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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过去百年以来，一种焦虑与紧迫感使得我们努力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解放战争、人民新政权建设以及以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建设，但又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带有浓烈的急于求成的色彩，这种焦虑与紧迫也使得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托克维尔所说的“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力图“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而另一方面，“外国文学曾先后作为反传统的话语、政治革命的工具、观看外部世界的窗口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然而时过境迁，反传统、政治工具、窗口作用已经不那么明显，不再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本土视角”
。那么今天我们在和平的时代，民主化不断加深的时代，将眼光放置得更为长远的时代，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慎重对待。
第一，应推动一批对当前时局、时政直接助益不显著，但在深度求知、深度理解上的学术价值无可替代的研究。正如鲁迅所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这才是一种更为宏大的文化建设方略，是对自身精神文化谱系之演进的宏观规划。“别求新声于异邦”，是强调外来思潮、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本土国情的对话，这种对话绝不是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而是交流与对话。大国兼容并蓄的心态，不能功利主义地考量，不动辄为时局所左右。非功利的、纯学术的（当然不能是违背党和国家政策的）译介与研究，有时更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更有持久的生命力。某种程度上讲，能够敢于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也是一种自信、自强、包容开放的文化胸怀，也才能够促成学术文化大国的形成，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在研究体系和教材编纂方面，也应适当深化对当代社会政治自身的复杂性，以及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的认识，多少应该避免过度“将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评论视为思想教育的手段从而导致分析和评价作品时主题先行，过多注重作品的时代背景、注重意识形态上的革命与否、注重作品的思想教化功能”，避免“以一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按艺术规律行事”的做法。老一辈学者已经建立了深刻洞察文学与社会发展规律之关联的中国化话语，大大推动了中国世界文学史观与批评视野的演进过程，对建立非欧美文学为中心的本土文学史视野有着了不起的学科建设价值，然而一些受时局之限制、对复杂社会文化现象粗暴对待、乱贴标签
的不得已做法在今天仍时有奉为引据的情况，也时有不符合历史普遍规律的判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判断，以及简单化、教条化和庸俗社会学的态度。一方面，重新把握文学与政治的适当尺度，坚持文学研究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统一的立场，以及主张方法多样化，是当代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更要防止将本土视角矮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本国意识形态的投射、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无原则性的批判。
第二，应避免对当下现实问题过于隔膜，缺乏问题意识和主体意识。伴随国家政治、经济在世界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影响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自身需求，为世界提供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话语成为文化强国自然而然的愿望。吴元迈先生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曹顺庆先生提出的“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派”，还有一些其他学者提出的“原创精神”“主体意识”“原典性实证”等，表达了新时代外国文学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代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主义”意识，“国内大部分美国文学学者都赶浪潮一样涌向现当代作家研究，或争先恐后地向国人介绍现代、后现代的时髦理论和充斥着性、暴力、荒诞和消极因素的作品”
。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方的种种理论与模式不求甚解、生搬硬套的现象明显减弱，但正如刘意青先生所指出的，外国文学研究，尤其是欧美文学研究，仍普遍受制于后现代理论，热衷于后现代推崇的相对性、碎片化，以及“去意识形态”和反逻各斯中心，因此助长了我国追随欧美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种多元化、无政府、去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只有利于后工业时代和跨国资本主义，但显然与正处在民族振兴关键时期的中国不合辙，甚至有害。而且，外国文学研究除了纯文学研介外，还应该帮助中国了解外国，特别是认识欧美重要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形成它们今天国策的历史、宗教、哲学等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从而为我国制定最有利和正确的国际方针提供条件。
百年来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的主要目标一直十分明确，就是将异域话语有效地转化为本土文化建设的资源，输入的同时也往往是转化，输入什么与如何转化都是按照国家国情的需要、本土文化的需要来进行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欧美文学研究能否将外来话语与本土视角置于理想平衡的状态，能否正确处理他者话语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冲突？日本沟口雄三言，“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这种学术气魄就是强调要有问题意识，要有世界眼光，以研究中国的方法和理路来探究世界。相应地，我们也应以外国文学的方法和理路来探究世界，否则就如同葛兆光先生所说，“中国的外国学，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
，这对外国文学整个领域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第三，研究的视域也可进一步扩展。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像科学技术领域一样集中力量办大事，投入影响国计民生的国防尖端科技；当然也要把面铺开，开拓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不至于过于扎堆造成资源的浪费。就研究范围而言，如今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每年成几何级数地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英、美、法、日、俄苏等大国的现当代文学领域，古希腊罗马、西欧中世纪、东欧拜占庭、现当代东欧、现当代北欧等非（现代）英语方面往往只有非常有限的学术力量在做垦荒性的研究，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如歌德、席勒、但丁、弥尔顿、莫里哀等的研究成果，只有老一代学者数量极为有限的弟子在添砖加瓦。即便是美国这样历史不长的大国，19世纪之前的文学研究数量也极为有限，太多的研究领域属于蛮荒之地。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有明显的文体偏重现象，诗歌、小说研究多，缺乏戏剧、传记、作品编撰、散文的研究，也缺乏思想史、断代史以及史论结合的研究。此外，我们也过度集中于国别自身的研究，跨国别研究相对集中于教材的编写上，也缺乏横向比较与科际整合的视野。就研究立场而言，缺乏主体意识与焦点，最为典型的就是盛宁在《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中提到的“平移现象”，借用西方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历史主义等学术话语，却忽视了具体的历史语境
。以美国文学研究为例，在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中，经典作家的研究明显偏少，相当比例都集中在少数族裔与边缘文化、亚文化的研究领域，然而这些热点对美国学术界来讲符合的是美国当代国家话语体系。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清楚美国主流话语的文学性质，而不是被美国学术话语中的边缘与中心的假象所迷惑，
更不应满足于中国学界成为西方理论消费国的角色，而是应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甚至改写西方学术话语，为国际学界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术话语。
就研究材料而言，一大批重要的理论著作、人物或重要的批评文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过于集中于批判研究，而缺乏考据与实证的研究。就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无论是在古典学术领域、现当代作家研究领域还是文学理论建设领域，由于学术体系的完备以及学术发展史的悠久，在很多方面都建立了完备的资料体系、索引体系和学术架构，即便是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的理论原创者，也十分重视历史文献与档案的考古式挖掘与整理，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和理论，建立文本—实证—理论互相衔接的完整链条。姑且以美国作家为例，大多数美国主要作家都有多部传记，多部研究指南如剑桥作家指南系列、牛津作家研究史指南系列（HistoricalGuide）、布莱克威尔（Blackwell）作家指南系列、哈罗德·布鲁姆作家指南系列，多部批评文献文集如牛津文学研究手册系列（Oxford Handbook）。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系列丛书、单部论述，国内除了少量的原版引进之外，引述与重视程度非常有限。过去在交流手段有限、资料查找困难和研究者外语水平有限的时代，老一代学者致力于编写“三套丛书”，编写“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大量翻译各种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著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资料获取十分开放、学习外语十分便利的时代，研究资料的限制就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了。
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甚至是号召力，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的“中国风”还在依赖传统文化遗产，而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思想方面的实力，可见我们未来的工作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