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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因而字的构造规则就成为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这里有两点需要提出来讨论，一是和现在流行的“语法”定义的关系，二是“语法”的实际内涵。
首先，我们对汉语语法的理解与现在流行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根据“语法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的定义，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字的构造规则的研究应属于汉语语法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解，《说文解字》以“形”为纲的造字方法和清儒以“声”为纲的“因声求义”理论都是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我知道的只有一个林语堂。
林语堂是一位精通英、汉语结构的学者，既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学家，能从“神”上抓住语言结构的实质。他在《英文学习法》一文中比较了英、汉语结构的异同，就“语汇语法语音之分”的问题说了这么一段颇能引起人们深思的话：
语汇英文就是vocabulary，就是语言的内容实质。语法（文法）英文叫作grammar，是讲某种语言中表示意念关系的种种方法。语音就是读音（phonetics）。这三个区别略与中国小学家分形、音、义三学相仿佛。说文等于文法；音韵等于发音学；训诂等于语汇。所不同者中国小学是以文字为主，学英语者却须以语言为主。故如在中国小学，说文及金石之学只讲文字的变化与构造，而在文法，却须讲语言字句的变化与构造。然其同属于一类的研究，注重构造化合的原则，则两者实处于相等的地位。（旧式文法一部分专讲字形的演变，名为“形态学”〔morphology〕，则与字形之义尤近。）
在讲到具体的语法学习的时候又说，“文法的研究只是对于词字形体用法之变换作精密有系统的观察”，“文法中最重要的界说及专门名辞不过一二十个，其余的都是文法学家装做门面的东西，白白浪费学生的光阴，而结果使学生视文法为畏途”。我同意林语堂的论断，原因是他抓住了两种语言结构的“神”。这“神”是什么？就是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grammar是讲印欧语基本结构单位词和句“表示意念关系的种种方法”，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因而林语堂才将研究“文字的变化和构造”的《说文》和金石之学视为和印欧语grammar相当的学科，都“注重构造化合的原则”和“对于词字形体用法之变换作精密有系统的观察”。基本结构单位是驾驭语言系统的枢纽，印欧语和汉语这两种不同语言的研究传统都抓住了各自语言的枢纽，研究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构造规则。林语堂抓住了这一枢纽进行对比，才摆脱两种语言表现形式的差异的束缚，直接把握住它们结构的共性本质。
其次，语法是从语汇中抽象出来的结构规则，《说文》的造字方法和清儒的“因声求义”理论讲的都是如何从字中抽象出造字的规则。和印欧语的语法规则不同的是，一不是凸显结构单位的形态变化，而是突出语义，因而可以将它称为语义语法；二不是显示词的语音变化，而是凸显字的形体构造的差异；三不是结构成分的线性组合，而是非线性的包孕，语音上包容于一个音节，仍旧是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形体上则是以字造字，字中有字，造出来的新字仍包孕于一个方块中，例如“日”和“木”组合为“東”或“杲”；“東”和“木”组合为“棟”……由于没有从结构单位中抽象出线性的组合规则，因而不符合从印欧语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语法定义，这就使人们误以为汉语没有语法。两种语言结构规则的这种差异可能与语言编码的理据性有关，形成汉语是语汇厚、语法薄的语言，与印欧语的结构特点正好相反。
影响人们去认识汉字与语法的联系的障碍，主要是认为汉字是书写的“形”，不是口说的“音”。其实，这不是原则问题，因为“音”与“形”都只是不同的物质表现形式。原则的问题是什么？规则。只要是有成系统的规则，那么，不管是“音”的规则，还是“形”的规则，都应列入语法研究的范畴。详细的讨论可参看第四章第三节和第四章第四节。
随着语言的演变，古汉语一个字表达一个概念的格局逐渐解体，而字组，特别是其中的二字组，成为汉语表达一个概念的语汇单位。这种字组的作用大致相当于字，但结构上已突破一个音节、一个方块的限制，由非线性的包孕转化为线性的组合，为行文方便，我们将它称为辞。“词”与“辞”这两个字原是相通的，但“词”现在已与印欧语凸显语法特征的word纠缠在一起
，为避免混淆，我们将字组称为“辞”，而不是“词”。这就是说，字是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结构的单位，而辞是指字组，是由若干个音节（主要是二音节）关联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
字组是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将字义相关的几个字组合起来、借以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结构单位。字组的长短不定，但至少得有两个字。如何分析字组的结构，从中抽象出语法规则？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仿效印欧语语法结构的规则，用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这些句法规则来分析字组的构造规则，如“火烧（一种用火烤炙的食品）、耳鸣、心跳、地震”等是主谓结构，“浇水、练兵、打油、作案、座舱”等是动宾结构，“红花、黑板、白布、大豆”等是偏正结构，等等，这以陆志韦等的《汉语的构词法》为代表；一种是以核心字为参照点，看它如何借助于另一个字的组合生成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而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语义、语法结构的分析。这第二种方法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代表性的著作就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现代汉语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但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徐通锵的《语言论》和此后发表的一些论文曾对此进行过一些理论探索，现择其要，以“兵”字为例，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借以考察从语汇中抽象语法规则的过程。
以“兵”为参照点，可以生成两个系列的字组：
1．标兵 步兵 裁兵 撤兵 出兵 大兵 刀兵伏兵 号兵 护兵 尖兵……
2．兵变 兵车 兵船 兵法 兵符 兵火 兵家兵舰 兵谏 兵力 兵权……
这是以“兵”为参照点而生成的一个字组系族。这种字组，既是语汇单位，也是语法需要研究的对象，是从语汇中抽象语法规则的理想素材。从语汇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每一个字组都表达一个概念，意指某一类现实现象，它的语义特点是“控制两点，涵盖一片”。这“两点”是由两个字显示出来的，而“一片”是暗示，需要说、听双方根据已有的知识去补充。比方说“火烧”，它的含义是把面食放在饼铛上用火力烤炙的、表面不撒芝麻的一种面饼，“标兵”是“1．阅兵场上用来标志界线的兵士。泛指群众集会中用来标志某种界线的人。2．比喻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或单位：树立～|服务～”（《现代汉语词典》）。每一个字组所涉及的现象都很多，相当复杂，但它们都只抓住“火”与“烧”、“标”与“兵”两个“点”，其他的意思隐含于这两个“点”所能控制的范围内，由人们自己去补充，所以“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
。这种由交谈双方自己去补充的“暗示”的意义，是不见于言词的已知信息，相互都能意会；外国人学习汉语，由字面“显示”的意义是比较容易学的，而这种靠“暗示”的“不见于言的已知信息”，不经长期的知识积累，是难以掌握的。所以，字组的意义不是两个字的意义的简单加合，而是“1+1＞2”。所以，要了解字组的意义，既要知道每一个“点”（字）的意思，还要了解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系，不然难以准确了解字组的含义。王力先生说：“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的，不是以词为单位的。要了解一个合成词的意义，单就这个词的整体去理解它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个词的构成部分（一般是两个字）拆开来分别解释，然后合起来解释其整体，才算是真正彻底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
这是人们需要牢记的一条原理。
字组固然是一种语汇单位，但它隐含有汉语语法结构的真谛，可以从中抽象出一些重要的语法、语义的规则。张志公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语汇重要，语汇难》，发表在《中国语文》1988年的第1期。“难”在哪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如何从语汇中抽象语法规则？应该是“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字组结构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难”的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路。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参照点和核心字。前述两个系列的字组都是以“兵”为参照点而生成的结构单位。这种作为字组生成参照点的字，我们称为核心字。核心字有生成字组的巨大潜能，只要交际有需要，它就能借助于另一个意义相关的字的组合，生成一个新的字组。它与现在流行的汉语构词法的思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这就是流行的构词法着眼于描写，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述宾、偏正、主谓之类的结构描写，与汉语传统的研究无关，而以核心字为参照点的字组的研究着眼于生成，具体考察一个字如何借助于另一个字的组合而生成一个表达新概念的字组，以少数生成多数。这是传统“以字造字”的生成机制的延续（参看第四章第四节）。描写与生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牵一发动全身，选择哪一个视角必然会涉及语汇、语法理论研究的走向，目前语言学界多采用前一种分析方法，但它对语言学习、教学、语言信息处理等似乎都没有多大的帮助，已引起众多的疑虑和责难，甚至发出“淡化语法”
的呼声；后一种方法的提出还为时不久，需要在实践中改进和完善，但它的方向应该是对头的，因为它是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提炼出来的理论。
字组系列中的核心字，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位置，如“兵”的第一组位于后，而第二组位于前。这“前”与“后”是结构形式的特点，而形式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意义相联系；同一个字在字组中既可处于“前”，也可处于“后”，暗示它具有不同的语义功能。仍可以“兵”为例讨论位置与字的语义功能之间的关系。“兵”处于后字的位置，它体现一种概念功能，意指兵器或军人，其性质是对现实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和它相组合的前字表示“兵”所可能具有的诸如形貌、颜色、质料、类别、性质、状态、程度、原因、方式、时间、空间、工具之类的意义。比方说，“标兵”“步兵”的“标”“步”表示“兵”的一种性质和类别，“撤兵”“伏兵”的“撤”“伏”是“兵”所处的一种状态，等等。这些意义寄生于不同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它们不但存在于和“兵”的组合，而且也存在于和其他概念意义的组合，如“汗水、泪水、奶水、露水、卤水、钢水、胶水、泔水、墨水……”前字位置上的这些字表示水的质料；“流水、死水、冷水、凉水、温水、热水、开水、滚水、冰水……”前字位置上的各个字的意义表示水的状态，等等。这一类意义的性质与概念意义不完全一致，是更高程度的一种概括，因而可以称其为语汇—语法意义，简称为语义特征。字组中处于前字位置的核心字所体现的语义功能就是这样的语义特征，如“兵车”“兵船”“兵法”“兵家”的“兵”表性质，“兵变”“兵谏”的“兵”表方式，等等。前后字的语义功能的差异表明：处于后字的位置的核心字表示概念意义，是对现实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处于前字的位置的核心字表示语义特征，是对隐含于不同概念意义中的某种共性要素的抽象和概括。同一个字的这种语义功能的差异可以称之为字的语义功能的二重性。汉语中的每一个字差不多都具有功能的这种二重性，区别只在于强弱有异。
核心字从结构形式和语义功能两个方面为字组结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
第二，从结构形式说，字组的生成有严格的规律，这就是核心字的位置与字组生成的关系，人们可以它为基础考察字组生成的规则。核心字在后，与它相组合的前字大多是对它的意义进行限制，指称某一种现实现象，使它的语义具体化。例如“兵”的意义很概括，凡军人、军队都可以叫作“兵”，但如在它的前面加上“步”“标”而生成字组“步兵”“标兵”之后，它就只能指称某一种类型的“兵”。这样，字组与核心字的语义关系大致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即字组所表达的意义大致是核心字意义的一个下位概念，如“步兵”“标兵”都是“兵”的一个下位概念。由于此，我们称“步兵”“标兵”“号兵”“尖兵”之类的字组为向心字组，其组字的方法称为向心组字法，因为前字的语义作用大都是向着这个核心、限制这个核心的语义的，表达的意义都是“兵”。人们可能就此提出问题：那么“出兵”“撤兵”是不是也与“兵”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呢？既是，又不是。由于这涉及字的语义性质的类别，下面再讨论。
和向心组字法相对的是离心组字法，即核心字处于字组前面的位置，如“兵”的字组系列的第二组，它以一种统一的语义特征去限制后字的语义范围，其表达的意义重点不是“兵”，而是与“兵”有关的其他现象，如“兵车”指“车”，“兵船”指“船”，“兵符”指“符”，“兵”在这里仅仅说明“车”“船”“符”的某种特定的功能。这就是说，“兵车”等的意义不是“兵”的下位概念，与向心字组所表示的上下位概念的等级体系完全不同。正由于此，我们将这种组字的方法称为离心组字法。如果核心字和所组配的字相同，即一般所说的重叠（如：家家，偏偏，人人，说说，看看……），那就生成同心字组。向心、离心和同心的组字方法就是汉语的构辞法。
向心、离心这两个概念原来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根据分布的标准提出来的，意思是指：直接组成成分的分布如果与其中的某一个结构成分相同，那么它就是一种向心结构，否则就都是离心结构。如英语poor John（可怜的约翰）的分布与John相同，是向心结构，而onthetable的分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构成成分都不一样，因而是一种离心结构。我们这里使用的向心、离心是语义概念，是根据核心字在字组构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来的，与分布的标准关系不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核心字的前、后位置本身就是一种分布，但我们的着眼点是语义的组配关系，不是动、宾之类的语法功能。所以，有些术语看起来好像相同，但在不同的体系里的含义可能很不一样。这是我们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向心、离心和同心是从字组生成的形式中提炼出来的方法，人们只要抓住核心字这个“心”，就能把握汉语字组生成的基本形式规律，简单而明确。人们可能会就此提出一个问题：“标兵”这个字组，哪一个是核心字？这确实无法回答，因为以核心字为基础的组字法以字组系族的研究为基础，着眼于形式规则的系统，光孤零零地拿出一个二字组，自然难以给予确切的回答。那么，是不是没有办法分析呢？否！不过这需要深入语义结构的研究。
第三，核心字的不同位置体现字的语义功能的二重性。核心字“以少数生成多数”的功能在字组的生成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不同的位置显示它不同的主导地位，前述向心、离心、同心的字组结构是核心字因位置的差异而表现出来的生成形式的规律，和此相对应，核心字因其具有语义功能的二重性，在生成字组的时候这“二重性”的语义功能自然也会有哪一个意义起主干作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字组的语义关系中也有一个“心”，它与字组语义结构的关系大体是：如以概念意义为“心”和主干作用，结构上处于后字的位置，那前字就是对它的限制和修饰，生成限定结构，如“步兵、标兵、号兵”之类；如以语义特征为“心”和主干作用，结构上处于前字的位置，由它引出不同的概念意义，那么就生成引导结构，“裁兵、撤兵、练兵”之类；如两个字的语义功能相同，那就生成并列结构，如“看看、写写、说说……朋友、城郭、语言、追逐……”之类。这三种语义关系隐含于向心、离心、同心的生成机制中，因而结构形式的“心”和语义结构关系的“心”既相互对应，但又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状态。并列关系与同心相对应，这没什么问题，而向心和离心的结构形式中既可以生成限定结构，也可以生成引导结构，例如“标兵、号兵、尖兵、步兵、水兵、伞兵”和“搬兵、裁兵、撤兵、练兵、收兵、养兵”的结构形式相同，都是向心结构，但语义关系却属于两个不同的系列。表层的结构形式和深层的语义关系为什么会呈现出一些矛盾？这与字性的类别有关，语言研究需要对这种矛盾做出理论的解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第一，需要根据字的语义功能的差异将字分成不同的类别，使人们摆脱具体字义的干扰而从字类关系中去探索字组的语义结构的规律；第二，需要考察“心”的功能的差异与字组扩展的关系，从形式上把握字组的语义结构。
如何对字进行语义分类？我们建议用鉴别字，先用“不”字进行鉴别，就是能用“不”否定的叫动字或动辞，不能用“不”否定的叫名字或名辞。这样，“山、水、人、马、牛、车、兵、手、脚……桌子、朋友、先生……”都是名辞，因为汉语中没有“不山”“不水”之类的说法，而“说、写、看、搬、收、养、跑、跳……大、小、好、坏、黄、黑、白……”都是动辞，因为它们都可以用“不”否定，人们可以说“不说”“不写”“不大”“不黑”……动辞中的字的功能仍有重大的差异，因为有些字可以用“很”限制、修饰，如“大、小、黑、白……”，有些字不能，如“说、听、写、读、看、写、跑……”，语言中没有“*很写”“*很听”之类的说法（“*”表示该说法不成立）。为了分析的简便，不能用“很”限制、修饰的字和字组仍称为动辞，而能用“很”限制、修饰的字和字组称为形容辞。虽然有些字跨类，如表示心理状态的“想、怕、懂、恨……”既可用“不”否定，又能用“很”限制、修饰，说明它们连接“形”与“动”，不过这一类字的数量不多，语义类别比较清楚，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分类标准。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分类标准，因为它比较简明、解释力强、概括性大、操作也比较方便。这种分类方法与现在通行的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着眼点在语义。
有了字、辞的语义分类标准，这就可以将表示概念意义的字、辞分别归入名、动、形的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将字组中的字贴上辞类的标签，使字义之间呈现出特定的结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相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能够表达不同语义关系的原因了。如仍以前述的例字为例，“标兵、号兵、尖兵、步兵、水兵、伞兵”的字类组配，除了“尖兵”外，都是“名+名”，而“搬兵、裁兵、撤兵、练兵、收兵、养兵”都是“动+名”。这就是说，同类组配，表达一个概念，生成限定结构；异类组配，既可以表达一个概念，也可以表示两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例如“练兵”，如指“训练军队”这样一件事情，它表达的是一个概念；如是指训练军队的行为，那就是表示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生成引导结构。异类组配的字组，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需要根据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具体的分析。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尖兵”是异类组配，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结构？是限定结构还是引导结构？我们的回答是“限定结构”。为什么？这就涉及形容辞和名、动两类辞的关系了。这种关系，由于二字组太短，不容易看出内中的真谛，不妨扩大字组的长度，从不同辞类扩展方式的差异中考察形容辞与名、动两类辞的关系。
比二字组大一点的是三字组，是字组扩展中的最小结构形式，因而最容易在这里看到每一类字、辞的扩展方式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请比较“兵”“打”“小”三字的扩展方式：
兵：空降兵 勤务兵 上等兵 坦克兵 特种兵 铁道兵 通信兵 侦察兵 志愿兵 子弟兵
打：打把势 打白条 打摆子 打边鼓 打冲锋 打秋风 打出手 打点滴 打官腔 打官司 打光棍打饥荒 打交道 打擂台 打冷枪 打冷战打连厢 打埋伏 打屁股……打印机 打油诗 打字机
小：小把戏 小白菜 小白脸 小百货 小报告 小辫子 小冰期 小聪明 小动作 小分队 小钢炮小广播 小花脸 小黄鱼 小伙子 小家伙小家庭 小金库 小老婆 小礼拜 小两口 小萝卜小熊猫……
上述三个字，“兵”属“名”，“打”属“动”，“小”属“形”，这是人们公认的。“兵”的扩展方式是“2+1”，如对“空降兵”等作层次分析，它的结构只能是“空降/兵”，以“2”（空降）限定和修饰“1”（兵）；“1”（兵）在这里起核心的主干作用，是核心字功能在多字组中的表现形式，在字组的语义组配中充任核心，其生成机制是“后管前”，就是说它的扩展方向只能向前，在核心成分的前面加限定性、修饰性的结构成分。这种“2+1”字组的整体意义与“兵”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能接受“2”的限定、修饰的概率越大，表明它生成三字组的潜能越强，像“人”就比“兵”大得多，而“睛”“钞”等就不能进入“2+1”的“1”的位置，说明它们只能寄生于二字组的结构。这是“名”类字在三字组中表现出来的扩展规律，可以说是向心的语义结构。“打”和“小”在三字组里的结构方式都是“1+2”，其中的“1”起主干的作用，是字组结构的核心，“前管后”，由此导出后面的各种名性字组，生成三字组的结构，可以说是离心的语义结构。“打”和“小”不能像“人”那样，处于后字的位置，“苦迭打”是法语coupd̓état（政变）的音译，根本不是汉语结构的字组；“小”字只有一个“无穷小”，而这个“小”也因其位置而事物化，类似“兵”在三字组中的作用。所以，这里“2+1”和“1+2”的“1”，无论就其结构形式还是语义组配，都是核心。比较特殊的是“小”的扩展方式与语义关系的矛盾：扩展方式与“打”同，都是“1+2”，能以“1”导出“2”的“名”，但由此生成的字组的整体意义却与“打”的状况不同，而与“兵”（名）一样，呈上下位概念的关系，如“小白菜”只是“白菜”的一个下位概念。这就是说，三字组中的“小”类形容辞已被它后面的“名”的意义喧宾夺主，转化为一种“名”的限定性、修饰性的结构成分，由离心的结构方式转化为向心的语义结构，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将这种“1+2”的结构视为二字组的“名”的一种扩展模式，上述的“尖兵”所以归属于限定结构，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或许也是形式服从于意义的一种表现方式。
二字组的生成模式，核心字的向心、离心固然能提示“心”的向前、向后的扩展方向，但只存在于字组的生成体系中，孤立的一个字组难以说明以哪一个字的语义为核心，自然也就难以显示它的“后管前”或“前管后”的具体扩展方向。字类的划分和三字组的生成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形式依据，这就是以“1”为参照点，看“2”是加在“1”的前面还是后面。据此，名性字组取前加的方式，形成“2+1”的结构，“后管前”，生成限定关系的字组；相反，动性字组取后加的方式，形成“1+2”的结构，“前管后”，生成引导关系的字组；形容辞在三字组结构中的扩展形式同动辞，语义关系同名辞。三字组以上的扩展规律可据此类推。根据这一线索，字组大致有四种扩展方式，从而生成四种句法语义结构：
1．前后都不能扩展，生成并列关系字组，如“家家、写写、朋友、语言、追逐、雕刻……”。
2．只能向前扩展，生成限定关系字组，如“空降兵、勤务兵、上等兵、坦克兵……”。
3．只能向后扩展，生成引导关系字组，如“打官腔、打白条、打边鼓、打冲锋……”。
4．向前、向后都能扩展，生成表述关系字组，如“鸟飞、狗吠、虫鸣、猫跳……”。
4基本上是2、3两种结构的组合，已从结构进入表达。语句的结构实际上都只是这几种结构格式的扩展和组合。
向心、离心是汉语字组生成的重要特点。这虽然是后来从汉语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但它隐含有语言共性的结构原理，因为共性是通过特性表现出来的；只要一种语言的形态变化趋于弱化和消失，就会采用汉语那种向心、离心构辞法去扩充语汇单位。英语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请看以house为例而构成的词：
这里的house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核心字。英语通过这种方法构成的词的数量现在日益增多，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构词方法。如果分析一下它们的结构，就不难发现：A组构词相当于汉语的向心构辞法，处于构词核心地位的house居后，B组构词相当于汉语的离心构辞法，house居前。这种构词法的生成机制与汉语的“以字造字”一样，是“以词造词”。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所透视出来的汉语离心和向心构辞法的结构原理是有普遍理论意义的，是构辞共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两个，它们的结构规则构成印欧语语法的研究对象。汉语有没有句？回答是肯定的，汉语当然有句，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它已有解释：“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对“句”的意义的解释是：“句有两义：一就语气言，语意未完语意可停的是句；一就语意言，语意完足的是句。古人的句就语气说，如《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语意说是两句，就语气说是四句。古人分为一章四句，说明以语气为句，所以说‘位言曰句’。位言正指按语气的停顿来分句。”白话代替文言，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语句的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但“句”的“神”没有变，仍有语气句和语意句之分，只是说法有所差别而已，将语气句称为“小句”，而语意句则模糊地统称为“句子”。这种“句子”大多由若干个小句连缀构成，因而它的实质相当于现在一般所说的语篇，属于语用的范畴。正由于此，汉语虽有句的概念，但不是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因而也没有基本结构单位所必须具备的现成性、离散性和存在于语言社团中的心理现实性的特点。汉语传统的研究为什么没有句的构造规则的研究？原因就是它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不属于语法的研究范围。
汉语传统的研究既然没有印欧语那样的句法，那有没有“因字而生句”的研究？有！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句读和修辞。“句读”原是训诂学中的一个术语。“句”指句子，相当于上面所说的“语意句”，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而“读”则是语意未完而在语音上可以作短暂停顿的结构单位，相当于上述的“语气句”。就书面语来说，句读就是如何给文章断句，从语篇中找出句子来；或者反过来说，看字的有规则的排列“排”到什么地方才能成为一个句子。由于语意句由若干个语气句连缀构成，因而应该在哪儿断句，主要决定于说话人或标点人对意义的理解。唐天台沙门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一载：“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这一论述把握住了句读的基本精神。所谓“语绝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对事件的话题的叙述已告一段落，语义上呈现出相对的完整性；找到了“语绝处”，也就找到了句子。至于修辞，在语句研究中它比句读更重要。古汉语里的修辞实际上就是讲组字成句的艺术，诸如比喻、映衬、双关、夸张……直至“死字活用”、虚字的使用与否等等，讲的都是如何“因字而生句”，使语句更有成效地表达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意。如果说，句读是从宏观上把握汉语语句的结构格局，那么修辞就是从微观上“雕琢”、修饰语句结构的艺术，使语意的表达更精练、更完善。这样的修辞有没有规律？当然有规律，不过这种规律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语法规律。语法规律是“死”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衡量的标准是“硬”的、唯一的，没有弹性；同时，它涉及的语言结构只局限于语法，比较单纯。修辞的规律与此不同，它是“活”的，涉及语音、语义、语法等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的因素，因而如何进行比喻、映衬……“因字而生句”，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富有弹性，没有唯一性的非此即彼的答案。总之，句读和修辞是汉语“因字而生句”的研究内容，它们的结构规则最集中地体现于对联，公园、寺院、道观等地廊柱上的楹联凝聚着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精华，遗憾的是我们对此没有总结。字的组合构成语气句，语气句的连缀构成语意句，因而汉语语句结构的格局近于语篇的布局，不同于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语法结构规则，因而难以用这类语法规则来研究汉语语句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