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京津冀内部经济现状分析

前一小节从整体上对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进行了分析，而对于京津冀内部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也尤为重要。从区域内部分析经济发展的均衡与不均衡时空分布，找到自身发展的优劣势，在提升区域内部发展的同时与外部发展机遇协同统一，才能达到充分均衡发展，因此本节先对京津冀内部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了区域内部与其周围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最后对京津冀内部经济现状进行了总结。

一、北京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1．地区GDP及人均GDP变化趋势

从图1.7和图1.8中可以看出，北京人均GDP与地区GDP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增长幅度呈下降趋势。北京地区GDP从2005年的7141亿元上升为2017年的28015亿元，增长幅度为25.49%，经济发展较快。

从图1.7中可以看出，北京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在2005—2017年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在2007—2009年下降幅度最大，增速由2007年的21%下降到2009年的9%，说明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慢，但地区GDP仍然持续上升。从图1.8中可以看出，人均增速变化趋势与地区GDP增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07—2009年增速下降幅度比地区GDP增速下降幅度更大，这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地区GDP增长幅度，在经济平稳发展时，由于人口总数的增加，导致人均GDP的降低。

2．产业结构

由图1.9和图1.10分析可知，北京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GDP的比例最大，占主导地位，其次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占比很小，北京的产业结构呈现“321”的结构模式。2005—2017年，北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逐步上升。第一产业占比从2005年的1.2%下降到2017年的0.5%，第二产业从2005年的28.6%下降到2017年的19.3%，只有第三产业从2005年的70.1%上升为2016年的80.2%，说明第三产业已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所占比例达到80%，这与北京的城市发展方向密切相关。北京拥有中关村一区十六园、亦庄开发区等功能区和产业园区，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端装备、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的产业环境、优质的金融基础和活跃的技术转化平台。由于其特殊的城市属性，加大了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差距。虽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其生产值在逐步上升。2005—2017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先上升后下降，从2005年的86.9亿元上升为2014年的159.2亿元，随后逐步下降，到2017年为120.4亿元；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2045.6亿元上升为2017年的5326.8亿元，增长幅度为160%。

3．人口总数

根据表1.3分析可知，北京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常住人口密度近十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且从2014年开始，增长幅度逐渐变缓。其中，常住人口近十年增长幅度为41%，常住外来人口为12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为46%，乡村人口增长幅度为17%，可以看出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常住外来人口的增加。从图1.11中可以看出，2005年北京城镇化率为83.62%，而2017年为86.45%，在2005—2010年增长幅度较快，在2010—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趋于平缓，这可能是北京限制人口政策实施所导致的。

二、天津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1．地区GDP及人均GDP变化趋势

如图1.12所示，天津的地区GDP由2005年的3905.60亿元提升到2017年的18595.38亿元，13年间增加了14689.78亿元，提高了3.76倍的水平。2005—2017年，天津地区GDP增幅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2005—2008年是大幅上升阶段，从14%一路攀升到28%，增长速度翻了一倍，已经达到了过去13年来的最高水平。现阶段GDP增长的原因主要为：一方面，大多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已经适应了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变化和发展，企业的经营走上了正轨，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利润的提高；另一方面，天津加大了对外开放水平，尤其是天津港，是天津对外交流的桥梁，同时环渤海经济圈的区域合作也为天津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后，环渤海经济圈的地区GDP增速在2009年大幅下降，2010年大幅上升，之后处于持续下降阶段，且降幅较大，而天津地区GDP一直在缓慢增长。GDP增速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当经济增长过快时，有必要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考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出现。因此，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经济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如图1.13所示，2005—2017年，天津人均GDP的发展趋势与地区GDP的发展趋势整体一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同样是在2008年之前大幅上升，之后在2009年大幅下降，2010年大幅上升，之后呈持续下降趋势，2016年后人均GDP呈缓慢上升趋势。人均GDP的发展变化，与地区GDP的相关性最大，但同时也受到人口总数增长幅度的影响。因此，天津人均GDP的变化趋势与地区GDP的发展变化又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2008—2009年人均GDP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地区GDP的下降幅度。

2．产业结构

从图1.14和图1.15可以看出，天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加起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超过95%，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最大。2005年，第二产业占比为54.9%，第三产业占比为42.3%，第一产业占比为2.8%。此后，第二产业比例逐步下降，而第三产业占比在逐渐上升。2014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基本相等，分别为49.6%和49.2%。2015年，第三产业比例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天津产业结构中的第一大产业，天津产业结构也从“231”向“321”转变，第三产业持续发展。到2017年第三产业占比为58.0%，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到40.8%，第一产业仅占1.2%。2005—2017年天津的三次产业生产总值也在持续上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112.38亿元上升为2017年的218.2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7.38%；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2165.83亿元上升为2017年的7590.3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20%；第三产业生产值从2005年的1669.73亿元上升为2017年的10786.7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38.81%。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迅猛，这可能是由于天津的经济发展政策及经济导向机制偏向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战略所致。

3．人口总数

如表1.4和图1.16所示，2015—2017年天津常住人口、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和人口密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常住人口从2005年的1043.00万人上升为2017年的1556.87万人，增长了513.87万人，增长幅度达到49%；城镇人口从2005年的783.40万人上升为2017年的1291.11万人，增长幅度为65%；乡村人口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从2005年的259.60万人上升为2017年的265.76万人，仅增加了2.4%，说明城镇化水平发展较快，天津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差。

三、河北区域经济发展趋势

根据表1.5，我们对河北2005—2017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河北内部经济已经充分发展，各地区经济状况都有了显著改善。其中，唐山的地区GDP超过了省会石家庄，形成河北省内高值。与此同时，可以看出河北各市2005—2017年地区GDP差距较大，秦皇岛、邢台、张家口、承德、衡水和廊坊地区GDP为1000亿—2000亿元，邯郸、保定、沧州地区GDP为2000亿—3500亿元，石家庄和唐山地区GDP为4000亿—6000亿元。2005—2017年，河北地区GDP的标准差趋势可以在图1.17中清楚地看出，2005—2013年河北的省内经济差异呈现上升趋势，而从2013年开始，省内经济差异变缓，逐渐保持稳定。

从图1.18中可以看出2005—2017年地区GDP增长较快的是唐山，石家庄次之，2013年河北各市地区GDP增长幅度趋于平缓。

河北省内经济差异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从河北自身来看，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缺乏自身实力雄厚的支柱产业，缺乏产业推动力，产业承接能力差，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瓶颈期。同时，全省投资社会固定资产投入不足，科技和人才投入少，社会经济效率低下，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创造力和推动力。因此，自2011年以来，河北人均地区GDP增长速度开始放缓。通过下一小节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河北产业集聚是一个低水平的LL型产业集聚。LL型集聚是指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空间集聚，这种集聚既不能促进城市自身的健康有效发展，也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甚至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负担，难以突破，而这种集聚在京津冀地区更是令人担忧。第二，从京津冀整体来看，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资本、劳动力、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从河北流向北京、天津。河北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要素，尤其是资金、人力和技术，缺乏推动力。同时，河北和北京、天津之间没有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大量要素从河北流出后，没有形成有效的反馈。北京和天津两地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不仅没有带动河北经济的发展，而且由于生产要素的缺乏，也阻碍了河北自身的发展。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河北的省内经济差异在近三年形成了一种难以打破的稳定局面。

从河北产业结构分布来看，河北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处于“231”的状态，即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唐山作为河北的一颗经济新星，与北京、天津一同构成了京津冀的工业集聚区，其主要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主要的支柱产业为煤炭、电力、钢铁、造纸等产业，其中钢铁产业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10。2015年，唐山地区GDP超过6100亿元，钢铁年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年产值一半以上。河北另一个特别的城市是秦皇岛，其产业结构是“321”。秦皇岛的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321”的产业结构并不代表秦皇岛的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较为成熟的阶段，这样的经济结果取决于区域自然要素。石家庄以医药、化工、机械、建材、纺织为主要产业，但是其整体缓慢的产业增长速度使得石家庄慢慢丧失了其产业、经济优势，与周边部分城市相同，形成了京津冀经济低谷。张家口和承德位于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外围，城市交通不方便，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较低。但是，二者同样身为旅游城市，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快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特别是张家口在与北京一同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后，张家口的房地产产业、体育运动产业加速发展。总体而言，河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导致了第二产业地区GDP比例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钢铁、能源、纺织、建筑建材等成为主导产业。个别城市第三产业占据优势也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特殊原因所致。

四、京津冀经济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空间统计方法，用来显示各种变量的空间结构形态，是用来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与相邻点的属性值是否相关联的重要指标。空间自相关可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前者用于指示所有对象是否相关、空间分布模式及其显著性，但是难以表现局部区域的空间关联模式。后者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空间位置上可能存在的空间集聚模式。本部分采用全局Moran's I关联指数和局部Moran's I关联指数两个统计量来表示空间自相关，从而得出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可以揭示整个区域属性值的空间分布特征，全局Moran's I统计量可以揭示这种差异的空间分布特征，其表达式为：

式中 = ；n为京津冀城市的数量，这里n=13 ;x _i 、x _j 分别表示空间单位i和j上的属性特征x的观测值；w 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元素，当i=j时，w _ij =0，反之，w _ij =1。全局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1]，大于0表示正相关，等于0表示不相关，小于0表示负相关。

其中，Moran's统计量的结果可以用标准化和Z值来检验城市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Z的表达式为：

式中，E（I）和VAR（I）分别为理论期望和方差值，当Z绝对值大于1时认为相关性是显著的。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并不能反映某地理现象在局部范围内的空间相关性，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情况，在本部分中，我们使用Moran散点图和LISA图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视化。采用局部 Moran's I指数来测度，表达式为：

式中 = n是京津冀城市的数量，这里n=13 ;x _i 、x _j 分别表示空间单位i和j上的属性特征x的观测值；w _ij 是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当i=j时，w _ij =0，反之亦然，w _ij =1。I _i >0，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周边城市人均G DP间存在空间正相关，二者价值越大，正相关关系越强。反之，I _i <0，表明存在负相关关系。

五、京津冀总体空间自相关分析

首先，通过2017年京津冀人均GDP的四分位图（见图1.19左图）可以看出，人均GDP高值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人均GDP平均值为124217.40元。第二位是靠近天津的唐山，人均GDP为89984.80元，超过了河北的省会石家庄，空间地理位置呈现集聚的态势。第三位是环渤海地区的秦皇岛、承德、廊坊、沧州及石家庄，其中除石家庄的四个城市都与第一梯队的三个城市紧紧相邻，人均GDP为53092.76元。人均GDP第四位的城市是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保定和河北南部的衡水、邢台和邯郸，人均GDP平均值仅为32857.53元，约为第一梯队的26.45%。从图1.19中可以看出，第四梯队的五个城市将第三梯队中的石家庄与第三梯队的其他城市分开，形成了两边高、中间低的经济凹陷。从京津冀的地区GDP数据来看（见图1.19右图，）人均GDP位于第三梯队的承德和秦皇岛地区域GDP却位于第四梯队，而石家庄地区GDP位于第二梯队，保定和邯郸的地区GDP位于第三梯队，从四分位图可以看出，京津冀并非单纯的单中心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集聚和极化现象。

利用Geoda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并测算Global Moran's I指数。根据不同方法的权重计算结果，K值最近邻法能够清晰地反映京津冀经济空间差异现象，因此选取K值最近邻法作为权重，利用处理后的数据，计算2005—2016年京津冀人均GDP的Global Moran's I指数，结果如表1.6所示。

根据京津冀不同年份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值及趋势线（见图1.20，）可以看出2005—2011年Global Moran's I指数的增幅较大，从2012年开始直到2017年Global Moran's I指数增长平缓，略有下降趋势。根据全局空间自相关的相关理论，如果Global Moran's I值显著为正，则表示整个区域的经济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与它们较低的地区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的趋势。如果Global Moran's I值显著为负，则表示整个区域的经济呈负相关，即经济发展在整个区域中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说明从2005年开始，京津冀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出现聚集态势，根据分析京津冀地区GDP的发展趋势，发现京津冀经济向北京、天津聚集，河北经济发展与北京、天津的差距较大；从2012年开始，京津冀经济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说明河北经济快速发展，但Moran's I保持在0.20附近，说明京津冀的经济差距仍然存在，而且此问题亟须解决。

因此，2005—2017年，经济水平较高值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集中，经济水平较低值在河北的中南部地区集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集聚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

通过对京津冀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京津冀城市与周边相邻城市的空间经济关联类型。主要通过Local Moran's I的散点图进行分析。以2005—2017年人均GDP值为数据源，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计算公式，为了更清楚地显示结果，采用Local Moran's I散点图的形式来表示结果。图1.21分别是2005年、2012年和2017年的Local Moran's I散点图。

根据图1.21可以看到，京津冀表现如下：

第一，2005年整体区域空间差异较小，经济发展水平高值的集中地带（HH型）仅位于天津。在整个京津冀，经济增长集聚现象在天津显著。

第二，自身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值的聚集地带（LL型）主要分布在河北的南部，空间差异较小，包括石家庄和邢台。河北北部的秦皇岛和承德位于LH型的经济区域带，说明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其周边的城市（天津）经济发展较好，说明承德、秦皇岛与天津的人均GDP差距较大，而位于三者之间的唐山，人均GDP发展水平较高。从图1.21中可知，四个城市并不是显著的LL型和LH型分布，同时处于HH型的天津四周，表现为河北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中部高两边低。

第三，2012年，通过对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整个京津冀已经从整体空间差异向整体空间集聚转变，并且该转变可从Local Moran'sI散点图上看出。其特点为：① 天津的空间经济类型仍然是HH型空间分布。说明2005—2012年天津一直在快速发展自身经济，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集中地带，即北京—天津经济增长极，现已成为京津冀经济高速发展的集聚带。②LL型空间分布由河北省会石家庄和邢台转变为石家庄、邢台、衡水、邯郸。LL型经济空间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邯郸和衡水从原来的经济发展不显著，成为自身和周边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的集聚地。分析表明，经过几年的发展，石家庄没有达到省会城市应有的经济水平，与京津冀的其他城市相比，其经济发展速度较慢，此外，由于周边地区经济基础落后，石家庄只能成为显著的低速落后区域。2012年位于河北北部的承德和秦皇岛仍然是LH型经济区域，说明这两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仍然属于天津HH型经济发展周边的LL型城市，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城市只有旅游业为支柱产业，其他产业发展薄弱。③2012—2017年，局部空间自相关图的变化并不大，只有石家庄的空间经济类型发生了变化，由显著的LL型空间分布转变为HL型经济空间分布，说明2012—2017年石家庄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形成对比，HL型经济模式说明石家庄的经济发展较快，而位于石家庄周边的城市，例如衡水、邢台在2012—2017年依然是LL型经济发展城市。综上所述，京津冀整体经济的空间分布没有变化，但空间集聚度有所提高。

本章小结

通过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分析结果及其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7年，天津的经济相对增长幅度虽然最小，但其绝对增长幅度一直领先，说明近十年天津经济在高速发展，而北京的经济增长幅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河北的经济一直在努力追赶京津两地，但是由于河北自身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自身基础差，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足，研发（R&D）投入不足，导致了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速度缓慢，因此京津冀的经济空间差异一直存在，想要在短时间内消除是不现实的。北京是我国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和国际交往的中心，农业所占的比例很小，现代服务业和科学技术相对发达。产业结构呈现“321”的模式，且北京经济处于后工业时代，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存在产业结构梯度，为京津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基础。天津也在日益完善自己“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取得成就的同时，存在与区域发展悬殊、产业同构加剧、环境问题依旧严重的问题。河北的产业结构呈现“231”的模式，工业发展基础雄厚，第一产业的占比也较大，因为河北是京津两地的生活保障地，可以为其提供所需的农副产品等。2014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分别是河北的2.50倍、2.63倍；2017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分别是河北的2.69倍、2.49倍，三地差距并未明显缩小，依旧悬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由于天津、河北的资源禀赋在一开始便落后于北京，“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京津冀的经济增长动因不同，这与其产业协同发展、财税政策、生态环境保护及人力资本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zNkEYU4/hRnOd2WEngaC+5RFOFCZkPu3HGrcFQUnNKPO5uwOgDbHT5zv0SfhVY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