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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内传信范畴研究现状的介绍，我们以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确立的著作《马氏文通》为起点，分别介绍马建忠、吕叔湘和高名凯三位先生经典著作中关于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概况。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是我国第一部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虽然马氏传信系统的论述散见于其对语言理论的阐述和对引文的注解中，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传信概念、传信方式类型、信息来源、信息可靠度和传信语等方面勾勒出马氏语法体系中的汉语传信表达系统。刘永华（2006）不仅对《马氏文通》的传信范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而且揭示了马氏传信范畴和情态、时态以及语气等相关范畴的关联，除此之外还讨论了《马氏文通》传信范畴的来源。该文对梳理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
马氏用“决辞”和“疑辞”来表达传信概念，这体现的是“传信”和“传疑”的对立。分别举例如下
：
（1）或谓“已矣”者，皆所以决言其事之已定而无或少疑也。（《读本》第625页）
（2）此盖上文所言诸事，不可根究，故每云“盖”以疑之。此即辜较之意也。（《读本》第469页）
这两例是在解释虚词“已矣”和“盖”的用法。前者是说“已矣”所表达的信息是不可怀疑的，表达对事实的确认态度，是“决辞”，它对应于传信的语义范畴；而后者“盖”表示“辜较之意”，即不确定、怀疑，传达的是测度的意味，是“疑辞”，其对应于传疑的语义范畴。
在传信方式和类型上，马氏把汉语句子明确分为表“事”和表“理”两种，分别对应于基于事实的高信度的陈述式和基于推理的相对弱信度的虚拟表达。如下例：
（3）故“矣”以言事，“也”以决理，此“矣”“也”两字之大较也。（《读本》第227页）
上例马氏比较了虚词“矣”和“也”的使用差异：前者用于“言事”的基于事实的传信的句子；而后者用于“决理”的需要表达逻辑推理的传疑的句子。
关于信息来源的表达，《马氏文通》中区分了“记官司之行”和“记内情所发”两类。这种区分是依据句子的主要动词进行的，前者指与五官功能对应的，例如“见”“观”“谓”“曰”等；后者指心理活动类，例如“恐”“愿”“敢”等。
上述这些行为动作都来自言者自身，但是在表达信息可靠度上会有不同。这种区分与国外传信研究已无多大差别。信息可靠度的表达在马氏的传信系统中主要表现在一些“助字”的用法差异上。例如：
（4）传疑助字“乎”“哉”“耶”“与”“夫”“诸”，其为用有三：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
（《读本》第599页）
从上例的论述可以看到，作者将传疑助词的用法分为如下三类：有疑-设问；无疑-拟议；不疑-咏叹。这三类的区分就是以信息可靠度的逐步加强为依据的。
另外，《马氏文通》关于传信语的论述主要涉及了不同词类，比如副词、语气助词、疑问代词和动词等。这从上面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出来，故不再举例说明。
刘永华（2006）揭示了《马氏文通》传信范畴和情态、时态以及语气等相关范畴的关联。该文认为：“《马氏文通》把传信范畴和语气范畴、时范畴结合在一起研究，反映出马氏对这些范畴之间紧密关系的正确认识。同时，马氏基本上没有进行情态范畴的研究，这对于情态研究是个缺失，却有效避免了传信范畴和情态范畴的纠葛。”（刘永华 2006∶93）在我们看来，由于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是不能脱离与相关语言范畴的关联的，尤其是和情态、语气等范畴的密切联系。
除此之外，刘文还讨论了《马氏文通》传信范畴的来源，因为作者观察到马氏引用了大量的古注和古代语法专著的成说；并且还认为，《马氏文通》中与“传信”和“传疑”对应的“决辞”和“疑辞”的概念源于中国传统语言学。《马氏文通》虽然深受西方“葛郎玛”的影响，但是马氏的传信系统与中国传统语言学有着很深的传承关系。
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的“表达论：范畴”一卷中，以“传信”和“传疑”为题名在两个章节中分别讨论汉语的这对语义范畴。作者主要是分析讨论了汉语语气表达所具有的传信、传疑功能。作者认为，广义的语气包括语意（正、反；定、不定；实、虚等）和语势（说话的轻重缓急）；狭义的语气是“概念的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吕叔湘1942∶261）。这里语句的概念内容相同是就命题意义而言的，而因使用目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别主要是指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内容的主观态度有差异。
我们认为，吕先生所说狭义语气内涵中所体现的这种差异就是指情态，而情态又与语气、句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因如此，吕先生在论述“传信”和“传疑”这两个范畴时，就是分别从语气词和疑问句类型的角度来考察汉语传信和传疑范畴的具体表达方式的。其实，我们发现吕叔湘（1942）不光从“语气”的角度讨论分析了汉语传信、传疑范畴，还从“语意”的角度隐含地说明了“正与反”和“虚与实”这两对语义范畴也具有传信和传疑的功能，其中“虚与实”也是与情态范畴密切相关的。详见图3-1（引自吕叔湘1942∶258）：
图3-1 “正反”“虚实”与情态范畴的关联
以上主要评介了吕叔湘先生“传信”和“传疑”研究的理论框架。另外，我们发现吕先生在具体描写分析不同传信、传疑表达方式时多具新意。下面我们略举几处。比如，在谈到语气词“了”和“的”的差异时，作者认为“‘了’字和‘的’字的比较，可以说明决定的语气和确认的语气；我们可以看作动和静的分别，正和文言的‘矣’和‘也’的分别相似”（吕叔湘 1942∶267）。这一观察很敏锐，不仅从传信的语气上加以区分，而且从“了”句和“的”句的及物性角度指明了“动”“静”之别。后来李讷、安珊笛和张伯江（1998）就是在此基础上，从话语角度论证了语气词“的”的传信功能，下文将会详细评介该研究。再比如，作者在论述或然性和测度语气以及必然性和确认语气时认为，“（一类虚词）表或然之意，但不是有了这些词语就一定是测度语气。反之，表必然的‘该’‘不会不’‘不能不’等词语也不一定限于确认的语气”（吕叔湘 1942∶303），作者强调它们之间绝无平行的关系。这些观察对我们理解汉语传信范畴的核心义和引申义很有启发。
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1948/1957）中讨论汉语的各种句型时，从确定命题和疑惑命题这两种句型的角度，描写了汉语传信范畴的各种表达方式。他认为，“确定命题的作用在于对所说的话加以确定的肯定的判断”（高名凯 1957∶441）；“疑惑命题（dubitative）是表达心中对某个事态的怀疑”。作者进一步说，“所谓疑惑的说法就是对此判断所加的疑惑态度”（高名凯 1957∶473、475）。这里确定命题和疑惑命题分别表达的确定的、肯定的判断和怀疑的、疑惑的态度与我们讨论的传信范畴的意义相吻合，即广义的传信范畴：表达说话人对所言信息的确定性（certain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
在该著作中，作者不仅指明不同句型所表达的上述传信义，而且还从汉语传信范畴与句型的关联角度描写了汉语传信义的各种表达方式。比如，在确定命题中表达肯定判断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求助于语气，加重语气能够表示“郑重其事的确定的说明，确定的肯定的判断”；二是运用一些表示确定的虚词，例如古文中的“确然”“确乎”等，口语中的“真的”“的确”等。分别举例如下：
（5）他 是 一个伟大的领袖。（加重“是”的语气）
（6） 确乎 其不可拔。（《易·乾卦》）（古文中的虚词“确乎”）
（7）四凤，对不起你，我 实在 不认识他。（《雷雨》）（口语中的虚词“实在”）
（引自高名凯1957∶441）
而在疑惑命题中，作者区分了传疑命题和反诘命题两类。前者通过传疑虚词（如古文中的“或”“盖”和口语中的“说不定”“也许”等）、句终词（如“罢”“吧”等）、询问句和疑惑声调这几种方式来表达对命题的怀疑、疑惑态度。分别举例如下：
（8）此虫有灵，不可犯之， 或 致风雨。（《酉阳杂俎·支诺皋下》）（传疑虚词“或”）
（9）信钱要了这么多，就不要包三灾了 吧 。（《旱》）（传疑句终词“吧”）
（10）你叫我回去么？（《少奶奶的扇子》第三幕）（借用询问句）
（11）一封信，要这许多银子？（《官场现形记》第三回）（疑惑声调）
（引自高名凯1957∶476-481）
后者通过反诘虚词（如古文中的“岂”“宁”和口语中的“难道”等，这类词常和句终词搭配使用）、否定式询问句或者上述两种方法兼用等方式表达反诘语气。分别举例如下：
（12）田先生 岂 为人祈雨者 耶 ？（《因话录》）（反诘虚词“岂”和句终词“耶”搭配使用）
（13）先生不是生瘰疬吧？（《竹林的故事·病人》）（否定式询问句）
（14） 难道 你没有见过？（《第二梦》第一幕）（反诘虚词和否定式询问句混合使用）
（引自高名凯1957∶482-485）
另外，作者还讨论了一种“假疑惑命题”，“它是用疑惑或询问的口气来反面的说明确定的意思”（高名凯 1957∶486）。这种命题其实是传信的，表示肯定的判断。例如：
（15）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16）几个铜板有什么要紧！（《雀鼠集·惠泽公公》）
（引自高名凯1957∶486）
从这三位先生关于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概况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发端于汉语语气、情态系统的研究，这为之后汉语传信范畴和相关语言范畴的互动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结合第2章对国外传信范畴研究现状的介绍，我们发现，在汉语传信范畴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该语言范畴内涵的认识与国外是有差异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学者对国外传信范畴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大家开始有意识地将国外传信范畴的研究与汉语该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尝试着描写汉语传信系统的面貌。下文将分别从引进介绍期、借鉴结合期和自觉研究期三个阶段对传信范畴的研究成果加以评述。
3.2.4.1 引进介绍期
胡壮麟（1994a）应该是最早引进介绍国外传信范畴研究的评介性文章
。该文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国外传信范畴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的最新成果做了介绍，他们分别是：Chafe（1986）、Anderson（1986）和Willett（1988）。文章对当时关于“传信”的各种界定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传信的信度与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 1985/1994）的情态相近，但在意义和用途上不尽相同。因为系统功能语法的情态是和归一度（polarity）相对照的。归一度是对一个陈述的肯定或否定，而情态则介乎它们之间。传信范畴的信度是与知识的可证性相对照的，它主要标明信息的来源并提供知识来源的可靠度。作者还对Chafe（1986）的模式做了修正，最大的变化是将“文化证据”纳入该模式之中。
胡壮麟（1994b）依据他在上文（1994a）对Chafe（1986）传信系统框架修正的基础上，考察分析了一篇英语辩论性质的新闻报道语篇中传信范畴的使用情况，并结合Chafe（1986）对英语书面语和会话语体语篇传信表达的研究，通过定量统计，对比分析了英语书面语、会话、新闻报道和辩论四种不同语体语篇中传信语的类型、使用频率的异同。该文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结论来看，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张伯江（1997）这篇评介，虽然所介绍的国外传信研究内容和其他相关评介文章有相似之处，而且该文仅着力介绍了Chafe and Nichols（1986）这部传信研究论文集中Chafe 关于英语传信范畴的研究和Anderson关于传信语的演变途径和语义地图的勾画这两篇文章，但是，该文最重要的特点是“评”重于“介”，尤其对国外传信研究的理解和讨论是很好地结合了汉语自身的特点进行的，这为日后汉语传信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该文的评介首先从语言中最基本的时制问题入手，简要地说明了语法中的事件范畴和人类认识的关系。进而指出在语法系统中与人类认识相关的除了时制系统以外，还有时体、语气、情态系统，而这些语言系统又与语言的传信系统密切相关。然后，作者主要依据Chafe and Nichols（1986）所收集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如下内容：（1）传信范畴的基本概念。作者根据Oswalt（1986）关于Kashaya语和Chafe（1986）关于英语这两种语言的传信范畴研究，介绍了狭义和广义的传信范畴概念。（2）传信范畴在语法系统中的地位。作者先简要地勾勒了国外传信研究的小史，然后根据Anderson（1986）着重讨论了现实性（actuality）和语气（mood）的关系、传信范畴（evidentiality）和情态范畴（modality）的关系以及时体与这两组关系的关联。作者认为：“时体是高一层次的语法化系统。因此，我们不难找到时制
系统不很发达的语言和传信系统不很发达的语言，但几乎不存在没有时体系统的语言”。（张伯江 1997∶18）（3）汉语传信系统的相关思考。作者在此评介讨论的相关内容，如现实性、语气、传信、情态、时体等范畴的关联以及汉语传信的表达方式等，对汉语的传信范畴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严辰松（2000）主要介绍了Chafe（1986）中传信范畴的五个基本要素：（1）知识；（2）可靠程度；（3）知识获取方式；（4）知识来源；（5）知识与期望的差异。然后举例详细地介绍了Chafe（1986）中关于英语传信语的各种类型。牛保义（2005）比较全面地综述了国外传信范畴研究的简史；说明了国外传信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传信范畴的概念范围，其中包括对该范畴的界定以及与情态范畴的关联等；介绍了传信语的语法化研究、语义对比研究和认知语用研究等；还对传信范畴研究做了展望。该文的作者是把“传信”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学理论看待的，我们认为这一提法有待商酌。因为“传信”是语言的一种语义范畴，范畴本身不应看成一种理论，而且从上一章关于国外传信范畴研究的综述来看，传信范畴的研究是在多学科、多理论范式背景下展开的。房红梅（2006）综述了国外传信范畴研究的现状，提出了该领域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房红梅、马玉蕾（2008）简要地介绍了传信、主观性和主观化的概念以及传信范畴与主观性的关系；还尝试从历时角度阐释传信语的主观化过程，但作者并未通过具体的语言现象对此进行深入探讨，这是今后值得展开研究的问题。
3.2.4.2 借鉴结合期
胡壮麟（1995）依据胡壮麟（1994a）中对Chafe（1986）传信系统的修正框架，对汉语的传信系统进行了尝试性的描写，并对汉语语篇进行了传信分析。作者从信息来源的角度将汉语的传信方式分为感官、言语、假设和文化传统四类；然后从对信息的认识方式的角度，又继续分为归纳、传闻、演绎和信念四类。这两个角度属于狭义的传信范畴，前者与言者的亲历有关，一般是一手信息；而后者都说明信息的获取是间接的、二手的。另外，广义的传信范畴还包括信度和预期，这些都表明说话人对信息的态度。此外，作者还讨论了传信语的复合使用和省略的情况。最后作者尝试将上述汉语的传信表达用于语篇分析之中，从而展示语篇的某些特征。这篇文章是较早对汉语传信范畴进行描写的成果。能将传信范畴的理论研究与语言的实际运用相结合，这是该文的主要特点。
张伯江（1997）虽然是一篇综述性文章，但是文章的评介极富思辨性。文章介绍完当时国外传信范畴研究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后，在最后一部分富有启发性地对汉语的传信范畴进行了简述和思考，认为汉语中的传信表达主要有如下三种：（1）对信息来源的交代，如插入语“据说”“听说”等；（2）对事实真实性的态度，如副词“肯定”“准保”等；（3）对事件的确信程度，如句末语气词“的”“吧”等。作者认为对目前汉语传信范畴研究最有启发的是上述第（3）种，因为传信范畴能为汉语的句末语气词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如作者认为“的”是“确认性标记（certainty marker）”，“吧”是“测度性标记（uncertainty marker）”。
朱永生（2006）在介绍国外和国内传信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的传信范畴和传信语的形式标记进行了举例性的分类描写。此外，还从理论上对汉语传信范畴的程度（可信度）和取向（主观/客观）进行了讨论。最后说明了汉语传信范畴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这篇文章的特点在于对汉语传信范畴的分类和传信语的表现形式的描写比较细致。
3.2.4.3 自觉研究期
就我们所搜集的文献看，李讷、安珊笛和张伯江（1998）这篇从话语角度研究语气词“的”的文章，是国内最早自觉研究汉语传信范畴的成果。作者既说明了传信范畴与语气、情态、时体等范畴的关联，又指出传信作为语言范畴有其独立性。该文从断定现实事件的责任者、强调现实事件的条件和对非现实事件的肯定这三方面，区分了三类使用语气词“的”的句式，并对这三类句式做了细致的描写。
该研究成功地运用了话语功能语法的经典理论，如前景-背景信息和及物性理论。作者从传信角度论证了语气词“的”是传信标记，其所在的句子具有非事件性，主要表现在：（1）使用语气词“的”的句子在话语中总是背景化的，表示的是静态性质，具有低及物性特征；（2）语气词“的”是要确认一种活动而不是报道一个事件，因此它不能带有报道事件所需的时体手段，相应地，含有语气词“的”的句子的否定形式只能使用非事件性否定词“不”或“不是”，而不能是事件性否定词“没”；（3）含有语气词“的”的句子的宾语个体性程度低，并且一般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该类句子具有低及物性的体现；（4）含有传信标记“的”的句子都是处在具有交互作用的对话语体中，最典型的是出现在征询与回应的过程中；（5）从“现实性（mode: rea-lis/irrealis）”和“意愿性（volitionality: volitional/non-volitional）”两个角度考察含有语气词“的”的各种句式，发现语气词“的”不是狭义的传信标记，而是广义的、带有情态作用的语法成分，表示一种主观的确认态度。最后，作者讨论了作为传信标记的句末语气词“的”的地位是：属于认识（epi-stemic）范畴，作用于一个命题，反映的是句子的情态类型。
该文最大的特色在于将广义的传信范畴研究放到话语层面考察，合理地运用功能语法的经典理论，从新的视角去挖掘作为传信标记的句末语气词“的”的语法特点，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贡献在于对汉语句末语气词“的”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为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
张成福、余光武（2003）在评介国内外传信范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汉语的传信表达分为四类：现行的（或眼见的）、引证的、推断的和转述的。作者专门选取汉语的插入语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发现汉语插入语对上述四类传信范畴都有所表达，但传信功能各不相同：现行类插入语具有陈实和总结功能；引证类插入语具有引证功能；推断类插入语具有推测功能；转述类插入语具有转述功能。依据所传递信息的可靠程度，以上这些传信功能的确信度由前到后逐步减弱。该文从汉语某一类语言成分出发，以小见大，揭示出汉语不同传信功能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匹配。
李晋霞、刘云（2003）从“说”的传信义出发，解释了“如果”句式与“如果说”句式之间的差异：两种句式在推理类型上有所侧重，前者重逻辑推理，后者重隐喻推理。该文研究发现，“如果说”中的“说”是标志言者对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持弱信任态度的传信标记，并认为这一传信标记很有可能来源于表示间接引语的“说”。作者对“说”具有传信功能的观察颇具新意，对“说”作为传信标记来源的推测也很合理。虽然该文并未对言说动词“说”如何演变为传信标记做深入探讨，但这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课题。
陶红印（2007）是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一组意义相近的传信语的研究。以往的语文学研究经常提到“好像”“似乎”和“仿佛”都具有比拟用法，但是除了少数学者外（宗守云 2002），关于这组近义传信语对不同语体的偏好、使用频率的多寡和传信功能的差异等方面很少有人关注。该文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自然对话中的“好像”99%的用例可用于传信或传疑。它用于表达说话人不确定（uncertainty）的主观态度或非确认的认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其传信功能主要是在话语交际中用于拉开言者和所言信息距离的传疑手段（distancing strategy）。“似乎”在口语中的使用比“好像”少，说话人常常用它来宣布一件事情，因此其互动性较低。在新闻报道书面语中，“似乎”常跟一些书面语的习语格式一起使用。而在学术性篇章中，“似乎”可以用来表达主观认识立场，具有正面、负面两种可能。由此可见，“似乎”是书面语体里的一种表示主观立场的手段。“仿佛”基本上不在口语中出现，在书面语里它和“似乎”“好像”都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仿佛”较少用于表示主观认识立场，超过一半的“仿佛”用例都是比拟用法。
这项研究的优点是，将一组相近传信语的使用频率、语体分布与话语功能结合起来研究，揭示出它们的传信义和模糊义、比拟义之间的关联：模糊和比拟是传信的基础；互动程度跟传信/传疑语词的频率高低成正比；疑似成分在语体里的分布反映了互动和交际的制约因素；疑似成分的语法化过程也呈现出从模糊到比拟再到传信的过程。因此，这种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的范式，扩大了对汉语其他类型传信语继续深入研究的视野。
史金生（2010）从话语角度考察“呢”的特征，认为“呢”具有事态性和情态性两方面的特点，主要作用在于“申明”，即把一个事实引入当前语境。它和预期有关，具有否定预期的作用，经常带有夸张的色彩，并且预示着一个言语行为。作者尝试对“呢”各项功能的来源及相互关系做出解释，认为它的申明用法是从持续用法虚化而来，是从事态到情态的语法化，而持续用法又是从方位词虚化而来，句末位置和用于动词之后是其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从空间域到时间域再到性质域的投射是一种语法隐喻。作者还讨论了“呢”与其他传信语气词如“的”“了”等的区别。该研究的特点是，将作为传信语的句末语气词的考察放在话语功能视角下进行，并注重和相关联的语言现象作对比分析，这对汉语那些作为传信语的语气词的研究非常有启发。
陈颖（2009）应该是国内首部以“传信”为题的研究性专著，主要运用主观性理论对汉语传信语的类型作了较为全面的分类描写。其中涉及直接体现信息来源的传信语，如言说动词、感官动词结构、中动结构等；间接体现信息来源的传信语，如认识类动词、副词、语气词、一些特定的句法结构、话语标记、插入语、复句等。该书还对比讨论了传信范畴在三种不同语体（历史教科书、外交话语和学术话语）中的表现。该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对汉语传信语的描写分类较为细致，并且勾勒了汉语传信范畴表达方式的概貌。
Hsieh（谢佳玲，2008）从语言主/客观性的角度，通过大规模语料，考察了汉语的传信范畴在新闻报道中的表现情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遵循Palmer（1986/2001）的分类模式，将传信看作和评价（judgmental）并立的下属于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的范畴。因此，该文作者是在情态范畴下讨论报告类和感官类两种传信范畴的。该文通过对新闻语料中这两类传信语的量化统计分析发现，传信语的选择使用和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所要遵循的交际原则（避免报道失真，遵循客观原则等）、新闻的题材内容、文体功能等密切相关。从不同的题材内容角度看，政论和财经类新闻中以报告类传信语为主，而地方新闻主要以感官类传信语为主；从文体功能角度看，叙述类新闻中偏爱使用报告类传信语，而引述类和评论类新闻中偏爱使用感官类传信语。作者发现主要使用报告类传信语的新闻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从文体功能角度看，都是偏向客观的报道，而使用感官类传信语的则偏向主观报道。传信语的使用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反映了新闻媒体对所报道事件内容的立场态度。
徐盛桓（2004）一文将传信范畴研究融入到英语if条件句的研究。作者发现，根据“如果p，那么q;[因为]p，所以q”这一推理形式，if条件句有的可以转换为because原因句，而另有一些却不能这样转换。作者认为这主要是在于条件关系会因由if和then所连接内容中的各种传信类型的影响而发生嬗变，使得所体现的条件关系会处于严格的逻辑关系和不同传信关系的渐变连续统之中。并且，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传信的认识：“传信范畴语法规则的形成，从其理据来说，是因为这些语言的运用者认识到信息的不同来源有不同的可信度，因而用不同的语法手段做出相应的表达；换句话说，信息有不同的来源，就是形成这些语法规则的现实理据。概括地说，evidentiality研究的是语言运用者对所陈述的事件的认识状况同相关的语法形式的关系。”（徐盛桓 2004∶335）这是一篇将传信范畴的研究和英语条件句差异的研究相结合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除了上述徐盛桓针对英语传信表达的研究以外，还有两篇英语专业的学位论文专门研究了英语的传信范畴，分别是房红梅（2005）的博士论文和徐婷（2008）的硕士论文。前者主要从言据性（也即本书的“传信”）的本质及其人际功能两个方面来探讨该论题。作者认为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过程不仅体现评价人际意义，而且某些及物性过程还体现认知不确定性这一重要的人际意义。作者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虽然没有把言据性作为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言据性的语言现象已被从不同的角度，如及物性系统、情态、人际隐喻等进行了阐释。作者进而认为言据性具有如下本质特点：（1）言据性揭示了语言、语言使用者、世界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角度；（2）言据性在本质上是主观性的；（3）言据性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语言现象；（4）言据性体现语言的人际意义，协调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后者主要讨论了在视角空间理论框架中的言据性现象。文章认为大部分的传信语都可以承担空间构建语的功能，能构建出各种不同的空间，如时间空间、领域空间、视角空间等。作者发现，传信语还可以实现视角的四种表征形式，即直接、间接、自由直接和隐含视角。这两篇学位论文分别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和视角空间理论的框架下对语言的传信范畴做了一定意义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