,并将郑人的原话说给他听。孔子听了,高兴地说道:形状像谁像谁,那倒未必;而说我似丧家之狗,很对呀!很对呀!既诚恳,又有趣,颇富幽默感。

这样,我心中的这位“万世师表”,就由童年时的森然可怕、后来的凄然可怜,转而为现在的蔼然可亲、欣然可爱了。 bJ+prMkrLd4eFoGFVPoTV7oQIo0bfYsPJZfqW8YpVdv2nW7pgc45kXxTTRCVkO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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