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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但说话不等于语言。“用汉语说”“用英语说”这些说法已隐含语言与说话的区别和联系。这里的“汉语”“英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而“说”就是说话的行为。语言是用来“说”的，一个生理上没有毛病的人每天都要说话，不是用汉语说，就是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说。一种语言如没有人说，它就会消亡，我国历史上某些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等，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后来融入汉语社团，改说汉语，他们的语言也就因为没有人说而消亡了。
语言存在于说话中，人们每天都需要用它说话，说的人越多，它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反之，说的人越少，这个语言要长期维持它的生命力就越难。即使是一个正常的人，如果离开群体，独自一个人生活，没有说话的对象，没有说话的需要，他也会失去语言运用的能力，类似哑巴。抗战时期，山东的青年农民刘连仁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后逃入北海道的山林中穴居，没有说话的需要，因而他的语言能力也就日渐衰退而不会说话了。在他穴居的第13年，他看见一条船，想喊一声“船”求救，但舌头不听使唤，转动不灵，喊不出“船”的音来。他意识到失去语言能力的危险，将来遇救，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张嘴训练舌头的弹性，以顽强的毅力学说话，最后才慢慢地说出：“我叫刘连仁，我是中国人，山东高密县人。我是民国三十三年抓来的劳工……”刘连仁为什么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又能说出几句简单的话来？因为他原来会说话，失去语言能力之后还记得像“我、人、中国、高密县、叫、是、劳工……”这样一些字眼儿，还记得“我叫刘连仁”中的“我”得放在“叫”的前面，不能说成“刘连仁叫我”，等等。就是说，他还记得一些把字组织起来造句的规则。这件事告诉我们语言与说话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好像是一种工具，需要人去用，不用就会“生锈”，就会“退化”和消亡，而说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跟人们交流思想、认知现实的行为，是为了适应他人的需要、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语言与说话的这种关系告诉我们：语言存在于说话和说出来的“话”中，而说话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随便乱说；这“一定的规则”就是语言，但人们往往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能具体地感受到的就是有一套音义结合的结构单位和把这些单位组合成语句的规则，即词典和语法书。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在脑袋上渐渐地套上一个语言“紧箍咒”，说错了，不符合规则，社会上众多的“唐僧”就会“念念有词”，迫使你改正。
那么，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虽经人们几千年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只知道它的一点皮毛。人们将语言研究喻为“盲人摸象”，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条蛇，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大蒲扇，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到肚皮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千百年来，人们曾给语言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每一个定义只涉及语言的一个侧面，犹如盲人只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就说大象像什么一样。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也还没有摆脱“盲人摸象”的阶段，只是尽可能设法“摸”得全面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