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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和价值体系深陷泥潭，面临崩塌。黑人民权运动挑战美国的自由理念，新左派运动质疑美国的社会制度，反正统文化运动嘲讽美国的价值观念，女权主义运动抨击性别不平等观念，反战运动谴责美国外交政策。社会危机日益严峻的同时，环境危机也愈演愈烈。生态危机也被视为70年代初期西方的主要文化和历史问题。
1967年林恩·怀特（Lynn White）饱受争议的《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一文发表在《科学》杂志，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文中以彻底的基督教文化批判姿态将六十年代西方环境危机的矛头指向基督教传统，基督教文化被当代生态和环境主义者们予以最大限度的批判，被视为人类和自然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
。怀特认为，其一，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为人类剥削自然提供了思想和文化支持；其二，基督教所鼓励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剥削自然提供了技术支持。随后，怀特在文中将目光投向和西方基督教传统相异的亚洲佛道禅宗，提出“除非能找到另一种宗教或重新思考我们的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环境危机”
，但他对于这种解决方式也持保守观点：“佛教禅宗深植亚洲历史，因此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在我们中间获得生机。”
虽然怀特提出了寻找另一种可供替代的参考框架来代替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可能性，但他的言论中对于亚洲佛道禅宗能否真正解决美国生态危机提出了质疑。这深深影响了亚洲环境伦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美国《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Hargrove）就提出，“林恩·怀特争论始于怀特对基督教进行的重新思考以及由非西方宗教取而代之的呼吁。但由此而起的对基督教的辩护制约了其他比较环境伦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没有产生对环境有益的结果”。
哈格罗夫指出：“怀特这篇文章使得任何超越基督教视野之外的讨论都没有必要，所以才出现了没有任何非西方宗教的论文这种奇怪的现象。”
于是，在随后出版的具有生态学导向的一系列专著和文集中，难以见到任何来自亚洲或者其他地区的比较哲学研究和比较宗教学研究。甚至，环境哲学家约翰·帕斯摩尔（John Passmore）在《人对大自然的义务：生态问题和西方传统》（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一书中不但认为非西方的思想不能作为环境伦理的资源，还十分消极地把东方哲学和思想都隐晦地描述成与西方科学技术相对的神秘主义谬论。
虽然怀特在文章中的争论对环境伦理学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阻碍了东方思想对该领域的贡献，将环境伦理学基本上限定为一种西方的学术研究活动，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够零星看见一些西方学者致力于研究亚洲传统尤其是总结中国儒道思想对于环境伦理学的贡献。比如叶宝强（Po Keung IP）的《道家和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一文几经波折最后收录进了《宗教和环境危机》（Religio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一书中。另为了配合比较哲学研究所的柯倍德（J. Baird Callicott）在夏威夷大学进行的定期访问，1985年3月，亚洲和比较哲学协会组织了一系列题为“作为环境伦理学精神资源的亚洲传统”的讨论会。第一次和第二次讨论1985年12月在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期间举行，第三次于1986年5月在芝加哥亚洲研究年会期间举行，第四次在美国宗教学会会议上举行。讨论会上的文章随后发表在《环境伦理学》和《东西方哲学》两本期刊的特刊上。
很多来自讨论会的文章也被收入由柯倍德和安乐哲（Roger T. Ames）主编的《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一书中，并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林恩·怀特话题争论二十年后，在有学者对亚洲传统对环境伦理学的贡献有初步认识的时候，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一篇题为《东方能够帮助西方认识自然的价值吗？》的文章直接否定了亚洲传统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意义。尽管没有直接提及或者引用怀特的文章，但怀特争论主题却被再次提及，又一次引发了对原有问题的争论。罗尔斯顿认为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生态危机在东方国家同样发生，因此，东方环境哲学对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当被问及“什么西方传统能够提供帮助”的时候，罗尔斯顿的回答是：“没有多少，但比东方传统要多。”
罗尔斯顿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先锋人物，彻底否认东方环境哲学对西方的借鉴意义，导致了比较环境哲学研究的滞后，影响了西方主流学界，造成了其对中国道家生态价值的直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