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老子》（《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四十一章）
道，隐奥深邃，外不得见，内不得知，它所具有的特性是异乎寻常的，往往与实际常情相背反，因而不易为普通人所领会。这样，在悟道过程中，不同层次的人便会表现出不同的认知状态——层次高的、有悟性的人，听了道，心领神会，就努力去践行；悟性不高的普通人，听了道，若明若昧，半信半疑；没有悟性、俗陋不堪的人，听了道，则会由于不懂其奥义，“食而不知其味”，轻浮地付之以浅薄的嘲笑。这是很自然的，若是人人都能轻易地悟解，那还能称之为“道”吗？
如果把这“非常道”置换为老子其人其文，那么应该承认，我在几十年的认知与解读过程中，同样也显现出由不懂到疑惑再到渐有所悟的类似经历。单是就老子其人来说，在我，就有一个揭开神秘的面纱、廓清纷乱的谜团、抹掉“阴谋”的恶谥等一段踏实求证的过程——亦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吧。
开始接触老子这位中国哲学的始祖、智慧的大师，我的内心里有一种隔膜以至惶惑的感觉，总以为他像仙山楼阁里的神祇，虚无缥缈，远哉遥遥，神奇诡秘，深不可测；对他留下的“五千言”，也同样是这样。
说来，这种印象的成因，还真是够复杂的。
这些都和老子本身的迷离幽邈、不可捉摸的身世有直接关系。这位老先生，有别于历代其他所有的文化名人，似乎根本就没有家族、没有父兄、没有童年、没有晚岁，既不知其所来，也不知其所终，简直就是一个神奇诡异的精灵。
有关他的传说，民间的也好，神话的也好，迷离惝恍，怪怪奇奇，数不胜数。比如关于他的出生，就有多少种传说：一说“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一说“其母曾见日精下落，如流星飞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岁而生。常有五色云绕其形，五行之兽卫其堂”；一说“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气如弹丸，入口而孕，凝神琼胎宫三千七百年”；一说“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呱呱坠地，就是白眉、白发、白白的大络腮胡子，因此取名为“老子”。关于他的相貌：有的记述为，“鹤发龙颜，黄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足蹈三五，手把十文”；有的则说，“顶有日光，身滋白血，面凝金色，舌络锦文，形长一丈二尺，齿有四十八”。上述种种说法，均非口传，而是散见于晋代葛洪《神仙传》和《渊鉴类函》转引的《老子内传》等文献记载。
在亦人亦神传说的迷雾笼罩下，即便是于史有据的真人实事，也都带了某种神秘的色彩。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实，《庄子》《礼记》《吕氏春秋》等先秦古籍都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老子传中最为翔实：孔子接受一番训导，茫然而归，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以用纶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弓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腾云驾雾而遨游天空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犹龙”）吧！
孔子这么说，不过是表达其对于老子的敬仰之情，不含“老子就是龙的化身”的意蕴；但是，在“龙图腾”意识的影响下，后人在解读过程中，有的就赋予它以神秘的意味。因为龙自古以来，就满身披挂，神光熠耀，一向被目为神物。“飞龙在天”（《周易》）；“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管子》）；“龙嘘气成云”，“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韩愈语）；“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彰）。唯不可见，所以莫知其乡”（王安石语）。既然“犹龙”，那他还能不神秘莫测吗？由于老子最后“莫知其所终”，那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成语，便也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至于老子的“仙化”，也已为时久远。西汉刘向的《列仙传》中，最早把老子列为第九位“真人”，就中有“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之说。及至东汉时期道教的创立，则尊奉老子为教主，称之为“太上老君”，也就是道教中具有开天创世与救赎教化之神功的太上道祖。“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后来，更有文学作品“锦上添花”，造作其词，夸张渲染，广泛传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西游记》中，老子作为太上道祖，住在离恨天上，是“三清教主”之一的太清圣地混元教祖。而在《封神演义》中，老子一气化三清的神魔故事，更是把他神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书中说，鸿钧老祖有三个大弟子：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分别掌管人教、阐教、截教，其中太上老君神通最为广大，曾三次下山帮助阐教逼退截教众仙；也曾“一气化三清”，战胜通天教主。酣战中，老子把青牛一拍，跳出圈子来，推下了鱼尾冠，只见头顶上三道气出，化为“三清”，少顷，从东、南、北方向来了上清、玉清、太清三个道人，俱各霞光万道、鹤发童颜，将通天教主团团围住；混战中，通天教主中了老子几扁拐，落荒而逃。后人有诗赞曰：
函关初出至昆仑，
一统华夷属道门；
我体本同天地老，
须弥山倒性还存。
如果说，解开罩在老子头上的神秘面纱，只需做好“清障”工作，剥离那些虚幻无凭的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即可拨云见日；那么，廓清其由于学术界长期争辩不已，以至治丝益棼所造成的关于其人其书的纷乱谜团，可就繁难、复杂得多了。
老子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同时也是经过历代学人包括他的崇敬者与批判者不断诠释与缘饰的文化符号。我们要想还原历史上的老子（复原历史，原本就很难做到，何况真实的老子究竟啥样，人们也并不怎么清楚），既要从源头上着手，字斟句酌地研索《老子》原著的原生义、引申义，也要认真对待后人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解读与研判；既要关注那些正面的评点，也不能忽视批评者的质疑与问难。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在时贤往哲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或者说，是站在众多成就斐然、卓绝颖异的学者的肩膀上向前瞻望的。
在从迷惑到解悟的较长时段的艰苦历程中，我所做出的努力，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复研读《老子》现今通行本原著，也参阅了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摘抄本；二是，从考究《史记》中的老子传入手，穷根究底，尽力廓清传主身世的迷雾；三是，广泛研读时贤往哲的海量评析文章，认真予以鉴别、吸纳，弥补一己所见之不足，特别是针对长期以来学术界聚讼纷纭、争议最大的一些重点问题，力求获得较为确切、基本形成共识的一系列结论。
历代特别是近百年来，一些解老、论老的学者歧见纷呈，关于老子的姓名、出身、身份、里籍、生卒年代及其著作的版本勘定及成书时间，可以说，没有一桩不存在着争议。其中，尤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子生平与《老子》一书写作或形成年代的大论战最为激烈。比如，仅老子的出生年代，就有在孔子之前、与孔子同时、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等多种说法；而有的激进的疑古派学者，竟然断定其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们也都各有所据，关键在于如何甄别、判定。
面对着现当代学者这些歧见纷呈、缠夹不清的争论，我反而觉得，若要做出甄别、判定，确实有必要从研读老子本传着手，遍览一番古人的观点、意见。
太史公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话虽简约，却也明确，不料，接着他又缀上一笔：“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意犹未尽，接下来又补了一句：“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最后，以“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结。
就上述写法，明代学者陈仁锡进行如下解析：“先著其实行”，尔后“传疑，以俟好学、深思之意也”。意思是，先写出传主的真实行迹，再转述传闻，供好学深思者研究参证。这在太史公来说，体现了史家应有的严谨、认真，力戒武断的科学态度；但在关键处，却径下断语，绝不含糊。
这些给我的感觉是古人著书，包括评论，总是特别严谨、慎重的，可以借用严复表明其翻译工作的严肃态度的说法：“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职是之故，我很看重古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我花费一番工夫，特意翻检了唐宋以来三十六家关于《史记》中老子传的评论之后，奇怪地发现，他们的关注点，颇与今人异。他们基本上未做上面列举的各项考辨，而是着眼于孔子、老子、庄子，特别是老子与申韩关系的研索，考究道及道家本源、无为自化等问题；在老子为“隐君子”、“与孔子同时”、后世所传“荒渺无稽之说不可信”三个方面，完全取得共识；更未发现有谁提出什么“使用名词（如王侯、万乘之君等）”，“未被《论语》《墨子》引述”，以及“文体（如说《老子》为简明之经体）”等疑问，而否定老子与孔子同时。那么，是不是这三十多位古代学者没有今人学问高深呢？当然不是。要论专精古籍来说，其中广为大家所熟知的柳宗元、方苞、曾国藩、马其昶等都是学问大家，还有号称“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钱大昕，他们都没有提出异议；恰恰是当代古文字学家唐兰特意指出：司马迁“看清楚老子的时代，抓住了老子和孔子同时这一点”，“一则说‘与孔子同时云’，再则说‘自孔子死之后’，以表明他是深信老子与孔子是同时的”。
我通过学习、研索、分析、鉴别，基本认定如下八点：
其一，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为中国哲学的始祖。
其二，春秋末期，老子出生于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属河南鹿邑）。
其三，老子生卒的具体年份不详。似略长于孔子，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图书的史官）。
其四，老子的身份为“隐君子”（隐士）。
其五，《老子》作者为老聃。如《史记》所说，“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函谷关或大散关）”，迫于关令尹喜之请，不得已，“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其六，《老子》成书时间，肯定早于《庄子》，亦不至晚于战国初年，因为先秦典籍中，如《战国策》《庄子》《荀子》等，都曾广泛引用，可见各家都曾见到此书。
其七，《老子》“是一本专著而不是纂辑”；“书中没有一处自称‘老子曰’或‘老聃曰’，这也可以证明是老聃自著。无论从文体或思想内容一贯性来看，这本书很可能出于一人的手笔，当然，有些字句为其弟子或后学所附加，亦所不免”（当代学者陈鼓应语）。至于“此书乃战国时期道家后学从《庄子》一书中摘录、发挥、编纂而成”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八，关于《老子》一书的原貌与具体篇章结构。本书历代传本有上百种之多，今本多以魏晋名士王弼注本为据，共八十一章（未必就是原貌）。依《史记》本传“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说法，一般将全书以三十八章为界，分《道经》《德经》两部分。
两千年来，关于老子的争议性话题，五花八门，层见错出，持续不断。属于反面性质的定性话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些论者坚持认为，老子是一个擅长玩诈术、弄权谋的政治阴谋家；其“定谳”依据，都是《老子》一书中的论述。
发其端者，为战国后期“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他在《喻老》一文中，把老子“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的说法，作为施展权术、策略的口实。后来，一些纵横家又利用老子的话宣传其政治主张，如《淮南子》中就引用“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来诠释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阴谋复国。而后世的大儒如北宋的程颢也都这样认为，老子“与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张之之意，乃在手翕之；权诈之术也”；还说，“老子之后有申韩，看申韩与老子道甚悬绝，然其原乃自老子来”。而现代学者钱穆，更是反复、系统地论证：“老子之所谓天道者，乃善胜善谋。你不叫它，它自会来。它像似不在防你，你却逃不掉。此其可怕为何如乎？”“《老子》书中圣人之可怕，首在其存心之不仁，又在其窥破了天道，于是有圣人之权术”，“亦即是圣人之不仁与可怕也”。接下来他又说，“《老子》书既重人事，故其言天道，亦常偏就近人事者言之”，“此乃完全在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完全在应付权谋上打算也”。这样一来，老子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阴谋家。应该说，这种看法并不是个别的，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研索其成因，有不同情况：一般地讲，《老子》一书使用的是古代汉语，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许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文字简古，可说句句都是警语格言，只是把结论神秘兮兮地亮了出来，而未做背景交代，前后也缺乏紧密联系，原本就比较模糊，加上词义在不断变化，有些词当时与后来意义完全不同，容易遭人曲解、误读。而有些后学，望文生义，混淆了一些语词的界限，如智谋与权谋、机智与机心、智慧与智术，这样也就认同、附和了某些有意曲解的论断。属于“下士闻道”的我，也正是如此，曾一度把老子的智慧目为“君人南面之术”。特殊地说，一些论者出于学术流派纷争或者政治需要，有的想要借助老子的声名，拉他的“大旗”；有的则抱持排挤异己的目的，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总之都是把他当作为己所用的政治工具。如同太史公所言：“世之学老子者则绌（黜）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针对老子属于阴谋家或具有权诈思想的说法，从汉代开始，即有人进行辩驳。西汉布衣思想家、精研老庄之学的严遵，曾就《老子》三十六章中几个对应的语句，率先指出：“实者反虚，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张者反弛，此物之性，自然之理也。”而南宋的范应元在讲过类似的道理之后，则明确断言：“或者以数句为权谋之术，非也。”
关于此桩公案，明代学者据实辩驳者尤多。如号称“西原先生”的薛蕙曾说：“此章（三十六章）首明物盛则衰之理，次言刚强之不如柔弱，末则因戒人之不可用刚也。岂诚权诈之术？夫仁义圣智，老子且犹病（不满、责备）之，况权诈乎！……谓老子为权数之学，是亲犯其所禁，而复为书以教人，必不然矣！”徐学谟说：“按此章解者纷纷，宋儒以‘固’作‘故’（共四处），既不得其字义，而乃指之为权谋，诬矣！”说到“诬”，性质就严重了，不只是误，且有诬陷之嫌。还有洪应绍的论辩也很有特点，他引证《周易》中的“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指出，此“与老圣之言，正互相发。盖循环往复，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无不皆然。唯早知之士，于其固然，知其将然，在张知翕，在强知弱”。
综合上述翔实论证，最后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老子绝非阴谋家”，“老子思想可说没有一点儿权谋诈术的成分在内，老子是最反对机智巧诈的”，“他整本书没有一句话是含有阴谋思想的”。对于陈鼓应的这番话，我是深表赞同的。
作为哲学经典，《老子》的研究、诠释，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思维方式是非实证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它的价值导向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忽视对于认识主体的翔实性、准确性的阐释。为此，我在解读《老子》的过程中，可说是兢兢以求，克勤克谨，唯恐有所错漏。首要一条，或者说关键性环节，在于明“道”。亦即运用古人所倡导的“辨名析理”（分辨、剖析一个名词、一个概念所蕴含的意义）的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的高度，力求弄清“道”的基本意蕴，为准确理解这部博大精深、体现着人类至高智慧的哲学著作，奠定思想理论根基。
《老子》一书以“道”为总纲，“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天地万物的存在本根，即所谓的“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万物之宗”（四章）。“道”这一带有根本性的理念，具有世界总规律的意义。可以说，老子整个哲学系统的理论基础，就是构建在“道”这个观念之上的。它所要把握的不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一个个特定事物，而是宇宙人生和普遍原理。
老子之道，实际是形上性与实存性的统一。《老子》所指称的“道德”，不同于现代所说的仁义道德的概念，“道”是指宇宙世界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而“德”则是对“道”的运用和表现。“道”是基本原理，“德”是实际运用。学者杨国荣指出：“《老子》对形而上的问题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以‘道’的辨析作为全书的出发点，一开始便展示了一种形而上的视域。而在老子哲学的展开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一再看到对形而上问题的追问和沉思。”
老子明确认为，“道”是独立于整个自然界之外、超越时空的观念，或曰绝对精神。“道之为物，唯恍唯惚”（二十一章）。何谓“恍惚”？“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十四章）。这样，对于它的认知，就很难仅仅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来实现，而只能超越于现象之域和感性规定，给人以虚无缥缈、茫然恍惚的感觉。
实际上，“‘道’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而已，‘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的描写，都是老子所预设的”，“我们不能从存在的观点来处理它”。陈鼓应在阐述了上述观点之后，紧接着又郑重指出，我们绝对不能由此而认为它只是一场“概念游戏”。在老子看来，这个“道”又是真实存在的，“其中有象（迹象）”“其中有物（实物）”“其中有精（形体内在的精气神）”“其中有信（可验证的信息）”（二十一章），说明了老子的“道”是一个实有的存在体；而且有其不同的蕴涵，有的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有的指一种规律（如对立转化、循环运动），有的指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含义虽然不同，却又可以相互贯通，联系起来。一当形而上的“道”，如“仙女下凡”，落实而成为人生准则，那它所产生的价值就非同小可了。由此可见，老子的“道”是与人生密切结合的。就是说，老子反复讲“道”的恍惚无凭，“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十四章）；但是，“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他所真正着意、时刻在念的，还是人生与政治的问题。这也许和老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式微，“天人”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从重视天道转而为重视人事，以民为本的思想越来越突出，是有直接关系的。
关于人生，老子总是企图将“个我”从现实世界的拘泥中超拔出来，将人的精神生命不断地向上推展、向前延伸，以与宇宙精神相契合，尔后从宇宙的规模上来把握人的存在，并且来提升人的存在。关于政治，他以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一面呼吁“自然无为”，主张为政不能扰民；一面鞭挞统治者横征暴敛、诛求无限的恶行。
这里举出一个谈天道而关涉人事的典型事例。老子在七十七章讲“天人之道”，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入观察，提出了一个极为精辟、独到的法则，它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生活其间的春秋晚期，互相兼并，弱肉强食，竞争激烈。“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西方则表现为《圣经·马太福音》中的“马太效应”），最终受难的还是普通民众。当代学者张松如在《老子校读》一书中指出：“老子把他从自然界得来的这种直观的认识，运用到人类社会，面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阶级压迫的不合理现实，他认为‘人之道’也应该像好比张弓的‘天之道’那样，‘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他的主张，他的愿望。可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是‘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道”是《老子》全书的核心理念，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围绕“道”来铺排、展开的，那么，展开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个纵贯全书的线索可循呢？根据多年来对《老子》这部书和老子政治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我感到其间确实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那就是“法自然”（二十五章）、“为无为”（六十三章）、“柔胜刚”（七十八章），可以概括为自然无为、守柔处下。抓住这条红线，理解老子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就能纲举目张，“红线穿珠”，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老子的“道法自然”，富有开创性。“道”在《老子》一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其本义，原为大路，而在老子这里，成了“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正如现代学者胡适说，“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而“自然”二字，也并非实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它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不再是名词。老子创造“自然”这一词汇，是用以表明与“人为”相对立的自然而然、自然天成，亦即事物的天然本性。在这里，“‘道’以它自己的状况为依据，以它内在的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从而“推翻了神的创造说与主宰说，这在人类思想史上，迈进了一大步”（陈鼓应语）。
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既然提倡纯任自然、自然而然，既然事物本身就具有潜在性与可能性，无须外在附加，不必依靠外在因素，倡导“无为”也好，“尚柔”“处下”“守静”也好，就都有了充分的理由、必然的基础、足够的理论支撑。
老子的“无为”有其本体论的根据，这就是“道”。在“道”的统领下，有两句最关紧要的话：“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相生相发，相辅相成——“自然”与“无为”是两个命题不一、情态有别而精神内涵高度统一的概念。“自然”是讲一种状态，意为没有丝毫勉强而任其自由舒展；“无为”是讲一种取向，处事中完全顺应自然，而决不强作妄为。
有人也许认为，既然这个“无为”是针对那种“反自然”的恶劣行为提出来的，那么它就是不干事、不作为或无所作为了。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是一种严重的误读与曲解。不要忘了“无为”的后面还有“而无不为”四个字。“就地卧倒”，啥也不干，并不符合老子的初心。他的实际意思，是说不妄为，顺任自然而不加以胡乱干预。学者刘清平指出：“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一著名命题，从而使他指认的‘道’依然浸润着‘为’的深度意蕴。结果，通过这一界定，老子不仅试图从‘为’的视角解说‘道’，而且力求从‘道’的高度关注‘为’，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为’从一个普通的字词提升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哲学范畴”；“由此可见，在老子哲学中，具有否定性内涵的‘无为’，并不是断然主张根本不去从事任何创造制作活动（因为‘道’毕竟能够‘生’万物），而是旨在要求无目的、无意图地从事创造制作活动；至于具有否定之否定意蕴的‘无不为’，也不是简单地肯定有目的、有意图地从事创造制作活动，而是着重强调了合目的、合意图地从事一切创造制作活动”。
所谓“无为而治”，是指按照“道”的法则，遵循规律，自然而然，因势利导，“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让人民去自我发展、自我完成。用老子的话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接下来他又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意思是，以辅助万物的自然变化而不加以干预。道理在于，“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意思是，强作妄为就会败事，执意把持就会失去。正是由于圣人不妄为，所以不会败事，不把持也就不会丧失（均见六十四章）。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出结论：与“无为”直接联系着的，是不能逞雄强、肆贪欲、狂乱躁动，必须尚柔、守静。
在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方面，老子和孔子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孔子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吾道不行”“累累如丧家之犬”。这在老子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还是那句话，“两股道上跑的车”“道不同不相为谋”。
老子有“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弱者道之用（道，以弱为用）”（四十章）之说，乍看不太好理解。其实，这里讲的是势之必然的辩证法。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事物向相反方向发展。所以他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意思是，用兵逞强就会遭致灭亡，树木强大就会遭致砍伐。在老子看来，恃强凌弱，乃兵家之大忌，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两军对阵，兵力占优势一方，往往恃强而骄，疏于应对，最后遭致惨败。“淝水之战”中，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苻坚，傲慢至极，说：“区区长江天险算什么？我拥有百万大军，只要我一声令下，叫士兵们把皮鞭投入长江，足可使江水断流！”最后，竟败给了训练有素的八万东晋军队，苻坚本人受伤，全军溃败，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而从事物的客观现象来考察，也莫不如此，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所谓“水滴石穿”是也；“人之生也柔弱（活着时身体柔软），其死也坚强（死时变得僵硬）；草木之生也柔脆（柔嫩），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同类），柔弱者生之徒”（七十六章）。
应该说，老子倡导因物性、顺自然、决不肆意妄为，有其鲜明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亦即面对统治者恣意扩张一己的占有欲，大肆掠夺社会、自然财富，人民的生命本真状态与合理生存状态遭致严重的破坏，他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从理论的高度，忠告为政者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之上和生活其间的社会环境之中，应该对“反自然”的后果进行痛彻反省。而他的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尚柔”“守雌”“不争”“处下”，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知足知止”“去甚、去奢、去泰”，都是着眼于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紧张关系，缓和人类社会冲突，缓和心理矛盾，优化世间的生活形态与心理样态。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社会矛盾激化、人性异化、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根本无法同今天世界范围内人类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传统的过度流失、人类本性的摧残，所引发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相比，可是，他竟能慧眼独具地发现“人之迷，其日固久”（五十八章），提出了一系列尖锐课题与应对措施，可见其惊人的预见性、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强烈的悯时救世之心。
我们不能不对这位先知感到由衷的钦佩，进而从其思想中汲取丰富的滋养，作为克服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物欲膨胀、环境破坏等时代疾患的借鉴，作为建构和谐社会、确立核心价值、提升精神境界的宝贵资源。
要深入理解、准确鉴别老子的思想和观念，在对原著的解读、研索过程中，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按照辩证思维思考问题；二是，认真鉴别、吸纳诸家诠释及评点意见。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老子是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万物变化的情况，他观察了社会方面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与败、存与亡、祸与福。在古代哲学家中，老子确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老子思想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治国理政、经济管理、军事对抗、文化教育、道德伦理、修身养性、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为每个人的人生以至民族整体的发展提供智慧的源泉。
老子的智慧同人生的各个方面，诸如命运、生存、事业、生命、日常，都有直接的联系。大别之，也可以从政治与生活两个方面加以梳理。但正是由于它们都是属于人生范畴，所以，有一些也很难分得清楚。
诸如——
“以正（清静之道）治国，以奇（奇诡、出其不意）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指得民心）。”（五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最好的世代，人民只是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其次，亲而誉之（人民亲近他、赞美他）；其次，畏之；其次，侮（慢）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上面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信任他）。”（十七章）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可有两解：一是，知道的人不多说话，多话的人不知道；二是，两个“知”都作“智”，解为：有智慧的人是不多言说的，多话的人不是智者。“不言”，意味着“行不言之教”。
“我有‘三宝’，持（守）而保（全）之：一曰慈（爱），二曰（节）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
“治人、事天（这里指身性），莫若啬（啬，节俭、爱惜，这里指爱惜精力）。”（五十九章）
“希言自然（少发教令，是合于自然的）。故飘风不终朝（狂风刮不到一个早晨），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谁使它这样的）？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六十三章）在这里，“飘风骤雨”喻暴政之鞭策百姓、赋税劳役。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大意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声使人听觉失灵；浓汁厚味使人胃口败坏；跑马射猎，使人心思放荡狂躁；珍稀的物品，引诱人行为不轨。因此，有道之人但求安饱，而把声色、感官之娱弃置一旁，有所取舍。
“不贵（珍视）难得之货（财物），使民不为盗（不生盗心）；不见可欲（不显耀可贪的财物），使民心不乱。”（三章）
“生（生养万物）而不有（据为己有），为而不恃（自恃其能），功成而弗居（不居功）。”（二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过错）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所以懂得满足的这种满足，将是永远的满足）。”（四十六章）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六十九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
“抗兵相若（兵力对等），哀者（指由受压迫而悲愤抵抗之师）胜矣。”（六十九章）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都是谦卑自抑之词。不谷，意为不善）。”（三十九章）本意在于：为政者要能谦卑、处下，才能得民心，基础牢。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最方正的好像没有棱角，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完成，最宏大的乐声听来反而没有声响，最高大的形象反而不现形迹。这里的“大”，应作高超、美妙理解。其效用体现于内在，而不是外炫，所以一般人不易觉察。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踮起脚尖站不牢，跨步前行走不远；自呈己见反而难以自明，自以为是反而不得彰显；自我夸耀反而不能见功，自高自大反而难以长进。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二十八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真话、由衷之言未必华美，华美之言，亦即巧言，未必真实；行为良善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良善。
…………
研究分析老子的智慧，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会通性。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说，老子乃“阅世久而富于经验之人也。其所言，悉得于天道、人事、物理之会通。吾国哲学之滥觞也”。这种会通，从三个层次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相互贯通：由天道推演人事，从宏观出发在微观中做多方面的展示，从形而上的思考落实到人生与政治的层面。中国古人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人生的，所谓“道不远人”。比较典型的是老子的生态智慧。老子认为，“万物得一（道）而生”（三十九章）。包括人在内，天地万物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与基础。与此相关联，是“道法自然”，即“道”的本质是自然的，纯任自然，自然而然，“自己如此”；否认人是自然之主宰，否认人的行为独立于自然之外，反对人随意摧毁自然生态，肆意妄为。这就为保护自然生态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又以“自然无为”——顺其自然而不加以强作妄为，作为行动的指南。为此，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把这种行为方式，解释为“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
二是超越性。一般来说，号称“知识之王”的智慧，是在知识与经验基础之上升华出来的。但它与知识、经验并不完全一样，从本质上看，智慧超越了它们所具有的限度与层次。比如，二十七章讲：“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说的是，有道之人总是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所以没有人被遗弃；总是能够做到物尽其用，所以没有物被废弃。这就是因顺常道（袭明）。所以，善人可以作为不善的人的老师，不善的人可以成为善人的借鉴。如果不尊重这一老师，不珍视这种借鉴，虽然看似聪明，实际是愚迷无比。这真是精深道理（要妙）。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三章）在老子看来，世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宝贵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向往和拥有的“可欲”之物。在老子看来，一切稀奇珍宝，一切你以为值得“贵”“尚”“显”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存在，而是人心自己的定义，或曰幻想与自恋。老子就这样看破了人间的一切把戏、一切幻相，并善意地提醒我们：头脑要清醒，千万不要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概念蒙骗。
三是规律性。老子独具一双犀利的眼睛，善于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成败得失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这方面的例证，随便就可以举出很多。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十八章），说的是：求学一天比一天增加知识积累，为道一天比一天减少智巧；减少又减少，一直到“无为”的境地。冯友兰指出：“所损所益，并不是一个方面的事。日损，指的是欲望、情感之类；日益，指的是积累知识的问题。这两者并不矛盾，用我的话说，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再如：“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一般人做事，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遭致失败，所谓功败垂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再如：“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轻易应承的难免会失信，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必然遭遇更多的困难）”（六十三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爱名过甚，必将大耗精神；藏货过多，必将遭致惨重损失）”（四十四章）。
四是辩证性。老子运用辩证思维，把事物看成是彼此对立、相互依存，并且不断向反面转化的两个方面。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曲则全，枉则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他的一些说法，看似与常识背反，实际上，恰是反映了一种独到见解、超常智慧。如他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其本义是讲，见到利益，先人后己，就能赢得人民的爱戴；遭遇祸患，如果能把生命置之度外，由于受到众人的拥挤、爱戴反而自身可以得到保全。这不正是由于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自己的大业。
五是形象性。作为经验的升华、理性的超越，老子的智慧极具形而上的品格，加之用语的简古、表达方式的诡异，人们一般的印象是：老子的智慧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实际上，并不尽然。这里举几个实例：“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老子在这里用“烹小鲜”来比喻治理大国之道，说明治国理政必须遵从社会、自然秩序，不可恣肆妄为、随意变动、朝令夕改、胡乱折腾；否则，就会引发社会动乱。关于这一论述，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真经》中有这样一段话：“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挠则鱼烂矣。”再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接近）于道矣”（八章）。还有，“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这些论断，都分别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尚柔处下思想的形象注解，十分生动、形象。再如，老子说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都是从生活实际出发，既通俗易懂又便于操作。解悟《老子》，我时刻警戒自己，切不要把原初鲜活的精神生命，变成了凝固的古典知识。当代学者傅佩荣有一段精确的阐释：“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为什么老子认为自己的说法容易实践，但是天下人却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实践呢？答案是：老子的智慧太高了。‘智慧’，其实无所谓高低，它像是一道门槛，只有跨过去与跨不过去的问题。一旦跨过去就觉悟了，就豁然开朗。从此月白风清，无所滞碍，可以解脱自在，也可以逍遥自得。庄子的表现不正是如此吗？”
说过了老子智慧的特点，我们再从广义上弄清楚“何为智慧”这一学术课题。“智慧”一词，据说是由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人创造的，按其本义而言，乃是指爱智慧、追求智慧、追求真理而言。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先是以“智”（知）的形态出现的。属于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包含感知、知识、记忆、理解、联想、情感、逻辑、辨别、计算、分析、判断、决定等多种能力，其认知对象应是社会、宇宙、人生，过去、现时、将来，可说是无所不包。现今传世的号称“经典中的经典”，像儒家的《论语》、法家的《韩非子》、释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心经》，仅仅二百六十八字），还有所谓“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都因其有着巨大的精神内涵，得以万古传扬、长盛不衰。
智慧有别于知识。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自从16世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后，人们公认知识决定高度，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是权力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由此而忽略了知识与智慧的差别。知识是人类对有限认识的理解与掌握；智慧是一种领悟，是对无限和永恒的理解和推论。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一个人可能“学富五车”，但他不一定是智慧之人，因为他完全可能无数次地重复人家的思想，自己却疏于思考，不去探究，更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智者，不能只看他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灵性、悟性。知识是学习的积累，终归有限；智慧是富于创造性的，可以展望无限。“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能显示出它的真正价值，否则过于密集的知识有时还会成为身心发展的沉重负担。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某一价值标准等方面的认识；知识再进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规律性的认识。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上升为思想意识层面，从中获得理念和感悟，就可以豁然贯通。所谓规律、智慧，正是这种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是由死变活、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是起统领作用的。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们应该通过读书学习的方式，发掘并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掌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精髓和具有普遍性、前瞻性的中华智慧，从而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充满活力，奋发向上。通过读书学习，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有所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实现人际和谐，相互信任，最终达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对待自我、提升自我，消除不良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
老子与孔子不同，孔子有那么多的弟子，有直接的传承人；而他，则是少得可怜，近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能够数得出来的，只有一个出生于战国中期、相隔近二百年（学界一般认为老子出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庄子为前369年）的庄子。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也确实在《庚桑楚》《在宥》《天运》《天道》《知北游》等篇中，共二十一处讲到老子，多处直接征引老子的言论，并记述这位前辈以先知、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孔夫子面前，同时“剽剥儒、墨”，“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足见其对于这位先师的推重。
老子与庄子，同为道家学派的大师、代表人物，老子被认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则是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们有着基本上相同的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思维方式。学者崔大华做过如下的分析、概括：庄子和老子都是把“道”作为一种超越人的感性经验之上的宇宙万物最后根源来理解的。老子把“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本原，最先使之具有了客观实体的意义；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理论，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老子思考的重心，是对天道、世道、人道做全面的终极的理解；那么，到了庄子那里，则侧重于探寻无待、无恃的自由境界，解除人为的桎梏，实现心灵的超越。老子之道，是外在客观的，着眼于对天地之母、万物之始的探询；庄子在承认道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源头的同时，又把它引申到人生方面，更多地关注于“人间世”，包括对于人的生存困境、多舛命运、苦难现实、心灵安顿的思考，以求寻觅一条通向精神解脱的道路。老、庄都认为，世界产生于无目的性、无意识性、非人格化、非主宰性的“道”，而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在这里，“‘道’以它自己的状况为依据，以它内在的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从而“推翻了神的创造说与主宰说，这在人类思想史上，迈进了一大步”（陈鼓应语）。在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方面，老、庄二人虽然相同或者相近，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加之，个性、关注点、价值取向的差异，在体“道”的路径方面，则判然有别。老子着眼于入世，谈的多是与政治相关的入世之道；庄子反是，着眼于精神自由、思想解放，更多的是思考人生。老子号称“隐君子”，却仍然不能忘情于“天下”，八十一章中竟有二十九章，多达六十一次谈到，看得出来他对“天下”的无比热衷；庄子则不然，真正看重的是个人的“性命之情”，追求个人精神逍遥自适之“天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自史迁以来，均谓（庄）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浑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而始圆备。”
老子、庄子既是伟大的哲学家，又都是高超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们同放异彩，又各极其妙，各有千秋，前后二百年间，雄踞于中州大地，闪射着奇异的光辉。《文心雕龙》有言：“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老子》一书，语言具有韵文体的特征，整齐简洁，辞格丰赡，句式灵活，上下对应，读来朗朗上口，又富有玄妙的哲思理趣，特别适合诵读。《庄子》文本最大的特点，是在哲理之外闪烁着浪漫的诗性风采。作者的想象力，如凌空而至，变幻无常，令人目眩神迷，魂摇魄荡。清人刘凤苞说：“庄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举世悠悠，借此以消遣岁月，浇尽胸中块垒矣。”
应该说，道家哲学占据着三个制高点：一是居于上古巨人时代的峰值位置，既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大觉醒，更参与实现了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二是其伟大的智慧、高远的境界，从宏观现实出发，基于人的本性和人类共时处境的思考所提出的卓越思想以及追求自由精神，防止和克服人性的异化——这些都具有跨地域、跨时代的普遍价值；三是生命力的持久，它们不依托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不受地域、种族的限制，因而不会随时随地而改变。作为体现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帮助世人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寻求现代的灵感；特别是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解决现代所面临的一系列世界性课题的有效途径。
研读《老子》过程中，我集中思考了关于经典的问题。何为经典呢？“经典”二字原应是很庄严、很神圣的，从字面上理解，“经”，有经常、恒久之义；“典”，就是可以作为学习、仿效的标准而起示范作用的典型、模范。甲骨文字形，“典”的上面是“册”字，下面是“大”字，本义当是指重大的文献、典籍。“经典”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通过历史选择、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典范性、权威性的最有价值的作品。有一些往往被直接命名为“经”，如中国的《易经》《诗经》《道德经》，域外的《圣经》《心经》《金刚经》等。学术界也把它们称为“元典”。
《老子》成书之后，评点、论证的著作，至今大约达两千余种之多。自从唐代玄奘法师首次将《老子》译成梵文，传播到印度等国之后，近代外文译本已有近五百种，涉及三四十种语言。数量之多，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在西方仅次于《圣经》。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对于老子也都推崇备至，他们分别说过，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最受世人景仰”；老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1943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期间，结识了爱因斯坦，还被邀请到他家里做客。陈省身回忆道：“爱因斯坦书架上的书并不太多，但有一本书很吸引我，是老子《道德经》的德文译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在世界范围内，《老子》一书“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黑格尔语）。
经典诚然是由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力产生的；但它所回答的问题、突显的智慧，却以其卓绝的预见性、前瞻性，立足于整个人类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之上，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而成为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象征性符号和共同性经典，发挥其左右人们思维方式、规范人们价值取向、决定人们灵魂归宿的特殊作用。《老子》中关于“道”以及围绕着这一核心所展开的“道法自然”“道通为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天之道”与“人之道”等论述，都属原创性的、独一无二的。虽然《老子》只有五千言，就其精神内涵的高度凝缩、智慧含量的超强密集来说，真是举世无与伦比，以至空前绝后。所以《老子》一书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
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始祖、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遗产，在哲学、政治、人生诸方面，都曾发生过积极的或消极的重大影响。老子身后，有一批道家后学，庄子为集其大成者；道家学派的“黄老之学”，曾利用老子的“道”缔造自己的学说体系。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以后的子思、孟子也深受老子“天道观”影响。纵横家、阴阳家，特别是法家，都从多方面利用和改造老子的思想，广泛吸收其营养。而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人生和军事战略战术的运用方面尤为突出，以至《老子》一书被称为“救世之书”与“兵书”。为此，现代史学家吕思勉指出：“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专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曾说过：“中国人的特性（性格）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
按照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所讲的，文本本身都是开放性的，在不同时代、不同解读对象面前，存在着阐释的多样性与理解的差异性。对于《老子》这样体系博大而庞杂，举凡自然、社会、人的精神世界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言简义深，高度浓缩，历时久远，这样它的开放性、多元性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正是源于开放性、多元性，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经典总是常读常新，即使是第一次阅读也有重读般的温暖，但你永远读不透它。
研习古代经典，前辈学人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比如，久驰盛誉、广泛流传的宋人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元人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中记载：“东坡与王郎书云：‘少年为学，每一书作数次读，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不能兼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事迹、文物之类，又别一次求，他皆仿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这里的重点，一是强调反复研读，“每一书作数次读”；二是强调定向攻关，目标专注，每次“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三是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各个击破。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对敌作战，切忌八面出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东坡居士以读《汉书》为例，说他不是泛读，不是涉猎，而是列出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贷等若干方面，每读一遍，都是重点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从不同角度，分进合击，各个击破。此法看似愚钝，实则最是管用。
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则是强调“涵泳工夫”（意为沉浸书中，涵咀义蕴，细细品味，慢慢消化），他有一首告诫后学的七绝：“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说的是，读书时切忌贪多求快，匆匆忙忙，一瞥而过；应该细细品味，反复揣摩、研索、鉴赏、比较，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书中奥义，同时也能培养起审美的兴味与情趣，体会出文字中更多的妙处。读书固然不必求急，但若是关乎切身的事，那就需要尽快地思考了。至于不懂的地方，倒是不妨暂时放过，不必死死抠住不放；随着读书渐多，理解能力增强，难解之处自会逐渐理解。鲁迅也有类似的说法：“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
对于“涵泳工夫”，古人普遍重视，论述颇多。大学问家朱熹认为：“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学者读书，须要致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清代学者王夫之的经验是：“熟绎上下文，涵泳以求其立言之指（旨），则差别毕见矣。”晚清的曾国藩则说得更为生动形象：“涵泳二字……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曾国藩教子读书有三条要求：第一，要读经典。他认为经典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第二，“一书不尽，不读新书”。这实际上就是涵泳、沉浸的读书法。第三，就是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
谈到研习中国古代经典，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防止“以西释中”——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方法和理论，来梳理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强调指出：“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当代学者余英时也曾痛切地说：“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学成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解读《老子》，必须回归原典，真正了解和把握“五千言”的精神要义、思想内容、逻辑体系、思维模式。只有从整体性上理解和把握，才能避免对这部经典做片面的解读。但是，不同于其他典籍的，是“五千言”中充满了精言警语，可说是句句珠玑。正是这些银丝金缕，织就了这部锦绣华章。可以说，每一字词句章中，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精研细读。
且以“上善若水”一语为实例，这四个字却花费了我整整三天时间，包括阅读、思考、博览群书、搜索资料。这么说，有的学友可能不以为然——下这么大功夫有必要吗？我想说，就因为它是经典。朱熹曾自述他读《诗经》的经过：“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而清代大学者戴震更厉害，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本着对于前贤往哲“心向往之”的恂恂敬意，我研索“上善若水”一语，大体上分为三步。
先是精读原文，弄懂本义。这四个字出自《老子》八章：
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其性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厌恶），故几（接近）于道。居善地（居处善于选择地方），心善渊（心胸善于保持沉静），与善仁（对人善于以诚相待），言善信（说话善于遵守信用），政善治（为政善于精简处理），事善能（处事善于发挥所长），动善时（动作善于把握时机）。夫唯不争，故无尤（罪过）。
我记着曾为《老子》做过注释的三国学者董遇的话：“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朱熹也曾说过：“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
对《老子》中这番话，我先是字斟句酌，反复思考，做出自己觉得满意的理解；然后，再对照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中的注析加以校准。
再就是，旁征博采，扩展心胸，开阔思路。这个博采，包括对老子在其他几处对于水的论述，孔、孟、庄、荀与文子以及古希腊哲人的论述，进行对照、比较，从其见解的异同中，吸收精神养分；又从河上公、葛玄、王弼、苏辙、薛蕙和朱谦之、张松如、傅佩荣等近二十位古今学人的评析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的认识。这里说个小例子：在解读“处众人之所恶”时，我特意查了《论语》中“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段话。一个是主动“处众人之所恶”，一个是“恶居下流”，观点尖锐对立，颇为有趣。
最后联系实际，得出结论，力求做创造性的转化。老子的名言兼具道德与智慧的双重意蕴。作为德性，这种品格表现为别人争抢的他不争，利泽万物，施不望报；别人厌恶的他肯处，居卑处下，净涤群秽，忍辱负重，尽其所能以利万物。作为智慧，正如苏辙在评论中所指出的：“有善（做好事）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争也”；“水唯不争，故兼‘七善’而无尤”。老子观物取象，以象喻意，通过赞美水的“利万物而不争”的德性与智慧，倡导一种高尚的人格与可贵的担当，在思想道德、精神文明建设上，给予后世以丰富的教益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