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我无间”与“自我实现”

任何理论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理论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要么是理论本身的缺陷，要么是实践偏离了理论的指导。为了实现理想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深层生态学提出了自己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理论。1986年3月12日，奈斯受邀在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k University）发表了题为“自我实现：一种存在于世的生态方法”（Self-Realization: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奈斯讲出了他心目中的“自我实现”，提出了“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的概念：

从传统上来说，自我的成熟被认为需要经历几个发展阶段：从自我到社会自我（包括自我），从社会自我到形而上学自我（包括社会自我）。在这种自我成熟的概念中，自然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的家园（我们孩童时归属的地方），还有对于非人类生物的认同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所以，我尝试提出生态自我的概念，这或许是第一次进行这种尝试。可以说，我们从一出生就处于自然之中，就属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的自我在其构成性关系中更丰富。这些关系并不限于我们与其他人以及人类社区的关系。我在其他场合已经提出了混合社区（mixed community）的概念——指我们有意地与某些动物亲近相处的社区。

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只有将自身与整个生态圈融为一体，达到“生态自我”的状态，才是最完美的自我实现。

要达到这种融合的状态，必然要求人类与生态圈中的其他存在物具备某些本质上的相同或相通，没有这种同质性或相通性就不可能达到这种自我实现。奈斯是从心理学自我认知的角度切入这一话题的，他的“自我实现”理论将人类个体视为生态整体的一部分，劝说人们放弃“小我”，不断扩大自我的边界，直至包容整个生态系统，与自然万物相连，实现“生态自我”。德瓦尔和塞欣斯也有类似的论述：“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都拥有在较宽广的大我的范围内使自己的个体存在得到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

深层生态学这种人类与非人类具有同质性或相通性，因而可以融为一体的观点，在道家思想中存在呼应之声。从发生论的角度，老子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人类与非人类的万物同源，都是“道”的产物；并且“道”普遍地体现在万物之中，是万物的根本属性，所以人类与万物同质。所以《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淮南子》更进一步，认为天（自然万物）与人类不但同源同质，而且同构：

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淮南子·精神训》）

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淮南子·天文训》）

夏文利指出，《淮南子》认为天（自然万物）与人类“结构非常相似，可以说人体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宇宙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体”。 基于这种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淮南子》提出了“天我无间”的观点：“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淮南子·原道训》）《淮南子》在五行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同时适应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理论体系，并且认为人类的行为应该“顺应天意”，否则就是“逆其生者也”。这套理论与中国哲学上的“天人感应”理论有相通之处，旨在劝谏君王等中国古代统治者颁布政令不可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轻则君王要下诏罪己，重则王朝要覆灭；同时也规范人类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否则就要遭受自然的惩治，影响个人的生命、健康和家族的兴旺。

在实践层面上看，道家思想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因而提倡一种返璞归真、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庄子也以“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篇》）的比喻表明了自己淡泊名利的态度。《淮南子》也主张从生活小事做起，反对奢靡，从而提高个人的“道性”：“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使在己者得，而邪气因而不生。”（《淮南子·诠言训》）“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淮南子·俶真训》）从字面来看，《淮南子》的这些论述是从修身养性以利于个人健康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现代视角来看，道家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无疑也是非常符合环保运动的诉求的。人类无节制剥削利用自然，对自然万物施行“工具价值论”，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是欲壑难填的消费主义作祟。如果说早期人类利用自然是为了基本生存需要，那么时至今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消费主义则是杰拉德·费格尔（Gerad Figal）所谓的“空洞而亢奋的消费主义，一种为了消费而消费的主义” ，甚至已经扭曲为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所谓的“我购物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 的心态，人们不再以自身的创造成果来衡量自我价值，而纷纷盲从购物消费的攀比奢靡之风，以占有所消费之物来衡量自我价值，而不论这些占有物的来源是否正当，不论自然万物在人类的消费过程中付出了何种代价。庄子也设想了人类与万物和谐相处的“至德之世”：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篇》）

庄子这段文字重在论证“德”的重要性，但是从生态主义的角度而言，庄子将“无知”“无欲”的“素朴”生活方式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的生态天堂置于因果关系之中，指出了深层生态主义者所憧憬的生态天堂的实现之道，与工业化社会人类与自然隔离的现实相比较也自然点出了生态之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比。道家思想这种对于政策制定者的劝谏和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规范，同样也是深层生态学的目的所在。在深层生态学的八大基本原则中，第四条就是要限制人类人口：“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类人口大幅减少是相匹配的。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类人口减少。”★★★Arne Næss,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A. Drengson and H. Glasser, eds., Selected Works of Arne Næss, X,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p. 37.

◆◆◆在自然之中，各种物种的数量都受到其栖息地的承载力的限制，往往在食物资源和天敌的双重作用下在平衡线附近波动，人类虽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但是同样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约束，所以在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发展之前人类总人口增长较慢。但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类已经相当程度上突破了这种限制，人口暴涨，资本主义生产和人口相对过剩，反倒是分配不均导致购买力不足，在资本增值和刺激消费的多重作用下滋生了前文提及的消费主义，使得多数人生活在消费主义的焦虑和分配的不公之中。人口的暴涨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极大程度上挤占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所以深层生态主义者主张限制人口，为其他物种留出生存空间。韦清琦和李家銮指出，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需要回到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物区域性（bio-regional）的传统社会” ，点出了深层生态学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思想与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的相通之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和深层生态主义在人类社会形态这一议题中有着类似的乌托邦倾向，道家思想诉诸“道”“德”“自然”等哲学概念以论证这种生态乌托邦的合理性，深层生态学则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直接发出行动的号召，但是二者同样缺乏具体的实现途径。从历史实践来看，虽然中国古代王朝在百废待兴的王朝早期往往采用“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现代社会也多多少少施行了一些环保政策，但是目的都是在维持人类与生态系统基本平衡的基础上发展人类社会自身，从古至今也没有哪个社会把实现道家思想和深层生态学这种人类与非人类万物完全平等的生态乌托邦作为施政纲领。

值得指出的是，深层生态学在发展和实践中并不总是能均衡地照顾到生态系统中各方的利益和诉求。比如，斯图尔特·戴维森（Stewart Davidson）指出：“生物区域主义吸收了深层生态学的部分观点，尤其是其对于跨物种认同过分强调，这在很多方面不利于环保事业。” 如果任由人类和其他生物采用“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篇》）的视角和自由竞争的策略的话，那么结果必然是人类占据全面的优势，对其他物种和整个自然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从生态系统和其他生物的角度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调节，又必然涉及对人类的诉求的贬抑才能保护其他物种和维护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这其中的程度非常难以拿捏；人类发展道路的选择毫无疑问会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健康，但是这种道路的选择和程度的拿捏最终又不得不让人类来决策，这又非常容易再次陷入事实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深层生态学和其他所有生态学理论共同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比如，各国都面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特别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环境保护很多时候相互冲突，要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经济之路往往并不容易。再比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用了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系统管理策略保护并开发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Everglades National Park），被视为是比较成功地平衡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但是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O. Brooks）和罗斯·琼斯（Ross Jones）指出，“生态系统管理并不缺少激烈批评者，包括批评其侵害私有财产权的，还有生态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批评生态系统管理仍然将对人类经济的考虑压过对生态的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利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权衡时。” Dktkio0K6CvlMT2jScTxkGJN44PSADc4sER4gmSmsg42Sy3hWmUQVXRLB/ydCN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