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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国内传信范畴研究，尤其是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的梳理和评介，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成果远不及其他语言。并且从已有的相关文献看，汉语的传信范畴研究还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性。另外，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汉语广义的传信范畴进行研究的，广义的传信范畴和情态、语气范畴又有纠结。于是，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与国外传信范畴的研究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我们究竟该怎样去把握传信范畴的核心义和引申义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对此本书第4章会详细讨论。
总之，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还处在婴孩期，还需要学者们自觉地从多角度去关注它，厘清汉语传信范畴与相关语言范畴之间的关联，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该范畴，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该领域的研究逐渐茁壮。下面就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呈现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两方面谈一点我们的认识。
3.3.1.1 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拥有自己的根基和沃土
从本章和上章对国内外传信范畴研究现状的综述来看，虽然汉语传信范畴的自觉研究要晚于其他语言该范畴的研究，但是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渊源。上文介绍的《马氏文通》表达传信和传疑的“决辞”和“疑辞”的概念源于中国传统语言学。马氏引用了大量的古注和古代语法专著的成说。但遗憾的是，正如刘永华（2006∶94）所言：“当代学者对我国传统语言学关于传信范畴的研究认识不足，一般没有把‘决辞’和‘疑辞’统一到传信范畴中，传信的外延和内涵等也没能全面说明。”
另外，吕叔湘（1942）和高名凯（1948）对传信/传疑范畴的研究也对中国现代语言学该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们从语气和句类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描写了汉语传信-传疑这对语义范畴的概貌，为后来广义的传信范畴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马氏文通》从传信概念、传信方式类型、信息来源、信息可靠度和传信语等角度对传信系统的论述，已散见于其对语言理论的阐述和对引文的注解中。若以《马氏文通》的诞生为现代中国语言学传信范畴研究的开端，我们发现汉语该领域研究也不比国外语言学传信范畴研究的萌芽期要晚。若继续追溯到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中国该领域的研究是要远远早于外国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拥有自己的根基和沃土。
3.3.1.2 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是零星的，缺乏系统性
从上文3.2的评介看，无论是借鉴结合期还是自觉研究期的汉语传信研究，其成果都是比较零散而且缺乏系统性的。我们发现，除了上述已经介绍的以“传信范畴”为论题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散见于语言学其他相关课题的研究之中。
在有些研究汉语插入语，或者感官、言说动词的文章中，我们可以零星地找到关于传信范畴的相关论述。比如，董秀芳（2003a）研究发现，副词“X说”中有不少都与传信有关，像“按理说”“俗话说”“老实说”等。另外，关于“听说”的语用功能的形成，董秀芳（2007）从历时的角度谈到了“听说”是如何从“听X说”词汇化而来，其中也明确提出“听说”具有传信功能。方梅（2005a）认为，表示认识和见证意义的动词（epistemic and evidential verb），例如“觉着”“以为”“知道”等多与传信范畴相关。这些研究多是和狭义的传信范畴相吻合的，表示信息的来源和获取方式。
我们发现，现行的多种《现代汉语》教材（邢福义1991；胡裕树 1995；黄伯荣、廖序东 2002），一般都将具有引证功能的插入语的意义概括为“消息或名称出于传闻，不知道确切的来源；或者虽然有可靠的根据，但是说话人认为无须表明”（叶南薰 1985∶65）。这也是与狭义的传信范畴意义相当的。
另外，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还散见于情态、语气范畴的研究中，这与广义的传信范畴相一致，表示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内容的态度（可靠度、确信度）。这方面的研究从上文介绍的马建忠（1898）、吕叔湘（1942）和高名凯（1948）的论著中就有体现，他们关于汉语传信、传疑的研究就是和汉语的语气、情态研究相结合的。杨永龙（2000）研究近代汉语反诘副词“不成”的来源及其虚化过程时，发现“不成”否定意义的消失是在测度问句中实现的，这种对副词语气的考察是广义传信范畴所涉及的。张谊生（2000）在研究汉语副词时，也发现汉语的传信和情态是交织在一起的。徐晶凝（2008）在介绍汉语情态研究现状时，有专节讨论了认识情态和传信范畴的关联。He（何纬芸，2009）从会话分析的角度考察汉语儿童是如何通过会话修正结构来构建习得汉语的情态意义的，其中她把汉语的传信范畴纳入情态范畴的框架之下。
上述这些关于汉语传信范畴的零散研究还未将传信范畴视为一个独立的语义范畴。这些研究都附属于其他相关语言范畴的研究。要想真正在汉语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确立传信范畴的研究地位，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地对汉语传信范畴进行系统性地深入研究和探讨。一方面我们要立足汉语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来审视该研究领域。
基于上一节对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特点的认识和归纳，结合上一章关于国外该领域研究现状的介绍，我们认为今后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要在如下两方面着力：（1）加强传信范畴和相关语言范畴的互动研究；（2）从言语交际互动的功能语言学视角来研究汉语传信范畴。这两个研究方向是源自汉语传信范畴的自身特点和传信这一语义范畴自身的内涵。下文将分别说明。
3.3.2.1 加强传信范畴和相关语言范畴的互动研究
传信义是人类语言所要表达的普遍意义范畴，该意义落实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语言有专门的语法化了的形态标记来承载该意义；而有的语言，像汉语，没有形态标记去表达该意义，但是可以通过词汇、句式或者其他语言范畴（如情态、语气）来负载。因此，汉语的传信范畴研究必然要和相关语言范畴的研究关联在一起。
比如情态和语气。关于情态，Bussmann（1996）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下了这样的定义：“情态是一个语义范畴，它表示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内容的态度，不仅指形态上的如陈述、疑问、祈使等语气，还可以指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不同句型。情态可以通过诸如hopefully，maybe等副词或情态助动词can，must，may 等词汇手段来实现。”（Bussmann 1996∶307-308）首先，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情态和语气这两个范畴本身就关系密切，甚至难以厘清；另外，广义传信范畴的意义与情态的意义有重合之处。其中，认识情态和传信范畴的关联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传信范畴研究的热门话题。
除了情态和语气之外，传信和时体、人称，甚至和一些语用范畴如焦点、说话人的视角等都有关联。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在上一章国外研究综述部分有所介绍。传信范畴和相关语言范畴的互动研究有利于认识汉语语义范畴之间的关联，有利于对汉语的传信范畴系统进行合理的构建。
3.3.2.2 从言语交际互动的功能语言学视角来研究汉语传信范畴
一般认为，传信范畴的意义是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向受话人指明所言信息的来源，并向受话人表达说话人对所传递的言语信息的态度。可见，传信范畴的表达是动态交互的，是在言语交际互动中协商完成的。该范畴的表达能体现语言的人际意义，并能协调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汉语传信范畴今后的研究要多着力于言语交际的互动视角。
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从以往句层面的传信范畴研究转向话语层面的研究。因此，我们要多利用真实的语言材料，在自然的言语互动中去捕捉汉语传信范畴的特点。这种范式下的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成果还很少，就目前整理的文献来看，只有李讷、安珊笛和张伯江（1998）和He（2009）等是在这一研究视窗下进行的。这也是本研究为什么要在话语功能视角下来研究汉语传信范畴与相关语言范畴的互动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