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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冬天，笔者在韩国的大学学习韩语。第一天上课，一位老师说：“让我们一起制造在韩国的美好回忆。”对于老师的这句共勉的话，后来想想，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回忆”是可以“制造”的吗？既然是“回忆”，时间点是由今日追溯以往；而“制造”，则是为未来做准备。“制造美好的回忆”，是为了未来回想今日，今日是未来的“以往”。那么，所谓的“回忆”并不是自然而然生发的，我们可以积极主动地由今日之种种，预设未来回顾时的价值判断——“美好”。
之所以对“制造美好的回忆”这句话产生“违和感”，可能在汉语里没有如此的表述语句。同样的意思，汉语或许会说：“让我们在韩国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吧！”语言的差异固然肇因于文化的思维方式，此处未暇详谈，本章想指出的是“度过”的“经验”性质与“制造回忆”的“先验”性质，有时并无二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其实存在不必凭借亲身“经验”而“制造回忆”的现象，“潇湘八景”便是一例。
无论明清的地方志如何言之凿凿，把宋迪的八景图用具体的建筑物八景台定位在长沙府，宋代人谈到宋迪的八景图时早就说过，宋迪是“先画而后命意”的。南宋邓椿在其《画继》（序约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一书中说道：
宋复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间烟寺晚钟、潇湘夜雨，颇费形容。钟声固不可为，而潇湘夜矣，又复雨作，有何所见？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耳。
约著于理宗嘉熙、淳祐年间（1237—1252）
的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也说：
宋复古作“潇湘八景”，初未尝先命名，后人自以“洞庭秋色”等目之。今画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按照邓椿和赵希鹄的讲法，“洞庭秋月”等画题是后人加上的，宋迪画“潇湘夜雨”“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
推而言之，宋迪并非看了“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等景点，才画出了《潇湘八景图》，他所诉求的是视觉上烟水朦胧的艺术氛围，这种美感倾向继承了李成和郭熙的山水画笔法
，也是自先秦以来潇湘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凝聚的意象情境之总和，它让画家由屈原、贾谊等左迁流放的苦楚里“恨别思归”，又从庄子的寓言、桃花源的传说等故事中向往“和美自得”
。
对于艺术技法的学习，以及文学与文化知识的重复累积、典范传统的延续，即本章所谓的“文化记忆”。潇湘文学、绘画、题画诗，都在文化记忆的系统中温故开新。文化记忆融汇了古往今来人们的集体智慧与个人的生命经历，左右着人们的认知和情绪反应、价值判断。正如同记忆可能修改或添加，文化记忆也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需求状况下调整或开创。
前文提过宋迪《潇湘晚景图》是追忆旧游之作，源于宋迪曾经任官湖南的经验。八景图即使“先画而后命意”，应当还是符合北宋绘画重“写生”的基本要求，不是任意想象。宋迪的八景图未传于世，现存时代最早的《潇湘八景图》是南宋初年画家王洪所作（图1-4），有学者认为其沿袭自宋迪，保留了相当大程度的宋迪画风
。对照王洪《潇湘八景图》里树木、竹林和小舟等的造型，仍和如今永州的风景相近，可知其写实的功力。
图1-4〔宋〕王洪《潇湘八景图·潇湘夜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宋迪画的是湖南实景，但未必能一一“对号入座”，找得到各景的具体位置，因为画家自有构图布局，不是现场临摹。既然没有“现场”，想要“还原”的话，必然会遇到胶柱鼓瑟的窘况，这是显而易见之事，吴镇怀疑“潇湘八景”是否实存是有其道理的。
受到“潇湘八景”流行的影响，以及风景观念的成熟，12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了许多地方八景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南宋的“西湖十景”和金元的“燕京八景”。“西湖十景”“燕京八景”与“潇湘八景”产生的顺序相反，是先有实际的景点，再有图绘，因此没有地理位置模糊的问题。吴镇和明清文人思索“潇湘八景”的所在地，问题的背景是地方八景已经代表该地的自然、人文特色，成为人们认识该地的“标签”。可以说，虚构性的“潇湘八景”催生了实存的各个地方八景，促成人们对于该地的“文化记忆”；实存的地方八景的“文化记忆”力量，后来反向企图建构“潇湘八景”的新文化记忆——人们相信“潇湘八景”具体实存，只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因此要为“潇湘八景”拾回失去的记忆，这就是笔者所称的“制造文化记忆”。
明代的李腾芳考证出“潇湘八景”的地理位置，同时代的郭金台不仅大为赞赏，还借此批评画家未能核查明辨：
读八景论，窃笑从来绘事之误，而湘洲先生文中画，胜于王摩诘诗中画矣！其注江天暮雪，谓自白石港岸石如银，每夜空明硙硙欲动，全具雪意，盖无暮而不雪也。其注湘江夜雨，谓自滴水埠一里许，绝岸垂萝，上接山巅乳膏沟洫之水，漫衍滴流，四时不绝。舟经其下，清切动人，浑具雨意、比夜更甚。盖无夜而不雨也！今好事家，图江天暮雪只绘冻云堆白、蓑笠渔舟，稍拖冬景便谓似雪。图湘江夜雨，倩得米家笔意，写一派蒙笼山色便谓是雨，而一段暮雪夜雨佳境，却在晴宵月夕斜阳返照时，笼笼隐隐于江波石壁间也。正其讹不可不辩。
郭金台言下之意，便是要治愈“时代失忆症”的“潇湘八景”，使其重归于正。殊不知所作所为，其实是用他们的文化想象为“潇湘八景”制造了文化记忆，甚而将自创的文化记忆加诸“潇湘八景”。
将“潇湘八景”由虚转实的文化记忆制造过程，还有另一股推波助澜的动力，即行旅于潇湘的诗人，视山水风光为画卷，或是将山水风光作为印证画卷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