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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血脉与命脉，是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文化拥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增添了高度的自信和无比的自豪。在这里，思想理念是骨骼、传统美德是经络、人文精神是血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体。
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面是表层的，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是属于最深层次的，制度、体制则又介乎两者之间。就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说，应该包括典籍文物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这两大类。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根本标志。所以说，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没有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
中华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儒、道、释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传入、传播，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中华传统的人生智慧，儒、道、释相生相发，相辅相成。儒家讲求入世进取，强调刚健有为，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究精神超脱，道法自然，安时处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二者交融互济，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佛家讲究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干扰，化烦恼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为上”。这在我们生活的当下，也不无劝诫意义。从前有个说法“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南宋孝宗），大致反映了它们的特点。
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是靠固有的文化来体现的。国学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何谓“国学”？它是相对于西学、新学而言的。清末，欧美学术进入中国，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称为国学。所谓“国学”，就是本国固有的学术，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现在，人们往往将国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起来，这是不科学、不严谨的，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有物质文化（如器物、服饰、饮食、建筑等），制度仪式文化，精神文化（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而国学，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范畴相对狭窄一些，以学科分，国学包括今天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诸子百家，儒、道、释三家学说等，长期以来儒学贯穿并主导着中国思想史，其他则列在从属地位。
国学是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兼容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它的价值与意义，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化艺术三个层面来阐释：
在哲学层面上，学习国学可以领悟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核心关系方面，形成知己的自我哲学智慧、知人的政治哲学智慧、知天的自然哲学智慧。
在历史层面上，学习和研究国学，可以把握历史脉搏，总结历史传统，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增强自立于社会、分析世事、解决问题的本领。
在文化艺术层面上，可以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的人文蕴涵、高尚的精神旨趣，塑造民族灵魂，提高民族素质，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当代思想史家张岂之认为，可以这样归纳：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国学，不仅作用于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也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曾经有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力政，合纵连横。知识分子则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思想自由，涌现出春秋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战国时期以孟子、庄子、荀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伟人，也产生了一批对后代影响巨大的皇皇巨著。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思想自由度较高，学者们或参与朝政，或著书立说，或设坛授徒，他们在哲学、历史、文学、地理等多个领域建树颇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文化巨匠。第三次在民国初期。这个时期清帝国覆灭，学者们获得了空前的思想自由，再加上五四运动以及“西学东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涌现了诸如章炳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一批国学大师。
先秦时期一批思想文化巨人，他们的出现是带有世界性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大约公元前6世纪—前2世纪），世界范围内几大文明古国，在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下，都分别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对于人类所关注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润泽着人类饥渴的心灵。
这个“巨人时代”，在中国恰值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无疑是典型的衰世、乱世与浊世，但它又是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群星灿烂、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现代学者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其影响后代中国，实在大极了”。
>>>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曾经有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春秋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战国时期以孟子、庄子、荀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伟人，也产生了一批对后代影响巨大的皇皇巨著。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思想自由度较高，学者们或参与朝政，或著书立说，或设坛授徒，他们在哲学、历史、文学、地理等多个领域建树颇丰。第三次浪潮在民国初期。这个时期清帝国覆灭，学者们获得了空前的思想自由，再加上五四运动以及“西学东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
梁启超说，国学是关于德性的学问，也就是砥砺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学问。抛开国学，就有可能丧失道德底线。市场经济下，货币拥有重新划分社会等级及地位的巨大功能。这是过去未曾遇到过的严峻课题，也是一些官员经受不住诱惑，出现贪腐的直接原因。这种诱惑，不是一两句“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就能抵挡得住的。他要风光、要享受，就免不了攀比，人性中原本被禁锢的欲望得到了释放，这样一来货币标准跟人的欲望达成契合，就出现了人性异化。而社会上，越是浮躁、功利，就越会缺失道德；而越是缺失道德，就越是浮躁、功利，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从根本上加以救治，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改变人的不平衡心态；同时还需要通过接受、吸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在头脑里扎根，也就是致力于道德重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道德体系，此乃固本培根之举。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应该如何把握？又该具体从哪里入手？
第一点，如何理出一个头绪。中国传统文化犹如汪洋大海，浩瀚无边，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必须理出一个头绪来，否则“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我在学习过程中，先是从“三个划分”入手，从源头上往下捋，一步一步地深入钻研。
在先秦诸子中，划分清楚儒家和道家的基本理念。儒家看重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调适协作，强调社会责任，习惯以共性（用现在的话说，叫团队意识或团队精神）为前提，强调的是“有为”。道家强调人的内部自身协调，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宇宙万物的规律，提倡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宇宙、看待事物，以提高心灵境界为前提，强调“无为”。
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概括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对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关于儒家自身的划分。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但接下来分为两支：一支是孟子，强调“性善”，创立儒家的理想主义理论；另一支是荀子，强调“性恶”，创立儒家的现实主义理论。儒学到了汉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变化是非常大的。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将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为新儒学。宋代以后，儒学又分为两大学派：一是由程颐创建，朱熹发扬光大的程朱理学；一是由程颢创立，陆九渊和王阳明发扬光大的，称为心学。
关于道家的划分。我们把道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并称为“老庄”，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总体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论者指出，老子以道入世，谈的是入世之道；庄子之道，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自由。老子以哲人的身份论道，侧重于思辨和理论分析；庄子更多的是悟，也就是依靠生命体验，而并非诉诸客观认知，很多都是通过直观的形象化意象来表达的。当代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与老子及其他哲人不同，庄子很少真正讲“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他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心等另一套；他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与身心问题，这是庄子思想的实质。现代史学家吕思勉说得更干脆，“庄氏之学，与老子相似而实不同”。老子、庄子都属隐者之流，但二人阅历不同，所处时代、身份背景差异很大。老子做过周王室的史官，熟谙以往的治乱兴衰、得失进退之理，因而《道德经》中谈政治原则的内容较多；《庄子》则异于是，见不到正面言说的政治原则、政治方略、政治观念等内容。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涵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在对待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人际关系上，对于强国与弱国、贵族与平民、都市与乡鄙、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看法上，二人也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都公开标榜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而实质上往往是儒道兼容并蓄、出世和入世共有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二点，理清脉络，只是入门，根本功夫还是要下在精读深研经典上。
经典有所谓“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之说。就一般读者的入门，文史学家吴小如讲得比较实际，他要求人们先要读完“诗”（《唐诗三百首》）、“四”（“四书”）、“观”（《古文观止》）。他认为要打下国学基础，“卑之无甚高论”，首先要把这几部书从头到尾都看过、都背过。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的活力，让人得到智慧的启发，让人滋养浩然正气，尤其是文化经典可以助人涵养精神、拓宽心胸、升华志趣。这些经典艰深难啃，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提出一个经典的阐释与解读问题。古代学人有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他们把“四书”作为导入的门径。相对地看，“四书”结合主观与客观的实际更紧密一些，更容易理解一些；而且，“五经”的基本义理，也都体现在“四书”里面。《论语》一书记载着孔子及其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书中，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属于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的知识。《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做人之道、求学之道、治国之道，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中可以吮吸到鲜活、丰富的人生营养。孔子的学生曾参，从修养自己的心身入手，指出正心诚意的路径，于是而有《大学》之作。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学生子思（孔伋），在孔子首创的“中庸”“中和”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上，又通过《中庸》一书详细论述了有关生活方式与处世规范的问题。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则着眼于解决行为方式的问题。就是说，《孟子》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儒家经典。
关于读书，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创造了“八面受敌”精读法。他说：“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这是他自身长期读书经验的总结。比如，《汉书》他就读过许多遍，每读一遍都有明确的目的。读第一遍，他从中学习治世之道；读第二遍，学习用兵方法；读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等等。这样读了几遍之后，他对《汉书》各方面的内容便都熟悉了、精通了。这种读书法，目的明确，效果显著，能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因此对后世影响很大。毛泽东赞扬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
第三点，中华传统文化集中地体现在哲学与史学方面，为此，需要狠下功夫抓住这两个关键门类。
我们要认知世界、解悟人生、观照现实、探索心灵，就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哲学不仅能够回答人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发现历史与社会的症结所在，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西方有句谚语，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情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在谈到哲学的用途时，冯友兰认为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它是超越一般人的素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是“无用之用”的学问，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也就不需要哲学。
哲学不是知识学。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某种价值准则等方面的认识；知识再进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规律性的认识。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上升到思想意识层面，人们从中获得理念和感悟，就可以豁然贯通。所谓规律、智慧，正是这种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是由死变活、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是起统领作用的部分。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规律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的底蕴；智慧则关乎人生，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他们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应用于实际的哲学，往往表现为一种判断、决策与战略抉择。它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的谋略，而是一种大启迪。
有些人抱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习惯于从“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学；习惯于以“灌”的方式去学，以“套”的方式去用；习惯于背结论、记公式，以为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原理，就算掌握了万应灵丹，可以包治百病。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白族一位诗人写过一首短诗《发现》，他以独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描绘出云南的石林在不同地区的游客眼里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新疆人看这里的石人，每个人都戴着维吾尔族小花帽；内蒙古人看这里的石峰，说是活像蒙古人锋利的马刀；西藏人看这里的石山，认为颇像喇嘛、活佛在念经；宁夏人看这里的石林，像穆斯林在做礼拜。其实，这种“发现”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那些高耸而尖峭的石林，在渔民眼里，很像丛林般的桅杆；林业工人看去，却像无边的森林；钻探工人看去，像是成排的井架……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眼界、视角不仅取决于立足点，而且和生活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
哲学，第一位的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机械的条框，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哲学却又并不提供答案，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体悟、品味、涵泳，这些是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所谓“提出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问题意识”。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问题意识都是最紧要的。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而在于他提出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可以从别人手里接过来，智慧却必须靠自己去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玩弄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忘筌”。
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精神价值。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整个民族与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环节；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可以陶冶人格情操，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正、进步、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扬弃，有所进取。我把它用“凝聚人心，益人心智，传承文明，资政资治，判断决疑”五句话、二十个字来概括。
前三句话是从社会、国家、民族整体上讲的：所谓“凝聚人心”，是指历史的学习、研究，有利于凝聚民族意识、加强文化认同，有利于广大民众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形成与强化。清代学者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梁启超也曾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所谓“益人心智”，是指增强历史意识、传播历史知识，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和社会整体智慧，也就是“读史使人明智”。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对历史事件、历史经验的反思，可以更好地塑造民族的文化品格，提高人文素养。不言而喻，在现代人的总体素养中，历史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构成，它可以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时，更趋全面、理性、周密、慎重。所谓“传承文明”，是说历史典籍、历史知识是后人认识历史、传承文化、继承传统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载体。后两句话同样具有普适性，但更多的还是着眼于领导工作这个角度。所谓“资政资治”，说的是通过总结、把握历代治乱兴衰、是非功过、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史资政，能够为当下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是前人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判断决疑”就是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能够对现实做出判断，解决疑难问题。
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悠久的传统文脉，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化创新的前提是扬弃继承，就是要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不忘本根，辩证取舍，有鉴别地加以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里首要的是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守住中华文化的本根，传承中华文脉的基因。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基本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都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是中华民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形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内容。
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经典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像《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学习而且时时进行自我调节的态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高扬德政的治国理政的规范等，都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精神文明。还有《老子》中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思想，《墨子》中的“兼爱”“非攻”主张，《孟子》中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哲学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庄子》中的关于人怎样才能达到“与人和”“与天和”的宏论，等等。
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实际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随处可见，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思想营养和精神指南。学者汪涌豪就此做了系统的概括：核心价值包括仁爱（基于家庭伦理），忠恕（忠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就是理解人、包容人），人本（以人为本）以及中和（中庸、和谐），诚信。基础信仰就是天、地、君、亲、师。天、地要敬畏，君代表国家政权，亲就是祖先和亲人，师就是教导你的人。政治上，为政以德，民为邦本，任人唯贤。经济上，见利思义，民生为本，损有余而补不足。伦理上，仁智勇，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教育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德智并重。文化上，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因俗而治。外交上，协和万邦，独立自主，礼尚往来。信仰上，神人一体，神道设教，慎终追远。军事上，不战而胜，哀兵必胜，智勇双全。人生上，修己安人，坚韧不拔，以天下为己任。生态上，天人一体，回归自然，俭以养德。社会理想上，小康之世，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中国精神如何概括，当代哲学家张岱年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再加一句话，“刚健中正”。厚德是有原则的，和而不流，刚健有为。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必然会打上封建思想意识的烙印，像宗法观念、等级意识、封闭保守、人身依附、“三从四德”、重男轻女、官本位、特权思想等，就属于落后的糟粕，应该加以抛弃和改造。正确的态度是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破除文化保守主义。有的学者指出：孝，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许多封建统治者都强调“孝治天下”。在今天孝仍然是我们倡导的传统美德，但类似“郭巨埋儿”式的愚孝，有悖人性、有违法律，就应该予以摒弃。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整体看“三纲五常”应在摒弃之列，但“五常”中的“信”却是值得提倡的；不过，由于中国传统习俗中带有熟人文化、亲亲文化、圈子文化成分，“信”也带有由近及远的亲疏等差之别，这在现代公民社会，同样也是需要戒除和矫正的。曾热映的电影《战狼Ⅱ》中有一个情节：在非洲的华资工厂员工面临危险，第二天会有中国的直升机来接他们撤离。厂里的负责人林志雄做出了只接中国员工的安排，中非员工因此悲戚一片。这时，“男一号”冷锋决定，飞机只接妇女儿童，其他人由他带领离开。于是现场一片欢腾，员工们围着火盆跳起了桑巴舞。看得出来，林志雄、冷锋二人的不同决策，反映出两种判然有别的取向。以利己始，固然已无出路；而狭隘的民族观念，也受到了质疑。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中华文化中同胞物与、和谐共荣的追求和人类普遍认同的同情弱者的观念，更能获得人心。
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而做出的努力，本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目标是转化，要求是创造性；而创新性发展则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依托，从其中汲取思想养料，在现实条件下致力于文化提升和思想超越，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价值理念，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创造性为特征，就不是简单地搬运、移植过来，而必须具有新蕴含、新样式、新观照。这样，阐释、整理、编纂、出版的作品，就应一头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一头进入到新的文化体系之中，让传统中的充沛价值理念、厚重文化资源，支撑现代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一次完成，阅读过程中还会不断扩展；文本永远向着阅读开放，理解总是在进行中，这是一个不断充实、转换以至超越的过程。这里也涉及读解方法的问题。我的大体做法是：坚持精读原著，从历史语境出发，着力发掘、把握经典的原生意旨；广泛涉猎有关典籍，尽最大限度开阔视野，对于先哲时贤的研究成果，本着“六经注我”的要求，斟酌摄取，博采精收；在准确把握原生义的基础上，再加以发挥，进行衍生义、转生义的开掘。
参照东坡居士的“八面受敌”精读法，我在研读古籍时，每一篇“皆作数过尽之”，即从多个角度研索、深思，力求达到冯友兰所说的，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我有多个札记本，每有所得，随时记下，时日既久，所获渐多；动用已有的学术积累，经过精心构思，逐渐形成拟写的文章脉络；进入写作程序后，也还是反复思索，不断进行充实、修改、查核、厘正。可以说，没有一篇文章是一次完成的，少经三五次修改、补充，多则十数次，不断地赋予作品以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纵观近现代一切在学术上做出重要成就、重大贡献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古今会通、中西合璧。我绝对不敢以此自封，因为我的外语不行，西学的人文素养欠缺很多；但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我一直在通过文学创作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工作，所凭借的就是所谓“老根底，新眼光”：充分发挥自己读过八年私塾、受过系统传统国学教育的优势，而且自认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样也就可以运用现代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新眼光、新视角、新观念、新语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阐释。
强化主体意识与现实针对性。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而文学则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针对有些历史文化散文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助心灵的枯竭、弥补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性，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主体，见不到心灵展示的偏向，我在写作中特别注意强化主体意识，注重现实的针对性，努力做到把真见解、新发现、真性情、现实感灌注到史料之中。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文脉是心灵的滚涌，精神与心灵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与写史，都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灵魂的拷问。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
实现思、诗、史的有机结合。历史文化写作应该是亦文亦史，今古杂糅，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它们应是以史事为依托，从诗性中寻觅激情的源流，在哲学层面上获取升华的阶梯。通过文史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与美感、活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巨大的心灵撞击力。
体现深度追求。当今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已从各种现代媒体中得到了满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来增长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历史、叩问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乐。这也正是历史文化写作备受青睐的原因。这就提出一个写史通心，进入历史深处，同已逝的古人进行生命对话的问题。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的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心灵；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今人的心灵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心灵，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心灵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在准确理解古籍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历史文化写作关涉古籍的引述与解读，但又不能因为可读性强，而使科学性、准确性欠缺；有些学术著作专深谨严，但却比较生硬晦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突破两难关口？是我在写作中时刻都在思索的问题。我的做法是：采用散文形式、文学手法，交代事实原委，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尽量设置一些张力场、信息源、冲击波，使其间时时跃动着鲜活的形象、生动的趣事、引人遐思的叩问；为了增加情趣、走近读者，除了运用生动的语言，还广泛联想，征引故实，取譬设喻，坚持抽象与具象结合；同时，遇到细节勾勒、形象刻画，又都尽量做到出言有据，力戒信口开河。即便是运用知性和理性结合的手法，也努力避免纯政论式的沉滞与呆板，坚持从明确的思想认识和清晰的逻辑关系出发，选用清通畅达的性情化、个性化语言，尽量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立论采取开放、兼容态度，有时展列不同观点，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里，说理往往成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醒，有时是抒情、叙事的必要调剂。这种“理”，来自对生活的感悟，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这样，历史也变得灵动起来，洋溢着巨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脉浩浩汤汤，心灵世界一脉相承，我们走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走向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走进汹涌澎湃的心灵世界。
一批思想文化伟人，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润泽着人类的心灵。
《周易》作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数千年来，居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源头，内蕴博大精深，万有齐备无涯。《吕氏春秋》说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应该说，《周易》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只不过像《易传·系辞》中所讲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
《周易》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导源于古代，也昭示着现代和未来。为此，获得“智慧皇冠上的明珠”“解读宇宙人生密码的宝典”之盛誉。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周易》是一部辩证的宇宙代数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说，“《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肯定，“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
《周易》表明，远古先哲以整体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静观默察、潜思体悟，从时空、天象的变化及其与社会人事之间的关系，揭橥规律性的认识。所以说，读懂了《周易》，也就懂得了世路人生。在曾国藩看来，“各朝文人学者，没有不读《易》的，也没有不懂医的。医者，易也。医则调身，易则调神”。“调神”，意为提供精神食粮、生命养料，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易传》指出，先哲作《易》旨在“以此洗心”，因此人称《周易》亦为“洗心经”。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这是贯穿于《周易》中的带有根本性的三个思想理念。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相生相发，相辅相成。三千多年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中国人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周易》通篇都在传达着变易、变通的思想。遍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经、传文辞，可以说随处可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这一《周易》变通思想最为经典的“三阶段”说，完整地体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系辞》指出：“爻者，言乎变者也”；“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种变通思维，既应用于自然界，更适用于社会、人事之中。无论自然、社会，还是生命流程，都是旧事物不断衰败、瓦解、消亡，新事物不断酝酿、产生、成长，并逐步取代旧事物的无穷无尽的链条。
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实践，正是这一“变的公理”的产物。
建立在变易思想基础上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一言撮要，统括全局。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远古先哲富有超强的预见性，既有由于天敌施虐、洪水泛滥的自然忧患所产生的“人天之忧”，更有社会、人生、心灵方面的忧患，表现出深深的惕惧与挂虑。
这一忧患的哲学基础，则是“泰极而否”“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变易思想，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由于远古先哲抱有尊天道、重人谋，诉求于内心的内省式的心性特征，因而其卜筮、占卦，往往建立在深且广的忧患意识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乃是远古先哲作《易》的原始动机。正是凭借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朝乾夕惕的进取精神，才使得这个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在数千年间始终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并不断地发展进步，创造了许多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
中国古代哲人的忧患意识，其直接导因则是对客观规律和时势分析的准确判断。《系辞》中明确指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危惧始得平安，而慢易则必致倾覆，所以，必须惧以终始。这样，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致祸患的出现。
《易》卦辞、爻辞中，多见凶、咎、吝、否、损、陨、乱、困等负面占断之辞。《系辞》分析认为：“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讲的是人事得失的结果，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休咎所持的态度。由于具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纰漏并加以改正，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反之，有了小的过错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它的目的在于告诫人们，要有忧患意识，善于补过迁善，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
《周易》中《临》卦卦辞说：“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亨通顺利，则盛极而衰。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阳道向盛之时，圣人豫（预）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变，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尔后戒，亦无及矣。”在《复》卦中，讲周而复始，物极必反，“反复其道”（卦辞），强调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转向反面。《泰》卦中《九三》爻辞也讲：“无平不陂（平原都有坡坎），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宋代学者李光在《读易详注》中解释说：“治乱存亡，安危之相，因如阴阳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唯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乱，常存而不亡，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岂有他哉？兢业以图之，危惧以处之，当治安而不忘乱亡之戒，则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也是一个陷阱。当事业有成之时，古人总是提醒要特别惕戒。《既济》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就是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成功，否则起初吉利，最终还会紊乱不堪。《象》辞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上水下火，一则通过加温、烹饪获得完成；二则相互制约，有利于健康发展。水火既济，象征事业成功，功德圆满。在这种情况下，君子总是虑远谋深，预防蹉跌失误；至于身处险境，那就更是惶惶而不自安，慎惧从事。《履》卦《九四》爻辞曰：“履虎尾，愬愬，终吉。”愬愬，恐惧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处境十分险恶。但只要心存戒惧，小心应对，最终总会化凶为吉。《困》卦《上六》爻辞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藟”——被葛藤缠绕困住；“于臲卼”——被木桩刺伤，心惴惴然。据李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困极之时，若曰动，必有悔；而不思变动，则益入于困耳。若能悔前之失，穷而思通，必济矣。”
谨言慎行，韬光养晦，也是应对恶劣境遇的一种策略。《坤》卦《六四》爻辞曰：“括囊，无咎无誉。”意为将口袋收紧，无获亦无失，虽然得不到赞誉，但可免遭灾难。所以，《象》辞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将口袋收紧，可以免遭灾难；谨言慎行，没有害处。《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意为深夜传来一片错杂的脚步声，应有所警惕，才可望安然无事。魏晋时的王弼《周易注》：“错然者，警慎之貌也”；“以敬为务，辟（避）其咎也”。综上所述，无论是身处顺境、逆境，只要能心存戒惧，妥善处置，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根本问题在于慎终如始，时时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谨慎之道，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小中见大、因中见果，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坤》卦《初六》爻辞，有“履霜，坚冰至”之语。按照当代学者高亨的解释：“履霜，秋日之象也；坚冰，冬日之象也。‘履霜坚冰至’者，谓人方履霜，而坚冰将至，喻事之有渐也。”关于“事之有渐”的道理，《易传·文言》解释得至为深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字，历代学人有不同理解：朱熹认为，古字“顺”“慎”通用，意为上述文字讲的是慎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照字面解释，就是顺乎自然规律。踩到地面的霜，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程颐对此也有解释：“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而成，乃庆霜冰之戒也。”不论哪种解释，说的都是事物由小至大、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要求人们防微杜渐，避免大的祸殃发生。
关键在于“辨之于早”。就此，《系辞》引用孔夫子的话：“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微也，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征兆，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风起于青萍之末”。知几，强调于安乐之时早自为计，在泰之伊始就警惕否对于泰的颠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这里涵盖了或者说体现了三方面的辩证思想、哲学智慧。首先，它建立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础之上，“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其次，是量变与质变的规律，“事之有渐”，“履霜，坚冰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再次，与质量互变规律紧密联结的因果律。在客观事物或现象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原因引起他事物或现象产生，结果则是他事物或现象由量变化为质变的实现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因果观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由一定原因引致的；各种事物产生后都必然造成一定的结果，客观世界不存在不受因果关系支配的事物，原因规定了它的产生物的最终结果。不过，由于大量自然现象与客观事物是隐秘、复杂的，因而许多时候我们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所谓“隐藏自己”，也就是遮蔽原因。而于原因茫然不晓，也就谈不上获取真理性的认识。可以说，古今中外，无论是关于具体对象的具体原因的学问——科学，抑或是研索普遍原因的学说——哲学，全都强调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亦即对于原因的探求。
因果关系具有普遍性。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过：“在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宇宙本身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的锁链。”因果关系又是具体的、特定的。莎士比亚在剧作《亨利四世》中，借助华列克伯爵之口说：“各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历史，观察他以往的行为的性质，便可以用近似的猜测，预断他此后的变化，那变化的萌芽虽然尚未显露，却已经潜伏在它的胚胎之中。”只是，如同常常忽略“履霜之渐”，不善于见微知著一样，人们也经常忽略事物或现象的肇因，忘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常识，缺乏应有的警觉与清醒，不能识机在先；即便发现了问题的萌芽，仍是迟疑、迁就，不能当机立断，直到酿成严重的后果才后悔不迭，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小青与张公子恩断情绝时，白娘子劝慰小青说：“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不过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罢了。”“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一语，引自佛经，对于人、事有一定的戒鉴意义。智者见始知终，总是从原因着眼，懂得造什么样的因就会生出什么样的果，所以，从源头上惕厉、约束自己，绝不酿造孽因；而凡夫往往忽视种因，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只有当恶果摆在眼前，才知道害怕、悔恨。“畏因”的“畏”含有警戒、惕惧之义。与其畏果，不如畏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那些落马的贪官，由于贪欲的膨胀，觉悟、道德的丧失，无视纪律和法律的约束，一步步走上罪恶之路。在造成自身堕落的同时，也把一家人引上万劫不复之困境，酿成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人间悲剧。其取败、致祸，全都有个由量到质的渐变过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而且，它也同样反映了因果相循的规律。试看那些失足堕落者的悔罪书，几乎无一例外地总结了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忧患具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它。宋人诗中多有“一生忧患损天真”（欧阳修）、“少年忧患伤豪气”（王安石）、“忧患侵陵壮志消”（陆游）之句，说的都是人们面临忧患丛生的环境与际遇，身心会受到极大伤害。这一点不容否认。《周易·系辞》中也说了：“既辱且危，死期将至。”所以，面对忧患必须惊觉、警醒，这样就有望化危为机，否极泰来，做到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之古训，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进而激发自强不息、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
《乾》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君子终日不懈，自强不息，即使到了晚上也抱有警惕之心，不敢松懈。这样，即便遭遇险情，也可安然无恙。因此，其《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释为：“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现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天道的本质特征是健，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无休无止。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强，奋发进取。《恒》卦卦辞曰：“恒，亨。无咎。”恒，久也。像自然的恒常不变一样，人的壮心也迄无止息。亨，意为亨通顺利，没有灾患。这里强调的是守恒道，树恒心。《彖》辞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利有攸往，说的是利于出行，有所作为。
《周易》卦爻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有精辟的阐述。《乾》卦以龙为喻，或隐或显，或潜或跃，或升或飞，表现刚健有为、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奋发状态。学者曹础基就此做如下解读：
《周易》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可以说，《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象征天（即自然）的运行，为健（通“乾”，帛书作“键”）卦，君子效法它，自我发愤图强，永不停息。
《乾》卦中写了龙在不同阶段的形象：潜伏——开始出头——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跃跃欲试、大显身手——飞黄腾达——适可而止。
怎样理解“自强不息”？《乾》卦的六个爻的爻辞分别是：
“初九：潜龙，勿用。”可理解为一个人羽翼未满，当埋头学好本领，不可妄动；也可理解为做一件事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暂时放一放。都要伺机而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已经显现在田野上，象征有条件发挥作用了，可以去见能依托的人了。算是初露头角。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写君子整天都兢兢业业，到了晚上还小心警惕，所以虽有危险，也无祸害。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或者跳进深渊，没有祸害。不仅在陆地，在水里也很顺手，可以扩大用武之地。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飞上天，飞黄腾达，形势大好，更加利于依托有贤能的人，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上九：亢龙有悔。”亢龙是飞得很高的龙，为什么有悔？因为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件事，都是不可能无止境地向上发展的，总有该回头或退避的时候，一味地高飞，就会碰钉子，甚至摔下来。
《乾》卦的这六个爻，揭示了人或事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从不成熟到成熟，再到发展、高潮，然后物极必反。我们要根据环境与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该学就努力学，该干就认真干，该退就明智地退。其中的道理，可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待人处世。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曾在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为中心话题发表演说。他说：
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尔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出一种刚健之美。《周易》崇尚刚健，在《乾》《震》《豫》《大壮》《大畜》诸卦中都体现了这种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大畜》卦《彖》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高亨作注，曰：“天之道刚健，山之性厚实，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日有新气象。”《乾卦·文言》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看得出来，在《周易》中是把刚健与笃实、中正、纯粹这些可贵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弘扬的是厚重诚笃、中正不倚、坦诚直率的风格、思想、信念。《大壮》卦辞曰：“大壮，利贞。”《彖》曰：“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壮而且大，壮而且正，展现一种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的奋进气概。
《周易》中所倡导的刚健有为，体现一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勇、坚不可摧的崇高品格与顽强精神。《需》卦《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须，意为等待。由于险阻在前，特别需要一种顽强、刚毅、健勇的奋斗精神；但应该静以待时，则不能莽撞行事，这样就可以摆脱困境。
说到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坚不可摧的顽强奋斗精神，人们会联想到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优秀学人。比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一位出色的代表。天汉二年（公元前99），正当他全身心投入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他忍辱苟活，为的就是要实现宏伟抱负——完成《史记》的撰著。如同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以半百之年，获释出狱，苦熬硬拼十四载，最后完成了这部史学杰作。同样的强者，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他西行舍身求法，“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十有七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伟大抱负。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篡注”（《姜斋公行述》）。他们所体现的，都是《周易》中倡导的这种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理念的民族。早在三千五百多年前，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盘上，用以警戒惕厉自己。而这种创新求变的观念，又与产生于更早年代的阴阳八卦的意象恰相吻合。接下来，始编于殷周之际，作为上古巫文化遗存，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的《易经》，特别是战国中后期的产物、汇集解《易》作品的《易传》，更是进一步阐扬了这一理念。
创新的实质，是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说文》释“创”：“伤也，从刃。”“创”的原意是损伤。有的学者指出，《周易》中的创新图变精神体现在生生不已的创化、创造的流变之中。创新化育，不是单纯的量的叠加，而是通过除旧布新，实现新质的生成。《革》《鼎》二卦，充分体现了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的基本理念。
《革》卦《彖》曰：“泽中有火，革。”传统解卦，说是《革》卦属于异卦，按照卦象分析，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泽中有潜伏的火，水火相叠而交迸。水在上浇于下，火在下升于上。火旺水必干，水大火将熄。二者相生相克，互不相容，急需进行变革，也必然出现变革。《乾》卦《文言》中亦有“乾道乃革”之语。革，就是变革、革新、革命。而《革》卦之后紧接着《鼎》卦，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易传·杂卦》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强调的都是推陈出新，除旧布新。
创新、创造、创化，乃天地之大德。《系辞》指出：“日新之谓盛德。”以“日新”为“盛德”，所强调的正是创新精神。又说：“天地之大德为生。”当代哲学家张岱年指出，作为“天地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
创新、创造的指导原则是“顺天应人”。《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滥觞于此。“顺乎天”，指顺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应乎人”，指顺应人民意志，切合社会需要、国情民心。对此，高亨解释说：“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必须应时之需要。天地应时而革，所以四时成。汤、武应时而革桀、纣之命，所以顺天应人。革之应时，乃能成其大也。”这就充分阐明了实施变革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荀子对于“顺天应人”有如下解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份），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古代先哲一致认为，“顺天应人”，是改革、创新、革命所应遵循的准则。《周易》突出阐扬了这一思想观念。
随时为变，随几处变，这是解读《周易》的象数、爻辞，特别是创新、创造、创化意蕴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以及思维方式，反映在认识上，往往偏重时间的流动，凡事以时间为本位，以时间统驭空间。“革之时，大矣哉！”《周易》中多处阐发“时”的观念。时，言简而意丰，一般理解为审时度势。《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它并且明确指出，《周易》这部书绝非僵化的经典，其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观实际为依归；也就是说，唯有因时而变才能适应客观实际需要。《周易》反复强调：“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辞》）。所谓趋时，“正指人事之适应。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钱穆语）。而动静、行止，则是讲以时进退的处世之道，苟不知时，无以言变。
创新、创造、创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永葆进升态势、勃勃生机。现代哲学家方东美指出：“创新资源正是其原始的‘始’，像一个能源大宝库，蕴藏有无限的动能，永不枯竭；一切创新在面临挫折困境时，就会重振大‘道’，以滋润焦枯，因此，创新永远有新使命。纵然是艰难的使命，但永远有充分的生机在期待我们，激发我们发扬创造精神，创新的意义因此越来越扩大，创新的价值，也就在这创造流程中，越来越增进了。”
《升》卦：“初六：允升，大吉。”进而上者曰“升”，亦有通达之意。《升卦》“《彖》曰：柔以时升”，意为以柔道而进，并顺合时机而进升。《升》卦“《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处此时位，犹如树木从地上不断向上升长，木得地气滋养，所以上升。汉代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而且，这种升长一定是持续的。正如朱熹所言：“木一日不长，便将枯衰。”
说到朱夫子，我联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职时，为开元观题写的一副对联：
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
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
他笔下的飞鸟、游鱼生意盎然，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意趣。
曾国藩也曾写过一副对联：
不除庭草留生意，
爱养盆鱼识化机。
上联是说，有意不锄去庭院中的野草，为的是欣赏它的盎然生机和盈盈绿意；下联讲，爱养盆鱼，是因为通过它们可以亲近自然，领悟人生的乐趣，进而识得造化的玄机。对联受到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称赏，特意给自己取号为“不锄庭草斋夫”。朱熹、曾国藩用的都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典故：程颢书斋窗前，茂草芊芊，覆阶掩砌。有的朋友劝他加以芟锄，他说，那可不行！我留着这些青青茂草，是为了经常能见到造物生意。程颢还曾在盆中养游鱼数尾，读书、讲学之余，时往观之。有的朋友问他，几条小鱼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要观赏万物生生自得之意。这些典章、故实，在《宋元学案》和《河南程氏遗书》中都有记载。
《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求新、求变，既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更是永葆旺盛生机活力的根本途径。
清代诗人赵翼的七绝，热情地咏赞了这种创生变化中所体现的化机与生意：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生意，
过了千年又觉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