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协同新进展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所在。在推进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转移对接、加强产业互动合作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是从政策制定层面明确产业转移方向。2015年6月，财政部印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明确了企业迁入地和迁出地三大税种税收收入五五分成，扫除了三地加快产业转移过程中因地区间税收利益博弈带来的障碍。2016年6月，工信部与京津冀三地政府联合印发了《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将京津冀划分为五条产业带，通过产业带的划分，以打造各类产业园区为载体，进一步明确了园区中优先承接发展的产业方向，有序推动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提出过河北必须利用京津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的问题，但真正从人口生态和环境生态角度提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是习近平。习近平强调要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打造“环首都经济圈”，实现京津冀三地产业、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协同发展。自此国家先后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京津冀区域环保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京津冀密集轨道交通系统建设2020》《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规划（2016—2025年）》《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2017年8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河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把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政策优势推向了实质化运作阶段。

为了响应国家大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号召，天津和河北先后出台了诸多文件，比如河北出台的《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规划》《河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规划》《河北省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天津出台的《天津市轨道交通运输业发展规划》《天津市高端机械制造业2035》《天津市化工产业转移规划》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力地支撑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

二是从平台建设层面落实产业承接布局。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津冀两地明确了40多个重点产业承接平台，主要包括曹妃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张承生态功能区、天津滨海新区四大战略合作功能区，以及以协同创新、现代制造、商业服务和现代农业为主导的“N”个专业化产业承接平台，推动由零散企业的“自发对接”到共建园区的“平台对接”。2017年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引导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转移、精准承接和聚集发展。京津冀地区功能疏解承接平台曾达到300多个，经过规范发展和重点引导，逐步形成“2+4+46”的产业承接重点平台总体布局，并在平台建设和产业承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河北为例，通过建设曹妃甸区、渤海新区、正定新区等11个省级重大承接平台，重点打造了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石家庄国际高端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北京沧州生物医药园等一批优势产业集群。一批重点迁移项目落户河北，2016年10月北京现代汽车沧州工厂竣工投产，白沟大红门国际服装城开业，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商户陆续迁到沧州明珠商贸城、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保定白沟市场等。

三是从项目投资层面加快产业合作步伐。据统计，2014—2018年河北累计引进京津资金约1.8万亿元，占全省同期引进省外资金的一半以上。天津累计引进来自北京的项目4000多个，目前到位资金7000多亿元。46个平台累计承接北京企业2074家，其中注册规模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1373家，承接北京企业的计划投资额为4149.9亿元。

四是从企业发展层面优化产业分工格局。在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中，北京居前两位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达35.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达12.0%；）天津居前两位的行业是金融业（占比达24.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达17.4%；）河北居前两位的行业是制造业（占比达24.0%）、批发和零售业（占比达15.4%。）由此可知，北京的研发、商务服务业具有明显优势，处于产业链的研发环节和销售环节；天津的金融及租赁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优势，处于产业链的资本环节和销售环节；河北的制造业及批发零售业具有优势，总体处于产业链的制造和流通环节。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一直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主要涉及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及区域性专业市场、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

通过“控增量、调存量”加快产业疏解。2016年，工信部编发了《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进一步明确了非首都功能疏解过程中的疏解重点，北京从“控增量、调存量”两个角度出发，加快区域产业协同布局和功能疏解步伐。在控制增量方面，自2014年以来，北京受到禁限的行业占地区行业总量的55%，城六区受到禁限的行业比例高达79%，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累计达到164万件，从严调控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市场，各主体数分别下降72.75%、26.42%、18.36%，未列入禁限的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科技服务业的主体数同比分别增长12.77%、26.76%、22.53%。在调整存量方面，三年来北京累计清理退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三高两低”企业1341家；2015—2016年调整疏解350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2016年共完成117个，调整疏解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调整疏解商户28万家，搭建30个产业疏解合作平台，推进产业转移疏解项目53个。在产业发展方面，陆续出台了《京津冀自助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京津冀地区快递服务发展“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商贸物流协调发展规划》等具体规划，使产业协同在各领域稳步推进。

根据发达国家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只有借助于连续稳定的政策支撑、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硬性依靠、三角地缘关系的无缝对接才能实现，否则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转移就只能沦为主观随意的人口重组和投机取巧的地产乱象。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纵深拓展，京津冀三地已经打通了阻碍协同发展的宏观政策瓶颈、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城际交通网络、勾画了“京三角”地区的跨际犄角战略，为京津冀三地产业的协同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作为我国人才技术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的研发机构数量占京津冀的70%以上，研发人员、研发经费等占京津冀的60%以上，是区域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以北京为重点，京津冀科技创新协同在“力度”和“速度”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第一，以构建创新体系为目标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2014年《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成立了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2016年7月，《京津冀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经国务院批复，明确了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石保廊地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三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第二，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载体推进区域创新平台建设。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之初，仅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流向天津、河北的技术合同就达到2500项，其中流向河北的技术合同为1483项，成交额达到40.4亿元，同比增长44.1%。2016年，北京输出津冀技术合同3103项，成交额为154.7亿元，同比增长38.7%。除此以外，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天津、河北共建了京津冀大数据走廊、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等一批协同创新平台，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已引进108家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已签约入驻企业机构86家，截至2016年年底，中关村企业已在津冀设立分公司1903家、子公司1426家，承德高新区落户中关村合作项目40项。

第三，以企业联合创新为导向推进区域创新驱动模式建设。龙信企业大数据检测显示，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地专利联合申请量和联合授权量均有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201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是2013年的2.6倍和2.4倍。

2016年1—10月，京津冀三地联合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到3967件和2695件，分别相当于2013年全年的2.2倍和2.4倍。当前，京津冀三地专利联合申请及联合授权集中分布在基础设施（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四大行业，其专利联合申请量及联合授权量分别占总量的83.0%和83.2%。 mA35hr3WGy/zV6UAmAzDmBppIYrNFTEwrKZ1iFVV30E5zzfWwsoFwHglRSuMJr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