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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简单地说，就是由结构单位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系统。语言就是由语言结构单位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很复杂，大系统套着小系统。以前述语言结构的示意图为例，每一个方块，不管是大方块还是小方块，都自成一个系统，它们相互依存，彼此制约，有层次地组成一个人们能得心应手地用来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这么复杂的系统，我们怎么去认识它、驾驭它？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能驾驭这个复杂系统的“纲”。从结构原理上说，任何复杂的系统，内部都有一条能驾驭这个复杂系统的“纲”或简单线索，人们可据此以简驭繁，实现纲举目张的目标。语言系统中这一“以简驭繁”的“纲”是什么？应该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抓住了它，也就抓住了语言系统的枢纽。
语言中的结构单位很多，哪一个是基本结构单位？这需要有一个客观的鉴别标准。标准如何确定？应该着眼于语言的音义关联，看关联点落实于哪一种结构单位；只有成为音义关联点的结构单位才有资格成为一种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如前所述，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把现实转化为语言的“码”的最基本的思维单位是概念，因为它是对现实现象的分类和概括；这一点，对任何语言来说都是一样的。语言中和概念相对应的结构单位肯定是一种语言的音义关联的基点，有资格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判断是思维的另一个基本形式，它的音义关联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有重要的区别，能否成为音义关联的基点，需要根据具体语言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无法一概而论。所以，音义关联点的确定，首先应该着眼于和思维中的概念相对应的语言结构单位。根据这一标准，音义结合的关联点，汉语是字，印欧语是词和句，因而它们都是各自语言中的最基本的结构单位。
字的音义关系是汉语音义关联基点的体现，它的特点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就是一个音节可以包装一个概念，因而可以给“字”下这样一个定义：字是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这一结构格局在现代汉语中虽有一些变化，出现了不少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但没有改变这一格局的基础，因为任何多音节的字组都是由原来表达概念的字生成的。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后面再结合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这里从略。印欧语和概念相联系的语言结构单位是词，它体现音义关联的基点，如果仿效汉语的结构格式，它的特点就是“1个词·n个音节·1个概念”。字和词分别是不同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比较这两个公式，唯一的差异就是音节的多少，即汉语和概念相联系的音节是1，而印欧语是n（n=1，2，3……）。这个简单的差异决定了两种语言结构的一系列差异，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后面各章将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
不同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生成既然有相同的结构基础，即都是音义关联的基点，那么它自然会成为语言中最容易识别的符号。不同语言的这种符号，相互间的表现形式虽然可以千差万别，但隐含有共同的结构原理，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点。这就是：
第一，现成的，拿来就能用，像汉语的“天、地、人、山、叫、走……”都是储存在每一个人脑子里的现成的结构单位。
第二，离散的、封闭的，很容易和其他的结构单位区别开来，像汉语的“天、地、人”等结构单位的封闭性、离散性特点非常突出，一个字一个音节，界限清楚。
第三，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知道一句话中有几个结构单位，例如说汉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鸡叫了三遍，天快亮了”这个句子有9个字。
这三个特点是我们仔细比较研究了汉语、英语、俄语等一些语言的结构单位的异同之后总结出来的假设，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应该适用于不同语言的研究。为什么？因为特殊的现象中都隐含有一般的结构原理，汉语、英语等虽然都是一些特殊的语言，但我们如果从这些不同的、特殊的现象中找到了它们共同的特点，那么体现这种共同点的理论就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将来如在别的语言的研究中又发现了新的特征，那么再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
用音义关联的标准和这三条共同的结构原理去衡量，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具有这三个特点，自不待言，它是现成的，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拿来就能造句，充当句子的结构成分，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等之用；结构上它也有离散的、封闭的特点，只允许有一个主重音，而语素无重音，词组则有若干个词重音，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太大体上也会凭重音从一句话中找出若干个词来。词的封闭性的语义基础就是它与概念的关联，如英语“The old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个句子，除了虚词The之外，都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
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除了词以外，还应该有句。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词是现成的、需要人们牢记的基本结构单位，容易理解，而句子是根据交际的需要临时组织起来的，怎么会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不错，句子是临时组织的，千变万化，但这“万变”中有不变的规则，这就是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句子的“主语—谓语”的构造框架。这种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两根柱子（主语、谓语）支撑着一根“梁”（一致关系），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中，也就是说，这种由一致关系所控制的“主语—谓语”结构框架在印欧系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临时造出来的句子固然可以各种各样，但都得在这个封闭的框架中进行，必须符合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谓结构的要求，谁都不能违背；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词的组合，都不能成为一个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所以，印欧语句子的实质有点儿“表里不一”，表面上临时组织，多种多样，无穷无尽，是运用各种结构单位的组合而造出来的一种“成品”，而它的底层深处却只有一个现成的框架，或者说，只有一条基本规则，即由一致关系维系着的主谓结构，它以不变应万变，支配着各种语句的生成。我们说，句子是印欧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指的就是这种由一致关系所维系的主谓结构框架。这种框架是一种离散的、封闭的结构，很容易和别的结构单位，如小于句子的词组或大于句子的句群区别开来，因为一致关系封闭了句子的大门。叙述一个事件的完整意义、特定的语调和“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给这种结构的封闭性提供了充分的保证。它之所以具有这种特点，就是由于它与思维形式之一的判断相对应。
和词、句相比较，语素和词组就没有这些特点。它们一不是现成的，如词组需要根据交际的需要临时组配，而组配的时候又没有类似句子那样的一致关系做框架；语素需要从词中分离出来，而且分离很困难，是英语研究的一个难点；二不是离散的、封闭的结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是很难对这两种结构单位进行分离和鉴别的；三是它们在语言社团中没有心理现实性，如语素，直到20世纪初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所以，词和句是英语等印欧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了解了词和句的相互关系，也就掌握了这一类语言系统的基本结构脉络。
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什么？学界的一般意见是词。可是，什么是词？没有人说得清楚。如果用上面的音义关联和现成、离散、心理现实性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办法找出词来。为什么？因为“词”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是英语word的翻译。汉语原来有“词”这个字，但它的意思是“意内而言外也”（《说文解字》），说的是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与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关系。例如“说话没有词（儿）了”“理屈词穷”“词不达意”“文词优美”“口中念念有词”“陈词滥调”等词句中的“词”指的都是话语的意思，不是结构单位。现在汉语学界大多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汉语的结构，但始终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汉语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除了像“词”这样的结构单位说不清楚以外，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等）的关系，虽经几次周期性发生的大讨论，也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因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是驾驭语言系统的“纲”，“纲举目张”，“纲”弄错了，“目”就很难“张”了，语言结构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解决不好，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什么？根据前面提到的“音义关联的基点”这一标准和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三条共性结构原理去衡量，结论只能是字，不是词。汉语里没有“词”这么一种结构单位。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赵元任先生，他在1940年就说“汉语中没有‘word’这个词。最贴近的是‘字’，翻译过来是词，但实际意义是‘音节’或‘音节成分’”
。过了二十余年，一些有经验的语言学家又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认为印欧语里现成的单位是词，而汉语里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之所以还需要保留“词”这个概念，那是由于将来实现拼音化时词儿需要连写。汉语书写的拼音化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汉语凸显语义的性质、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歧异的方言都不允许汉字实现拼音化（第四章第二节）。
对字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全面论述的还是生活在美国的赵元任，他从1968年开始，就不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那篇写于1975年的文章《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认为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印欧系语言中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字’和word的关系就好比通常用‘橘子’对译英语的orange，其实橘子在构造上属红橘（tangerine），与orange（甜橙）是不同的植物。但由于橘子是中国最常见的柑橘属水果，就像甜橙在其他国家中最常见一样；于是，‘橘子’这一名称的作用就变成指‘最常见的柑橘属水果’了”。英语的一个词我们通常叫作一个“字”，情况就同用“橘子”去对译orange（甜橙）一样。赵元任在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分析了字和词（word）的相似性和区别性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根据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
。赵先生在文章中还两次警告人们不要在汉语里去寻找在其他语言中存在的实体，认为重要的是确定“字”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叫作什么，那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迄今为止，这是对“字”的性质和作用最明确、最科学的论述，遗憾的是这篇文章译成汉语较晚，直到1992年清华大学纪念赵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才与读者见面。不过学术研究有它自己的规律，国内的学者在不知道赵的观点的情况下也开始了对字的探索。一辈子从事语法研究、在学界有很大影响的张志公先生因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碰到了很多钉子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字，认为“对于字的性质恐怕确实需要下一番工夫来研究研究。这是个地道的中国货，把它翻成morpheme，再把morpheme翻成语素，用以指字，恐怕有点名同实异，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20世纪90年代初同时在进行这方面考虑的还有徐通锵、汪平、潘文国和鲁川等。汪、潘、鲁三人的文章虽然发表于90年代末，似乎比较晚，但实际的研究都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只是当时不敢把研究成果拿出来，怕不容于学界。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学者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考察字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说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已趋成熟，人们已因汉语研究的挫折而开始向着同一个方向去探索前进的道路了。
字不同于词，汉语是不计词的，字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赵先生的这些论断都指明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不是词。那么，什么是字？一般都认为写出来供人们看的才叫字。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字”首先是说的，书写形体只是把说的字写下来而已。我们如果要人家讲话讲得慢一点，只能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是“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你敢说一个‘不’字”，这句话里的“字”也不能换成“词”。所以我们应该改变“写出来的才叫字”的错觉。我们传统研究中所说的字的意思是多义的：《说文解字》的“字”指书写形体；“字正腔圆”“吐字清楚”的“字”指音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生句”的“字”和我们平常说的“字里行间”“练字运气”的“字”则都是指汉语的结构单位。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不同的解释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字的特点而形成的。汉语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三位一体的字就是它的研究对象：音韵研究字音，文字研究字形，训诂研究字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核心是“字义”。语言学研究口说的字，也就是《文心雕龙》“因字而生句”的“字”和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的“字”，通俗地说，口说的字就是汉语中由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的那种结构单位，所以我们前面将其定义为“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具有现成性、离散性和汉语社团的心理现实性的性质，是汉语音义关联的基点。此外如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在汉语系统中的地位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指称概念。
赵元任先生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是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字或字组的不同的义项。最近出了一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根据义项分词类。比方说，“经”字条下列12个义项，分属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个词类，说明“经”字中隐含有三个不同的词。所以，字与词虽是各自语言里的基本结构单位，都具有现成、离散和心理现实性的共同结构原理，但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它们在各自的系统里都各有自己的特点，相互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虽然在翻译的时候可以进行语义对应的转换，但字与词本身却“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因而在语言研究时绝不能“张冠李戴”。汉语中为什么分不出词？语言学家奋斗了几十年为什么还分不清词和词组的界限？计算机的语言信息处理为什么在分词的问题上滞步不前？基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离开汉语自己的基本结构单位，模糊了驾驭汉语系统的“纲”。
从《马氏文通》到现在已百余年，我们对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现在又开始重新重视字在汉语中的地位，把它看成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这是人们认识的一次螺旋式的上升，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字与词，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一字之差，但实际上却涉及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改造。为什么？因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是语言系统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