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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编纂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前辈学者的丰功伟绩与历史使命之关联。
首先，从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百年来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步走进程，以及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理论建构过程，使得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使命、任务和自身性质的定位，有着相当多样的要求和理解，但又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晚清到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列强的有形侵略与无形压迫，冷战阵营的对立，国内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不同时期内忧外患的交迫使得中国人一直被一种强烈而持续的焦虑所困扰。从梁启超1897年《论译书》提出“译书是强国之要义”，进而提出“小说界革命”的设想开始，即便是言情小说的翻译也被赋予“拾取当时时局，纬以美人壮士”（林纾语）的使命，晚清文学译介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或至少被译介为）英雄豪杰、智谋侦探、有胆识的奇女子，成为进化论影响下的主要人格想象，从而取代传统礼治之下的“温良恭俭让”君子的人格理想。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干将所提出的“文学革命”，也绝不是表面上的语言的革命，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而是要借助译介外国文学来建立“国语的文学”，通过整合“他们”与“我们”而达到熔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共产党人的提倡，“文学革命”进一步向“革命文学”过渡，20世纪30年代苏联（部分间接通过日本）的革命文学对中国革命文学产生影响，沈泽民（沈雁冰之弟）《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以及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都是代表作，1931年左翼作家联盟团结了更多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建设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创造性地吸收了马列文论，建构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民族意识和现实性的阶级分析话语系统，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掀起了译介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新高潮，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激励，成为战争中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军事教科书，而且也成为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使得外国文学自觉地参与民族文学、共和国新文化精神资源建设，参与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争取独立、民主的进程，成为了解其他国家国情、加强与国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正是在这些历史使命、政治使命的意义上，“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文学与民族使命、政治使命的自觉关联，以及外国文学作为别具一格的文化持续启蒙的资源，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资料时，要持有尊重历史的态度。20世纪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特殊接受与理解，使得外国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总体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如贾植芳先生所言，“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这一说法也受到谢天振先生的支持；或者如杨义先生所言，翻译文学具有“混合型或混血型的双重文化基因”——这样的说法在国内并非没有争议，但是持反对意见的并不多。这意味着中国的外国文学，既是外国的，又是中国的，自身存在着两极之间的复杂张力，需要从对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文化机理的更替以及与民族精神思想史的互动、互斥、互化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其“中国文学”的性质。
其次，百年来我们也完成了从士大夫出身的林纾式翻译、点评过渡到建立较为完备的现代译介、学术、学科体系的任务。我们从清末民初以“豪杰译”（如梁启超）、前言后记点评式感悟（如林纾）、模仿写作（如侦探小说与言情小说仿写）为特征的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开启，迅速过渡到“五四”前后自觉的“直译”（如鲁迅），文学史视野意识（如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如北京大学国文门、外语门课程体系的建立与争论），集学者、评论家、作家和诗人以及翻译工作者于一身、学贯中外的作家群（如周氏兄弟、郭沫若、巴金、田汉、郁达夫、胡适，1949年以后仍保持活跃的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的出现，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所作学术性文章的发表，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计划性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使得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走向组织性、计划性发展的轨道。全国外国文学出版机构调整，合并为“两社一刊”，亦即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译文》月刊（后更为《世界文学》），再加上出版总署翻译局的《翻译通报》，以及《人民日报》，成为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能够公开出版发行的主要渠道；国家颁布了《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成立了专家阵容强大的“三套丛书编委会”，陆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编译出版；除了实施派出少量人员直赴苏联留学的举措之外，在有条件的北京高等学校举办苏联文学进修班、研究生班，俄苏文学作家专题进修班，文艺学进修班等，聘请苏联专家进行培训。
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我们更是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在若干方面都能体现出学术与学科建设的崭新业绩。一是国家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扶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政策体系，以学术团体、国家各部委的各种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留学基金项目等形式，在组织形式上、经济上、发展机制上都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便利条件。以学术团体、学术沙龙、跨校级的重大课题学术团队等形式，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创新。自1979年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前身“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以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1980年）、“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1982年）、“全国德语文学研究会”（1983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前身，1985年）、“中国北欧文学学会”“中国意大利文学学会”（1989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1994年）、“全国英国文学学会”（1997年）等十多个比较有影响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这些学术团体常年举办年会或专题会议。国家留学基金委各种资助项目，各省、各高校国际会议与学术交流项目，斥巨资引进的JSTOR、EBSCO、PQDD等国外大型学术期刊、博士学位论文、图书、书目与索引等数据库，也为学者与研究生随时接触国外前沿领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国家政策层面的扶持与资助是促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学科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学术发展与民族文化建设融合的主要力量，更是促进专业成果与社会进程共成长的重要动力。
二是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团体合作的优良传统基础上，新一代的中青年精英学者也常常发挥集体优势，发起、组织和参与一大批或颇具影响或十分厚重或具有引领作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如苏联高尔基文学研究所16卷本《世界文学史》的翻译，20世纪国别文学史系列的撰写，5卷本英国文学史的撰写，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的系列成果的完成等。此外，各种国别文学史、区域性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体系逐渐建立，各种专业性学术刊物如《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俄罗斯文艺》《外国文学动态》成了学科建设的前沿阵地，一些集刊《英美文学论丛》《圣经文学研究》《跨文化对话》《基督教文化集刊》不断涌现，而各国别、各国重要作家作品、各种重要流派、各种重要文学现象与主题著作的数量快速增长，不仅涵盖大作家、大主题、大历史，也开始注意国外文学中的少数族裔、边缘文化、边缘话语。不仅有一批学者在国际学术界（A&HCI、SSCI刊物，国际学术会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更有能够走出国门、建立国际性学术组织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建设。
三是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制与人才培养体制。依我们的统计，从1978年第一批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建立，到1981年第一批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建立，再到2003年第一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获批，新时期的欧美文学研究重拾“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正式步入高等学府、高等科研机构学术研究的殿堂。到2015年为止，全国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已经达到39所；没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拥有“外国语言文学”所涵盖的与欧美文学相关的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共3所；没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及其附属的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拥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共8所。此外，拥有“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188所，拥有俄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67所，拥有法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43所，拥有德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37所，拥有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16所，拥有欧洲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9所，拥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的院校共120所。
以上若干方面的学术与学科建设的崭新业绩，显然符合当代国家文化建设“强起来”的主旨。在这个总目标下，我们想要让自己建设的文化能够自觉地为国家和民族“强起来”服务，就需要让我们的文化先“强起来”。所谓文化上“强起来”，主要有两个内涵：一是能够很好地为民族的强盛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二是能够在世界上提供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话语。然而，对这两个方面的内涵理解，也应在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来重新估量。百年来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一直牵涉杨义先生所说的“国家的政治姿态与文化姿态，牵涉我们对自身的精神文化如何演进的设计和处理姿态”。一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仍然要从社会进程与文学的关系层面来对外国文学中国化的价值和功能来进行评判与观察；另一方面，思考民族文化的繁荣与振兴需要什么、追求什么，成为中国化进程方向与实践的关键所在。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仍然不仅仅是欣赏、批评，更是“借重”，将其纳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文化、政治、制度、权力，包括现实的思潮、流动的时尚和传统的诗学，都从各种不同的层面、角度和力度，参与对文学翻译中的选择和接纳的制约，形成了翻译制约的合力机制。”
不仅翻译如此，整个外国文学的研究、接受与影响等无不如此。进一步而言，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既不同于本土的文学发展进程，也不同于外国文学所属国别和地区的文学发展进程，而是以在中国的翻译、介绍与接受、影响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进程。笼统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从清末民初的译介以英国文学为多，到五四以后俄苏文学迅速增加，从1938年后英美法与俄苏文学各占主流一半，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俄苏文学占据绝对的比例，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文学译介的短暂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俄苏文学引入回归“红色经典”，热衷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白银时代”，欧美现代派文学迅速升温，再到今天世界各国文学普遍开花，这些格局的变化始终是于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的波动、社会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消长中变动、革新和转型的，外国文学中国化进程的焦点、热点、格局也因此发生变动，正如杨义先生所言，传统、现状、制度与意识形态决定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需求—契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