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无论是将“潇湘”“抽象化”“在地化”还是“实质化”，“潇湘”的文化记忆都与时俱增，累积的相关文化知识愈加丰富，行旅于潇湘之境，以真景印证文献的情形也就愈发普遍。如果说“人在潇湘画里行”的想法，是通过画家的眼光欣赏风景，那么像清人黄之隽（1668—1748）在《泛舟潇湘记》里企图追随柳宗元在永州的足迹，就更像如今的田野调查：
昔子厚居永，记永山水最多。予过永，欲留所睹于篇什，而未悉其名。问诸舟人、土人，皆不知。由柳所述，证吾所经，其肖也酷。乌知冉溪、袁渴、西丘、石涧非即在耳目间耶？即不然，当亦不大过是矣。曾泊舟一所，人稠地胜，名曰“石期”者，又乌知非所谓“石渠”，讹而为“石期”者耶？……大抵潇湘之间，水纹石皴，岸容树态，真化工之为画工，予泛舟其中，悔未学画矣。
黄之隽考察了永州当地人称的“石期”，猜测可能是柳宗元文中所说的“石渠”，又自惜未尝学画，不能画出山水树石之美。他尤其感叹永州当地百姓不知道柳宗元记述的地方，类似的经验和失望感，不只是笔者，至今许多前往湖南、寻求“潇湘八景”所在的学者们也都深切地体会到。文人的地方经验以及为地方留存或创制的文化记忆传播的空间经常不在该地，而是区域之外；传播的对象，也经常不是当地百姓，而是区域外的文人。
“潇湘八景”的文化记忆不断增生，其文化版图也随之不断扩大。超越湖南地区的“潇湘八景”，诗人和画家自行“抽象化”与“在地化”地创作心目中的“潇湘八景”，是“潇湘八景”传布海外的有利条件。12世纪末开始，“潇湘八景”诗画东传韩国和日本，成为真正失去母国土地之根的流动风景。
而明代“实质化”的“潇湘八景”与大量制造的地方八景，使得“八景”变成一种结合旅游与产业经济的文化消费，各地方大大小小的新旧“八景”“十景”“十二景”“四十景”乃至“七十二景”层出不穷，终于让清人赵吉士（1628—1706）感到嫌恶：“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诗，可憎甚矣！”
20世纪20年代，还被鲁迅（1881—1936）讥讽为“八景病”
。即使如此，笔者还是在反省因袭滥造的“八景”之余，踏上了造访“潇湘八景”的旅途。
2002年8月，长江漫流，洞庭湖水倒灌，《水经注》上清澈可以见底、水中五色之石闪耀的潇湘美景，终于在永州素面相对梦中难以想见的风貌。笔者学步着董其昌，仿效着黄之隽，脑海中充塞着潇湘山水图画与柳宗元、宋迪、张祁等人的文化记忆。行万里路，以为是和前人一样印证万卷书上所写。黄泥滔滔的潇湘之水，高楼耸立的长沙市容，这是21世纪的湖南。笔者丝毫没有遗憾，庆幸自己有一张无可取代的心象地图，地图上的坐标指着“潇湘八景”，无何有之乡。
附记：原文发表于“第二届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花莲：“东华大学”中文系，2006年3月24—25日），后刊载于花莲《东华人文学报》第9期（2006年），页11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