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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刘邦南面称王的第十二个年头。
这年十月，他率兵讨伐淮南王英布，安抚了南越王赵佗，平定了淮南、荆、楚地区。还朝途中，经过故乡沛县，留驻了下来。他在沛宫置酒高会，宴请家乡父老与旧时朋友。大家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一块儿喝酒、谈天；他还挑选出一百二十名少年，教歌习舞，尽情欢乐。
酒酣耳热、激情喷涌之际，刘邦回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已经取得的恢宏业绩踌躇满志；同时，也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太子又过分仁弱，朝野人心未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且不说，一些诸侯王不能安分守己，却各怀异志；就是边疆也烟尘未息，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勇猛、雄强的将士防守。汉兴以来，原本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无奈，刘邦对于战功卓著的元戎、统帅，心存戒虑，猜忌重重，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自谋发展。因此，一一剪除殆尽。这样在他看来，真正赤胆忠心扶保汉室，且又具有超常军事才能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于是，喜极而痛，不禁感伤起来，情不自禁地操起筑（一种类似琴的乐器）来，一边弹着，一边唱起自己随口编成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那“风起云扬”的意象，着实令人鼓舞，用它来状写秦汉之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形象而又贴切的。接着，诗思一转，导出这位“马上皇帝”稳操胜券、衣锦还乡的得意心态，也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深厚情感。最后，“卒章显志”，表露出全诗的主旨所在，把他为一手开创的汉家基业而深谋远虑、呕心沥血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
那天，高祖令所有的少年都跟着合唱，自己则随歌起舞，“泣数行下”。他对父老乡亲们说：游子悲故乡，朕虽以关中为都，长住都中，但万年之后，魂魄仍然乐于思念沛县。且朕由沛公身份出兵征讨暴逆，今日方能据有天下。因此，我要以沛县做朕的汤沐邑，免除全县民众的赋税，世世代代都不用交税。
父老兄弟及旧日朋友听了，自是感激不尽，此后每天都陪着皇帝饮酒叙话，彼此欢乐逾常。送行时，全县倾城出动。接着又在邑西设帐三天，饮酒作乐。
从刘邦的诗句与话语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的“恋乡情结”和其中所隐含的悲凉意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人，何尝不是如此。过往的一切行走，原都是一步步地向着他的来路逼近，即使是那些叱咤风云的盖世豪杰、富有四海的一朝霸主，也不可能例外。特别是人到暮年，更有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的强烈愿望。
这一年，刘邦已经六十二岁了。而且，在讨伐英布时为流矢所中，箭镞穿过厚厚的铠甲，进到肉里一寸左右，这使他的锐气为之大挫，心性有些灰颓。尽管眼下的荣华富贵、地位威权已经登峰造极，并世无人可比。但毕竟岁月无情，老之将至，正所谓“英雄得志犹情累，富贵还乡奈老何”（清代孙原湘诗）。事实的发展也恰如他所挂虑的那样，回去后仅仅四个月，就在长乐宫中“龙驭宾天”了。
正由于恋乡、怀土意识乃人情之常，因而，往古来今，它已经成为一个言说不尽的热门话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常人，可能说一说也就算了，最后无关大局；若是轮到一些临大事、膺重命、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身上，情况可就复杂得多了，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
说到项羽，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但是，论者又普遍认为，他终究算不得成就宏图伟业、富有政治远见的杰出的政治家。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缺乏“志在四方”的深谋远略，以致功败垂成。当他率军杀进关中，离坐上皇帝的龙墩只是举步之劳的时候，他却踌躇不前，望而却步了。倒不是出于恐惧——西楚霸王心目中没有不可战胜的敌手，而是做了情感的俘虏。当他望见咸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到处都是废瓦颓垣，士兵们又都想念着东方的故土，而他自己也觉得秦人对他或者他对秦人共同没有好感，留在“八百里秦川”很没有意思。当即决定，放弃关中，挥师东向，以紧邻故乡的彭城作为西楚的都城。
当下，谋士韩生加以劝阻，认为关中高山险要，河流围绕，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乌关，北有黄河，山河四塞，土地膏腴，作为都城真是太理想了。
项王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韩生大失所望，骂他是“沐猴而冠”，结果，被扔进油锅里成了“油炸鬼”。
无赖与英豪过招儿，想的不是如何出奇制胜，而是眼睛紧紧盯住对手的失误。而粗心大意的乌鸦一唱高调，叼着的肉块便会落入狡猾的狐狸口中。刘邦正是适时捕捉到项羽留置的可乘之机，因势乘便，不出三个月，汉军就大举入关，迅速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占据了关中的有利地盘。
宋代文学家苏洵评论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清代诗人王昙也写诗加以批评：“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返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不得不设下“鸿门宴”去设法谋杀他呢！
应该说，在这方面，刘邦是很会处理的。尽管他也非常留恋故乡，但并不感情用事，却能够从大局出发，做出正确的决策。《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争言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力排众议，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
对高祖还乡这一颇具轰动效应的历史事件，《史记》《汉书》上都煌煌在录，历代的诗文典籍，也都以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评述。
唐代诗人胡曾题诗予以赞颂：“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清代诗人袁枚就此写了两首七律，对高皇帝荣归故里、慷慨悲歌这一豪情壮举，特别是对于那首前无古人的千秋绝唱，极尽颂扬之能事。其一云：
高台击筑忆英雄，
马上归来句亦工。
一代君民酣饮后，
千年魂魄故乡中。
青天弓剑无留影，
落日河山有大风。
百二十人飘散尽，
满村牧笛是歌童。
第二首诗中的后四句是：“父老尚知皇帝贵，水流如听筑声孤。千秋万岁风云在，似此还乡信丈夫。”此老一向会作趋奉文章，这些诗句也同样弥漫着这种陈腐的味道。
而最具特色的是元代散曲作家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以全新的手法和十分巧妙的叙述方式，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进行生面别开的解读。
作品一开头，就通过一位担当“叙述人”角色的村民，以第一人称描述村社头面人物准备接驾的场景——那些原本土头土脑、懵懵懂懂的村官，今天却显得威风八面、盛气凌人，摊派差使、布置场面，比过去加倍地蛮横无理。一方面描绘了这一盛典的肃穆、庄严，一方面也衬托出这位“草根皇帝”还乡可鄙可笑的行径。
在叙述人看来，你皇上也好，大员也好，回乡就回乡呗，有什么必要招摇造势，小题大做呢！而那班筹划接驾的人，整饰衣裳、执盘备酒、吹笛擂鼓，原本是一帮“乔男女”在那里弄景、“装幺”“胡踢蹬”。
紧接着，作者以[耍孩儿][五煞][四煞]三支曲子，描画了皇家仪仗、舆服的赫赫声势，通过村民眼中所见，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封建帝王出巡时的盛大排场。但并非正面铺陈，而是以戏谑、调侃的话语出之，从而涂抹掉笼罩在“龙章凤质”之上的神秘灵光。那无比庄严、神圣的月旗、日旗、蟠龙旗、凤凰旗、飞虎旗，在这位村民眼中，却成了：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而金瓜、钺斧、朝天镫、红叉、雉扇，以及那些执仗者，则是：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杖，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通过对迎驾队伍与皇家仪仗、扈从场面的杂乱、喧嚣的渲染，使人感到所谓御驾还乡的盛典，不过是一场莫名其妙、笑料百出的滑稽闹剧。
仪仗队过去之后，皇帝的车驾迎面而来。皇帝下车了！那君临天下、威仪万方的帝王，在这位村民眼中，只就是“那大汉”。接下来的四支曲子，集中地表现了叙事人对“那大汉”的蔑视态度。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
这样，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大胆泼辣地进行挖苦、嘲弄与鞭挞。“泄底最怕老乡亲”，由那位本来就熟识刘邦的村民出面来戳穿老底，历数他当年如何不务正业、好酒贪杯、抢麻偷豆，什么坏事都曾干过，彻底地暴露了这个“无赖刘三”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看清楚了声威赫赫的帝王原本是个什么东西。
前情后景，事件经过，都是通过这个了解底细的村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并巧借他的嘴巴说出来，反映了这位当事人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认识能力和观察事物的特点。
本来，这“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庙号，他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种称呼的。然而，出自一个村民之口，当面指斥他：大丈夫做事要敢做敢当，不该为了逃脱债务，便改姓更名，叫什么“汉高祖”，这就令人忍俊不禁，掩口扑哧而笑了。
作品把一向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盛典，处理成怪相迭出、滑稽无比、颇为村民侧目的一场闹剧，意在剥下皇帝的伪装，还他“流氓无赖”的本真面目，以倾泻世人深藏于心底的不满情绪。
散曲问世后，数百年间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赞誉。与作者同时代的钟嗣成称赞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唯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它“确是一篇奇作”，通篇“借了村庄农人们的眼光，看出这位‘流氓皇帝’装模作样的衣锦还乡的可笑的情形来。真把刘邦挖苦透了”。
其实，说起这位“流氓皇帝”的般般行径，史书上原本就有案可查，是无须文人笔下渲染的。刘邦的痞子个性与无赖习气，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而且，为当时公众所有目共睹，以至本朝修撰的所谓“正史”，也无法巧加涂饰，“为尊者讳”。
他出身农家，却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且好色、轻薄。当亭长时，对公所中的吏人无不加以轻侮，并经常向酒馆赊酒，无钱付账，醉卧不起。父亲刘太公嫌他没有出息，直接指斥他为“无赖”。直到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流里流气，对他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诸如，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话，对于诸侯王动辄“箕踞骂詈”、加以谩侮等，都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市井流氓习气。借用孟老夫子评价梁襄王的话，“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倒是恰合榫卯的。
刘邦从小就厌烦读书，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是中国第一个“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他最初当泗水亭长，大约是负责接待往来公干的食宿、行旅。比起他在沛上的那些朋友，就算是有头有脸的了。经常与他交游的那些人，大多是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者流，有的甚至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萧何、曹参等人，史书上说他们，“皆起秦刀笔吏，当时碌碌，未有奇节”。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生活无着，靠帮助人家办丧事混点零花钱。
单父县有个吕公，为着躲避仇人，迁来沛县落户，沛中豪杰、吏人都前往祝贺。当时，萧何担任接待、受礼的差使，一看来的人太多了，便宣布贺礼不足一千钱的一律坐于堂下。这天刘邦也到场了，他哪里拿得出一千钱，但觉得坐在堂下不够体面，便高喊：“贺钱一万！”然后，就毫不客气地端坐于首席之上，谈笑自若，频频饮酒。萧何也拿他没有办法。
夏侯婴是他的同乡，两人一向很亲近。有一次，他开玩笑，不小心把夏侯婴弄伤了，被他人告发。按当时的条律，他身为亭长，有官职而伤害人，应该科以重罪。于是，他就申诉说，并无伤害别人之事，还让夏侯婴本人出来作证。后来案子翻了过来，进行复审，结果夏侯婴为他坐牢一年多，并被鞭笞数百。
这是对待朋友。那么对待自己的亲人又如何呢？同样是忮刻寡恩，不讲情面。他在寒微时，常常带朋友们到家里吃饭，长嫂讨厌他只吃饭不干活，便在他到来时，故意用勺子敲锅，表明羹汤已经喝光了，示意他们到别处去另找饭辙。可过后他弄清了真相，便记恨在心。当了皇帝之后，分封宗室，唯独漏掉了这位长嫂的儿子。刘邦的老父亲觉得不公平，便出来为孙子讲情。刘邦说，只因为他的母亲不够资格做一个长辈。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封侄儿为“羹颉侯”。羹颉者，羹竭也，以此对长嫂进行报复。
刘邦就是这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后，气度仍然十分狭小，早年的丝恩发怨他都不肯放过，用群众的口语说，叫做“好翻小肠”。汉高祖九年（前198），未央宫建成之日，他大宴群臣，席间，趁着向身为太上皇的父亲敬酒祝寿的机会，问道，当年，你常常骂我为奸诈狡猾的无赖，说我不知道治理家业，不如我二哥勤俭。今天你看到了吧，我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到底是谁多呀？快意之情，溢于言表。在场的群臣高呼万岁，“大笑为乐”。只是，刘太公可难堪了，弄得面红耳赤，尴尬无言。
宋代诗人张方平，对此颇不以为然，写诗加以讥讽：
纵酒疏狂不治生，
中阳有土不归耕。
偶因世乱成功业，
更向翁前与仲争！
中阳，是刘邦的故里。诗人指斥刘邦：酗酒疏狂，有地不种，不事生产；只是趁着乱世，浑水摸鱼，才夺得了天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到头来终究是个无赖！
刘邦的“产业观”，典型地反映了封建君主的天下私有论。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语）。
晚唐诗人唐彦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驳斥：
千载遗踪寄薜萝，
沛中乡里汉山河。
长陵亦是闲丘陇，
异日谁知与仲多！
诗中冷冷地说，岁月无情，时间淡化一切。风光无限的帝里，于今已沉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长陵（汉高祖墓）上的土，当时谁若是动了一点点，就算犯下杀头之罪，现在也都成了闲丘废陇了。究竟是谁高谁下，谁少谁多，怎么去说呢？
刘邦极端自私、残忍，存在着人性缺陷。“楚汉之争”全面展开后，“彭城之役”汉军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尽归覆没，刘邦率数十骑乘风奔逃。他带着一双儿女——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乘坐在驾术高超的夏侯婴的车上。当时，挽马已经疲惫不堪，后面的敌人又穷追不舍，他嫌车上人多，车跑得不够快，便屡次用脚去踢两个孩子，想把他们丢下车去。夏侯婴不忍心甩下无辜的孩子，每次都抱起相救。这样，自然就影响到马车奔跑的速度，刘邦气急败坏，几次要把夏侯婴杀掉。其为人之鸷狠，于兹可见。
“广武之战”中，项羽与他相持不下。这时，汉将彭越由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粮食，项羽深以为患。于是，便把作为人质的刘太公拉过来，放在阵前一个高处，然后给刘邦喊话：你现在若是不赶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刘邦部下见此情景，都焦急万分。你道他是怎样答复项羽的：我们二人都曾北面受命于怀王，同时“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那就请你也分给我一杯羹！话说得竟是这么轻松、洒脱，似乎与己毫不相干，真是无赖之极！
当然，刘邦最遭人诟病、最受世人谴责的还是他的残酷寡恩，诛戮功臣。到他还乡前后，开基创业的元勋已经被他诛杀殆尽。可唱起《大风歌》来，却又“泣数行下”，呼唤猛士。奸雄欺人，大抵如此。
应该说，刘邦对于英才在国脉兴衰、事业成败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认识深刻的。他不仅善于从敌人营垒中争夺人才，像谋臣陈平、猛将韩信等都是从敌手项羽那里挖来的，对他们都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其卓越的才能。而且，对于出身卑微，但才能超众的人也都加以破格使用。比如，对于当过吹鼓手的周勃，做过屠夫的樊哙，布贩出身的灌婴，穷书生郦食其，车老板娄敬，草寇彭越、英布等，他都网罗到身旁，并按照各人的特长委以重任，从而形成一个由智囊、猛将、战略家组成的庞大的人才集团。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作为封建帝王，刘邦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消灭了强大的敌手项羽之后，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自以为天下既定，四海归一，便充分暴露其残忍、狠毒的本性，多疑善忌，诛戮功臣。
萧何，是刘邦的老乡，功高汉室，位冠群臣。在楚汉相争中，一身系着天下的安危，深得刘邦的倚重，但却不能消除对他的猜忌。诛杀淮阴侯韩信之后，萧何被拜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兵负责保卫他的安全。周围的人都向他致贺，唯独邵平哀吊他。邵平说，灾祸从现在开始了。皇上带着军队，在外辛苦作战，而你安守城中，没有矢石之险，却增加封地，还派遣众兵守卫——实际是看守、监视着你。看得出皇帝已经心生疑忌了。这番话正好说到萧何的心坎上。
他记得，早在与项羽对峙时，刘邦就曾多次派人侦察他的动向。后来，他主动让子孙兄弟凡是能够作战的全都到汉军里服役，实际是充当了人质，这才解除了汉王的怀疑。这次，他听了邵平的劝告，把全部家财捐助给军队，以讨好皇上。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自到关中以来，一直得到百姓的拥戴，刘邦听说后，曾屡次派人监视他的作为，怕的是人民归向于他而背离自己。为此，他便多买一些田地，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以激起民愤，污秽自己。这样，刘邦的心才算踏实了，免除了对他的戒虑，他才得以善终。就此，宋代诗人张耒有诗云：“萧公俯仰系安危，功业君王心独知。犹道邵平能缓颊（婉言劝解），君臣从古固多疑。”
对一个刀笔吏出身的相国，刘邦尚且如此疑神疑鬼；至于手握重兵的人，当然就更是深猜重忌，必欲除之而后已了。
大将韩信的奇功伟业不消说了。即如彭越、英布，也是大有功于汉室的。当日刘邦大败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之所以不能挥师西进，捉此“瓮中之鳖”，也就是因为彭越在梁地流动作战，与汉军紧相配合，死死地拖住了楚军。当时，他的作用是，投于楚则汉破，投于汉则楚危。而号称“功冠诸侯”的英布，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由于他的背楚向汉，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垓下决战中，英布也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刘邦得位之后，又是怎样报答他们的呢？
本来，他在封赐韩信等功臣王位之后，曾经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给予他们以免罪特权，“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可是，墨迹未干，言犹在耳，他就出尔反尔，上下其手，设计逮捕了韩信，降王为侯，囚禁起来。韩信最后被吕后杀掉，并诛灭了三族。同一年，梁王彭越也被剁成了肉酱。尔后，淮南王英布因惧祸及身，被逼谋反，也惨遭屠戮。真是“功似韩彭犹俎醢，英雄末路太凄凉”啊！
铲除异姓诸侯王，确保刘氏“家天下”，这是汉高帝既定的国策，而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从《史记·淮阴侯列传》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异姓功臣封王，原本是汉初一项“事出无奈”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羁縻策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笼络不住那些手握重兵、喑哑叱咤的“强梁”。但它毕竟是和刘邦“家天下”的基本国策大相背反的。史载：高帝在日，即曾杀白马而为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因而，“谋反”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那些异姓诸侯王即使不以“谋反”见诛，也会因其他罪名、以其他形式，遭致杀身之祸。后世的宋太祖说得再露骨不过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
作为一个雄猜、鸷狠的封建帝王，从他防止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言，或者巩固其刘氏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来考量，诛杀异姓诸侯王，自有其足够的理由；但是，若从人性的角度、道义的角度、做人的角度，来评说刘邦的立身处世、功过是非，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纵观历代诗坛，大多数人对于刘邦都持鄙薄、批评的态度。最有名的是北宋两位诗人的绝句，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
落魄刘郎作帝归，
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
更欲多求猛士为？
在叙说过落魄失意的刘郎当上皇帝，衣锦还乡，乘兴作歌之后，接着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族了，现在，还呼唤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诘问得也十分峻厉：“汉家分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本待山河如带砺，缘何俎醢赐侯王？”尖锐地揭示了刘邦杀功臣和求猛士的矛盾与对立。
清代诗人黄任也借着这个题目，向刘邦发出了质问：“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意思是说，与其现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出语冷隽，即使刘邦于地下闻之，亦当声噎语塞。这驳诘力是很强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苍黄钟室叹良弓”之句，专说韩信。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韩信被杀之前，曾被囚禁于长乐宫的钟室。二是，汉高祖六年（前201），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将他绑缚起来。韩信慨然长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应该遭到杀头的命运。后面两句，下笔如刀，道尽了封建制度下登坛拜将的功臣良将的共同的悲惨下场。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这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于利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由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士兵、百姓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然，是当时的险恶环境所决定的。他认为，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的殊死拼搏。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韩信本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感激，首先应该是功臣感激皇帝，而不是皇帝感激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这正代表了这类封建帝王的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雍齿封侯”。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受疑忌而遭到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准备反叛。
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早就忘记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刺之：
沙中偶语坐斜曛，
雍齿封侯解众纷。
却忘焚身功第一，
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爱忠信，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刘邦手下的将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也未予反驳，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至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左传》记载：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辩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最后，再来做个小结。
在刘邦身上，充分体现着历史的吊诡：一面残酷无情地诛戮功臣、杀害英才；一面却涕泗交流地高声呼唤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逢场作戏，装模作样？是仓皇反覆，两面三刀？还是奸雄欺人，上下其手？楚汉相争的结局，揭示了道德与功业的背反。项王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为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会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