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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信范畴作为语言范畴的一类，对它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使我们窥测到其他乃至整个语言范畴的研究特点和趋向。反之，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反观语言范畴研究的历程时，也会对传信范畴的研究发展有更好的启示。语言范畴总体上都是表达意义的类，因此其形式和意义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从语言范畴研究的历史看，它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学者们对语言范畴的认识和研究都各有特点。
第一阶段，注重语言范畴意义-形式的双向研究。从Boas和他的学生Sapir，Whorf等关于美洲各种语言语法体系的描写看，他们很注重语法意义的研究。他们从这些语言材料中发现，一些强制性的语法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是不尽相同的。这些美洲语言更注重传统语言范畴（比如数、性等）以外其他范畴意义（比如传信意义）在小句中的表达。这一时期的研究强调语言范畴形式和意义的共性和个性的探索，注重探求语法意义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联。
第二阶段，以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更重视语言形式的研究。他们认为语言研究没有通往意义的捷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更注重研究语言的个性特点。之后，Chomsky（1957）的生成语法主张，语法具有自主性，意义的分析和语法分开，“语义”和“句法”分属于不同的模块。Weinreich（1963）继承法位学的观点，认为语言单位不是通过意义而是基于形式分布来确认的。
第三阶段，当美国结构主义从强调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意义共变（form-meaning co-variation）转向专注于语言形式研究的时候，Jakobson（1957）提出了语法意义理论——语义二元对立说。这种“对立”的思想对语言范畴意义的研究很有影响：（1）二元对立的这种逻辑操作颇具人类认知基础，能够简化对语言意义的描写；（2）强调意义的对立二分来自它所属的范畴系统；（3）对立二分是将范畴成员的界限视为离散的（discrete），同一个语义范围所覆盖的语法范畴的特点是同质的；（4）强调范畴的意义
是抽象不变（invariant）的，若有差别也应该归因于使用环境而非界定该范畴二分对立的意义特征本身。
第四阶段，跳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从近50年（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语法范畴的研究看，有三股研究思潮涌现：（1）相近语言的语法范畴的跨语言共性比较研究，强调语法意义具有普遍性；（2）基于心理学实验的人类范畴化理论研究，如模糊集合（fuzzy sets）、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家族象似性范畴化理论（family resemblance categorization）等，强调范畴的连续性和原型特征；（3）语法化理论的发展，注重意义演变的研究，强调语法意义不只是在该范畴系统中和其他成员对比而体现的，而是在语言使用变化中产生的。
由此可以看到，语言范畴的研究对意义范畴化越来越重视，尤其是近几十年，特别强调语言范畴的研究要结合人的认知方式、人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感知以及人们的言语交际等方面。比如，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探索人类语言共性，承担了跨语言比较和在比较中总结人类语言共性的任务。对人类语言规则和机制的跨语言验证多是语言认知、使用等功能取向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从人与现实世界的经验出发，与人的认知方式有密切关联。历史语言学的语法化视角强调语言的变化、语言意义在语言使用中的历史演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语言范畴研究的趋向是更加重视其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的表现。就拿传信范畴来讲，其核心意义是表达信息来源。因此，从言语交际、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研究该范畴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对有具体的语法形态来标记信息来源的语言而言，传信范畴已经是语法范畴。这些传信标记的来源可能是其他相关语言范畴，因此即便已经语法化，也可能有些还会有其他范畴的意义外延。而对于没有专门的语法标记来指明信息来源的语言而言，比如英语和汉语，传信策略就尤为重要，这些传信策略是借用词汇手段、其他语法范畴（情态、语气等）来表达信息来源这一意义，所以这些非传信范畴具有了传信的意义。这是以往研究不够重视的，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研究。
传信范畴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涉及对语言各个层面范畴的认识。一般来说，语义范畴具有普遍性，但它一定在某些语言中是语法范畴，但不一定在所有语言中都是语法范畴。在上面的综述中，有很多研究是从语义范畴出发，讨论各个语言中这些范畴的表现形式是语法化了还是没有语法化。
一种语言中，无论哪一层面的范畴，都是一般性的，是完成整个语言行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些范畴所有的语言都有，有些只是某些语言具有，同时这些范畴以什么样的形式表达出来，也有不同。由于语言范畴总体上都涉及意义的表达，不同语言层面之间的范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所以，传信范畴和多层面的语言范畴互动研究也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就目前传信范畴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研究比较偏重“从外到内”，即从结构形式到意义内容的研究，而对“从内到外”，即由意义内容到结构形式的研究还不够，而“从内到外”对研究像英语和汉语这样没有语法化的传信范畴的语言尤为重要。正如徐通锵（2008∶298-299）所言：“‘从内到外’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语义范畴的确定，看每一个范畴有些什么样的表达方法。要从结构与表达的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中研究语义型语言的动态性运转状态，宜以‘从内到外’的研究途径为基础，再补之以‘从外到内’的方法，形成‘内’与‘外’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另外，国外传信范畴的研究可以说是发端于人类学和类型学的研究。学者们调查的人类语言是有一定规模，但是在研究中对不同类型语言的传信系统的比较研究还不够。对比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不同语言之间传信系统的异同，从而揭示出人类语言在传信范畴方面表现的共性和差异。另一个问题是，国外类型学范式下研究传信范畴的成果，其重要特点在于描写很细致，但是解释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在传信范畴所表现的人类语言共性和差异的问题上，学者们似乎更注重不同语言的自身特点，而对语言共性特点的提炼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