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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联翩的铁马一般，奔腾呼啸在漫漫的京广线上，涿州、保定、石家庄、邢台……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相继地闪现在眼前，又迅疾地飞向身后。华北大平原摊开了它全部的浩瀚，风驰电掣般地涌过来。宛如特大的电影屏幕，忽而喧阗的集镇，忽而恬静的村野，忽而烟囱林立的工厂区，不断地更换着画面。顿时，一种雄浑、热烈的情怀涌上了心头。可是，当我驻足邯郸，徜徉古城里巷，获得的印象却是天高地迥，旷远苍凉。特别是登上著名的古迹丛台，临风吊古，不禁感慨兴怀，悠然意远。
丛台始建于两千三百多年前，原是赵武灵王阅兵观阵，习武宣威，以及歌舞寻欢之地。因为它是由许多座层台复阁连接垒列而成，故称丛台。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修筑此类高台建筑。魏襄王建中天台于大梁，期望达到天高之半；楚国建三休台，含义是至少要休息三次才能攀上台顶。赵武灵王修筑的丛台，自然也是高耸天际的。
当时的丛台上面，设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结构奇特，装饰华美，连聚非一，各极其妙。古人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来状写丛台的巍峨、壮观。历史上许多文人骚客，像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贺铸、范成大等，都曾多次登台赋诗。当然，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早已不是旧观，直到清朝末年，丛台还曾重新修葺过。
登上丛台极目远眺，但见云天深处，巍巍太行西走蜿蜒，层峦起伏；四公里外，坐落在市区西南部的赵王城，残垣断垒隐约可见；北有武灵馆、回澜亭；西北便是古赵国的梳妆楼、铸箭炉、插箭岭遗址。
俯视丛台四周，绿杨深处，车辆梭穿，楼群棋布，街上人流熙来攘往；湖面上碧水澄鲜，微现涟漪，一派雍雍穆穆的祥和景象。当年的戈戟交辉，云旗委蛇之势，已付与苍茫的历史。高台上下显得寂寥空旷，碑碣暗淡，廊榭萧然，只剩下青苍的雉堞、淡绿的苔痕，一任徐缓的清风和悠悠的淡日拂煦着。但历史恰是怪异得很，愈是清虚恬淡，往往愈是意兴撩人，令人悠然神往。
东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韩、赵、魏三家分晋，过了五十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他们为诸侯，分头就国。
开始，赵国建都晋阳，十七年后迁都邯郸。其后历经八代君主，计一百五十八年。赵国的极盛时期为武灵王当政时代。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东周列国志》上描绘赵武灵王的形象，“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现代史学家翦伯赞甚至说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他曾亲自率师攻城略地，北至中山、燕、代，西出云中、九原，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
后来，赵武灵王让他的儿子主持国事，自己率领官员们到西北勘察地形，想从云中、九原直接向南出兵，偷袭秦国。于是，他乔装成使者，潜入秦都咸阳，进行实地测察，并顺便了解、考察了秦昭王的为人。昭王开始没有发觉，过了一阵，觉得这个人状貌奇伟，不像是普通臣下，便派人追赶，可是，“使者”已经大摇大摆地出关了。秦人弄清底细后，颇为惊怖。
赵国在西破林胡、楼烦之后，由武灵王主持，傍阴山修筑了一条长城，以防备北部的强敌入侵。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这段长城东起今河北宣化附近，向西北方向延伸，经张家口进入内蒙古，然后沿阴山西去，直抵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高阙。《水经注》描写它：“长城之际，连山刺天”；“两岸双阙，峨然云举”。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以一个小小的赵国，竟能完成这样规模巨大的国防工程，而且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受到世人的责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不仅此也，武灵王还敢于同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做斗争，锐意改革，运筹强兵富国之策。他考虑到，赵国的处境十分险恶，中山紧靠腹心，胡、燕分踞东、北，强秦与楼烦陈兵于西，虎视眈眈，旦夕都有遭致倾覆的危险。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带头穿上紧身窄袖的衣服，腰束革带，足蹬皮靴，废车乘马，日逐射猎。他斩钉截铁地批驳了一些贵族反对更改先王旧制的责难，认为衣服是为了穿用方便，礼法是为了行事方便。情事不同，服饰、礼法都要随之变化。夏、商、周三代都是随时制定法规，依事确定礼俗的，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所以，治世不必采用一种方式，利国不必完全效法古代。况且，先王的礼俗并不一样，那要我们效法哪一个“古”呢？
通过赵武灵王的率先倡导，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对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却落得一个悲剧下场。
武灵王在位二十七年，当初曾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了宠姬吴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废掉，进而又把王位让给了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宫。
少子何即位之后，心怀怨怼的长子章不甘心北面称臣，便起兵发动叛乱，兵败之后，逃到他的父亲这里来避难。
此时作为太上皇的赵武灵王很同情他的处境，不忍心看着他惨遭屠戮，便开门加以接纳，把他保护了起来。不料，追兵闯进宫室，穷搜不舍，到底还是把他抓住杀掉了。他们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来，不供给任何食物。太上皇饿到极处，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士慕原陵犹侠气，
人来燕赵易悲歌。
漫步古都邯郸街头，清代诗人张问陶这两句诗，蓦地在脑际浮现出来。
“原陵”，分别指赵武灵王的公子平原君赵胜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他们本人的本事并不大，但都仁厚待人，礼贤下士，一时门客如云，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用太史公的话说，乃战国时代“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说到“原陵侠气”，人们会想到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见诸史书的，则有“窃符救赵”的故实：
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秦军围攻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相平原君因为夫人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姐姐，借助这种姻亲关系，派遣使者求救于魏。但魏王害怕开罪于秦，不肯下令出兵。夷门守吏侯嬴向信陵君献计：魏王的宠妃如姬曾受过信陵君的大恩，可以通过她把调遣大将晋鄙军队的兵符拿到手。这样，就可以传令军中，发兵救赵；如果晋鄙不肯受命，就由随行的勇士矫命将他击杀。信陵君一一按计行事，夺得了晋鄙兵权，率部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为了行侠仗义，扶弱抑强，魏公子一切后果都在所不计，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致使有家难奔，有国难回，滞留邯郸达十年之久，以逃避魏王的究治。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好理解，可是在战国时期，却是世风所尚，体现了古道热肠和义行本色。
但依我看来，战国群英中，最令人敬慕的还是赵国的蔺相如。邯郸城内有一处著名古迹，名叫“回车巷”，是后人为了纪念他顾全大局，主动谦退，终于实现了“将相和”而保存的遗迹。
事情是由和氏璧引发的。秦昭王听说赵国得到了这件稀世珍宝，提出要以十五座城来交换。赵惠文王慑于秦国的声威，既不敢断然拒绝，又害怕答应下来上当受骗。正当无计可施之时，蔺相如过来了，赵惠文王便征求了他的意见。蔺相如说，鉴于秦强赵弱的这种态势，我们拒不答应是不够明智的。但是，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出使秦国，奉璧取城。万一他们背信弃义，不肯割十五城给我们，我也会设法“完璧归赵”的。于是，蔺相如便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都咸阳。
秦昭王得到和氏璧之后，自是万分快意，但看得出他并没有交城、割地的意思。蔺相如便走上前去，说这块璧上有一处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他接过璧来便一步步后退，怒发冲冠，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没有割地的诚意，休想得到和氏璧。倘若逼急了，我就把脑袋和璧玉同时撞碎在柱子上。秦昭王怕他真的撞碎了璧，便连声道歉，并答应割十五城给赵国。
蔺相如识破了这又是诡诈，便以必须“斋戒五日”“乃敢献璧”为辞，抓紧派亲信秘密抄小道，将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留下来用智谋对付秦昭王。秦昭王当然十分恼火，但又想到，即使把他杀掉，也得不到和氏璧了，徒然破坏了两国关系，莫如放他回去，以从长计议。这样，蔺相如便胜利地返回了邯郸。
四年后，秦昭王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相见。宴饮中，秦昭王突然提出要求，让赵惠文王弹瑟，赵王不敢拒绝，只好弹奏一曲。秦国的御史马上记上一笔：“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显然带有污辱性质。当时，蔺相如在侧，便针锋相对地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为秦声，请秦王敲击瓦器，以相助乐。秦昭王不悦，断然加以拒绝。蔺相如怒不可遏地高声叫道：“五步之内，臣得以颈血溅大王！”秦宫的侍从见蔺相如怒目圆睁，现出一副决战姿态，都不敢动手。秦昭王不得已，只好随手敲了一下瓦缶。蔺相如立即召随行的赵国御史执笔为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就这样，直到会见结束，秦方始终没有占得上风。蔺相如以一大夫，凭着他的侠肝义胆，为国家争得了地位，维护了尊严。
“渑池之会”结束，赵惠文王回到邯郸，以为此行蔺相如功劳最大，便拜他为上卿，位居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愤然地说，我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以一个低贱之人，却位居我上，令我感到耻辱。扬言如果碰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下。蔺相如听说了，就有意地加以回避。周围一些人不理解，蔺相如解释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二人如果失和，就会像两虎相斗，其中必有一伤。从大局出发，我也应该退让。从此，每逢朝会，他都称病不出，避免和廉颇争列次。一次上街，远远地望见廉颇过来，蔺相如便调转车头避开。这些所作所为终于感动了廉颇，他主动登门，负荆请罪。这就是“回车巷”的来历。
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关陇，也有别于齐鲁、江浙。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更加浓烈。
《庄子·说剑》中记载，赵惠文王喜好剑术，养了三千多名剑客，剑士站在大门口的两侧，昼夜为国王表演击剑，一年要死伤一百多人，而赵王好之不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赵国男子都擅长骑射，惯见刀兵，“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赵国的有些女子也是毫不示弱，“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在一篇传记文学中记载：宋太宗时，常山郡北七里的唐河店，一位无名老妇，凭着机智与胆略，赤手空拳赚杀了一名契丹骑兵。“一妪尚尔，其人可知也。”他说。此地民众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说敌虏来到，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忙着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披戴好盔甲，就跨马出征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是到了唐代以后，文学家韩愈却认为，“风俗与化移易”，现时情形将有异于古昔，因而对于古时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活到今天还能否受到礼遇表示怀疑。清代诗人吴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诗云：“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这里引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典故：信陵公子到夷门迎请侯嬴，侯嬴身着破旧衣冠，径直坐上车中的尊位，毫不谦让，而公子却愈加恭谨。到了家中，首先请侯嬴坐在上座，并向宾客一一介绍，客人都很惊异。后来，侯嬴果然不负厚望，向魏公子献了“窃符救赵”之计；自己因年迈不能陪伴信陵君奔赴疆场，于送行时刎颈自杀，以死相报。
当然，吴梅村引经据典，吊古伤今，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得宠者实多而酬恩者甚寡，像侯嬴那样以死相报信陵君的人，再也不易见到了，也不是无谓而发的，大抵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不仅是我国北方闻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中心，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诸国中，古赵文化以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陲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等多元构成，而独树一帜。
正因为它是多元的、复合的，所以，这里不只是尚武任侠、激扬耿烈，还有博戏驰逐、歌舞侈靡的一面。勇武任侠与冶游佚荡，作为古赵文化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分别在战时与平时突显出来。古时邯郸的女子以美艳著称，日与游侠豪俊征逐，颇善修饰，弹筝鼓瑟，目挑心招。赵歌、赵舞、赵鼓、赵曲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艺苑中，都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赵都邯郸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这里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荀况、慎到、公孙龙、虞卿、毛公都曾驻足邯郸，著书讲学。灿烂的文化积存，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俊士名流，留下了传诵千古的逸闻佳话。
邯郸素有“成语之乡”的盛誉，诸如围魏救赵、义不帝秦、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因人成事、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南辕北辙、奇货可居和二度梅、渑池会、将相和、黄粱梦等成语典故和故事传说，产地都在这里。
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燕赵悲歌”的人文气质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那么，作为连接社会交往的中介的文化，则是这些历史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无论它以哪种方式传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积淀，还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都会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