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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资料索引，显然应考虑与交代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搜集、整理与编纂，以利于我们对过去的进程予以反思并对之进行延续。单单就翻译文本而言，过去百年所涉及的数量就蔚然可观，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了1840—1919年间翻译作品5364种（含重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收录1917—1949年翻译书目约3894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翻译出版的作品涉及三大洲85个国家，1909位作家的5677种古典、现代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来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一大批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的主要文类的全集、文集也得以出版。可以说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里，我们的译介视野已经深入全世界大部分的角落，涉及大部分国家、地区与民族，使得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建设有了世界性的视野与格局。然而庞大的数量也使得资料的筛选变得十分不易，值得欣慰的是，从阿英先生编纂《晚清小说史》与《晚清文学丛钞》以来，延续至今约半个多世纪的各种目录编纂工作一直得以延续；而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回顾与梳理，反思与清理”的氛围使得这一相关研究领域新作频出，挖掘出了很多尘封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参与的大型项目所编制的目录，为本资料的索引编纂提供了极大的筛选便利——有鉴于这些资料均已列入索引之中，恕不一一列出。
已有编目的编选，各有明显的优长，也各有侧重。本索引的编制，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篇目里，不单单是偏重资料的编目，还试图勾勒出欧美文学作品在中国从翻译到接受的整体特征与细部表现，力图勾勒出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中有一定学术关联的各种历史因素与现象，以及以欧美文学为载体或传播基础的文化观念的吸纳历程、立场与态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百年来与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有关的能反映政治气候、人文气息、社会发展、话题焦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重要事件与历史事实。包括但不限于：（1）影响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2）党和国家的重要文艺政策；（3）代表性的批评或言论；（4）与欧美文学有关的争论、热点；（5）倡导欧美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文学团体、刊物的筹建与发展；（6）文化思潮热点；（7）重要的学术会议与部门会议；（8）标志性的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事件等。
二是接受视野中的文本引介情况，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文学文本，但也涉及在国内产生影响的列入国内文学史与批评史、纳入学术视野中但未翻译过来的文本情况。（1）以发表欧美文学为主的期（报）刊、人物以及出版社为基点，收入各个历史时期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作品、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译介的作品，以及各重要出版机构所发行的单行本、丛书等；（2）兼顾小说、诗歌、戏剧、新诗等文类的扩充与演变；（3）兼顾不同时期翻译的水平、态度、影响等评述与评估；（4）兼顾罗列与筛选的平衡，民国前的翻译以流行性、通俗性作品为主，所以对数千种译本的筛选主要兼顾当时影响力与文学价值，民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期间的翻译基本收录所有主要刊物、主要人物、主要出版机构的译介情况，受本卷篇幅限制以及基于1979年以后学术视野与翻译视野的全面展开，除了重要作家的系列文集与全集外，原则上不再收录1990年之后单卷译作的翻译情况。
三是学术与学科体系建设情况。（1）与译介史和文学史有关的一般性批评文献的索引，包括以一些重要翻译家、批评家、研究者、刊物为中心来整理翻译作品的序跋、后记和一般作品的评论等；（2）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译介史、批评史与文学史情况；（3）不同历史时期与欧美文学有关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构情况，包括从欧美、日俄译介过来的批评与理论著作，中国学人对这些批评与理论的阐释与接受，以及中国学者编撰的批评性论文与著作；（4）包括外国语言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欧美文学理论等相关学科体系的建设情况；（5）各协会团体的筹办、会议情况；（6）与欧美文学有关的国家奖励、政府资助等情况；（7）兼及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8）原则上尽量收录重要著作、论文，但限于篇幅，1979年之后原则上只酌情收录少量具有开拓性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