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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传信范畴研究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历程，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附属到独立地将该范畴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进行研究。下面，我们从历时角度梳理传信范畴研究的发展历程——萌芽期、形成期、确立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分别介绍、评述每个时期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和研究成果，并总结出每个时期的特点。
语言学传信范畴研究的萌芽期可以追溯到16世纪60年代。Santo Tomás（1560）在描写南美洲印第安Quechua语语法时，发现了表达传信范畴的语法形态标记。但是，Santo Tomás仅仅把它们看成是没有意义的修饰性成分，认为“它们自身不表示任何意义，但是能够修饰或者帮助它们所依附的名词或动词表达意义”
。另一部关于Quechua语语法的著作Anónimo（1586）也将传信范畴形态标记视为修饰性成分。遗憾的是，这些较早描写Quechua语语法的著作在发现了特殊语法形式的时候并没能揭示出它们所对应的语法意义。
后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学家对Quechua语传信范畴的研究仍然没有真正开始。Middendorf（1890）在详细描写Cuzco Quechua语语法时认为，该语言中表示信息是直接获取的形态标记仅仅是表达确定语气的助词（affirmative particle）。同样，Ráez（1917）在描写 Wanka Quechua语时，将表示直接获取信息的词缀看作是表达直陈式现在时的系动词的替换成分。直到后来，秘鲁语言学家Weber（1986）才清晰地揭示出了秘鲁中部Quechua语传信范畴系统的三套语法形态标记：-mi;-shi;-chi。它们分别表达信息获取的三种不同方式：直接获取（direct）、间接获取（indirect）和推测获取（conjecture）。例如
：
（1）Wañu-nqa-paq-mi（a）/shi（b）/chi（c）
die-3FUT-FUT-EVID
It will die.（它将要死。）
（引自Weber 1986∶138）
a.-mi：表示信息来自说话人的亲身体验（direct experience），意思为“我确定它将要死”。
b.-shi: 表示信息是通过他人告知获得的（hearsay/reported），意思为“我听说它将要死”。
c.-chi: 表示信息是说话人猜测推断所得（inference/conjecture），意思为“它可能要死”。
17世纪初期，语言学家在描写另一种南美洲印第安语——Aymara语时也发现了该语言中有表达信息来源的语法形态标记。Bertonio（1603）将它们看作修饰助词（ornate particle），因为他认为去掉这些形态标记句子依旧完好。Torres Rubio（1616）也将传信标记视为具有修饰句子的作用而没有其他功能的助词。这种观点持续了很久，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Ross Ellen（1963）和Ebbing Enrique（1965）都仍将Aymara语的传信标记看作是表示修饰和强调的词缀，但并未具体说明修饰和强调的是什么。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语言早期传信范畴的研究都和这些南美印第安语一样。据Dankoff（1982）和Friedman（2003）研究发现，早在11世纪的土耳其语语法著作中就有区分“亲眼所见/非亲眼所见（witnessed/unwit-nessed）”这组表达信息获取方式意义的传信标记
。
从上述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传信范畴在20世纪以前还没有真正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16世纪语言学家在描写南美印第安语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表示信息来源的语法形态，但是并没有很清晰地揭示出这些形态标记所表达的语法意义，这一现象甚至持续到20世纪中期。现在看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当时的语言学家忽视了这一重要的语言范畴，更不能说这些语言学家和著作对今天的传信范畴研究没有贡献。其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Middendorf（1890）和Ráez（1917）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传信范畴的研究已经开始萌芽了，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已经把传信范畴和语气、情态、时态这些重要的语言范畴联系了起来。这预示着语言学的传信范畴研究将会和语气、情态、时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下文我们将会谈到。
任何语言范畴都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类。语言范畴在语言运用中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意义。当这些意义范畴形式化之后，它们的语法意义成为表达的重要内容。因此，当我们说某一语言范畴研究的形成时，是指研究者对该语言范畴的形式和意义两方面都能予以重视。上文指出，20世纪之前，尤其是16世纪，语言学家在描写南美印第安语时，只发现了表示信息来源的语法形态，但是并没有揭示出这些形态标记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所以，在那一时期，语言学家关于传信范畴的研究并未形成。
传信范畴研究的形成应该是在20世纪初期。1911年，著名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Franz Boas在他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H andbook of A merican Indian Languages）引言中，用“The m an is sick.（那个人生病了。）”这一例子来说明Kwakiutl语在传递这一信息的时候，还需要通过增加动词的情态（adding modalities of the verb）来传达这一信息的来源。比如，当说话人在没有看见那个病人而需要表达这一信息的时候，需要说明他是如何知晓这一信息的：是听说的？有证据推断的？还是梦见的？这里，Boas已经明确地归纳出了三种传信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关于Kwakiutl语的研究中，Boas（1911b;1938;1942;1947）不仅归纳出了Kwa-kiutl语中的四个传信范畴形态标记，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这些语法形态标记所表达的指示信息来源的语法意义。他说道：“这些形态标记所表达的主观性关联是属于对信息主观认识的来源的表达——比如是听说的，还是梦见的。”
（Boas 1911b:443）。Boas在1947年的《Kwaki-utl语语法》（K w akiutl Gra m m ar）中更是明确说明：“（K w a kiutl语中的）这一小组形态标记用来表达信息的来源和认识的确定性。”
（Boas 1947∶206）。更值得一提的是，Boas（1938）认为，表达信息来源这一意义的形态标记在一些语言中是强制性的范畴（obligatory category），此时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传信”这一语言范畴具有普遍意义。
Boas上述研究使得传信范畴成为美洲印第安语语法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学生Edward Sapir和Sapir的学生在20世纪初期、中期对美洲印第安语传信范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Sapir（1922）已经意识到，语言学中的传信范畴表达的是说话者认识的来源和性质（the source or nature of the speaker's knowledge），并提出了真实经历、听说和推测等获取信息的方式。此时，Sapir还未将传信范畴视为独立的语言范畴，他在1922年描写Takelma语语法时，将表示推断性的形态标记归为该语言六类时态-语气（tense-mode）
范畴中的一类。
Sapir的学生Swadesh（1939）在研究Nootka语时，将引语标记（quo-tative）和推断性标记（inferential marker）看作是与预测语气（mode of predication）和关系语气（mode of relation）相对的证据语气（mode of evi-dence）。最终，Swadesh把传信标记纳入语气范畴屈折变化的大框架之中。
Lee（1938;1944;1950）在对Wintu语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该语言中五类表达信息来源的语法形态标记和情态范畴不同，并开始意识到传信范畴在该语言中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同时，她还发现与Wintu语邻近的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也有相同的传信标记，认为这可能是借用的结果。
Sapir的另一位学生Harry Hoijer在调查一些印第安语言时，发现有些语言具有和其他熟悉的语言不同的形态标记。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这些形态标记就是传信标记，但是对于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他这样写道：“在一些语言中，对陈述内容的知晓方法可以分为来自说话者的经历、来自听说或者来自文化传统。”
（Hoijer 1954∶10）
通过上述评介我们可以发现，在传信范畴研究的形成期，学者们对该范畴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各种语言的传信范畴研究都对其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另一个特点是：人们在研究传信范畴时逐渐觉察到，在有些语言中它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而不是从属或依附于其他的语言范畴，像情态、语气等。从Sapir及其学生们的研究与Lee的研究的区别中可以看出，语言学传信范畴的研究正在逐步确立。
传信范畴研究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传信语（evidential）”这个术语正式登上语言学研究的殿堂。根据Aikhenvald（2004），语言学的“传信语（evidential）”和日常生活中或者法律领域中用到的“证据（eviden-tial/evidence）”是不一样的
。虽然早在Boas（1947）的研究中就已经使用了“evidential”这个词语，但那时它的意思是“证据；在可察迹象上的推断（evidence; inferred on the basis of visible trace）”，这与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传信”术语是有距离的。
基于上述认识，真正标志着传信范畴在语言学研究中确立的学者和代表作是Jakobson的《变换词、动词范畴和俄语动词》（Shifters，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1957）一文。在该文中作者明确地说道：“传信标记是为动词范畴贴的标签，该标记主要考虑了三类事件——所述事件（the narrated event，E
n
）、言语事件（the speech event，E
s
）和所述言语事件（the narrated speech event，E
ns
），用于说明叙述事件的信息来源。”
Jakobson在该文中除了给语言学的“传信”定性外，还列出了四类表示信息不同来源的传信标记：（1）他人报道的引证性传信标记（quotative/hearsay evidence）；（2）来自某人自己梦境的启示性传信标记（revelative evidence）；（3）来自猜测的假定性传信标记（presumptive evidence）；（4）来自某人先前经历的记忆性传信标记（memory evidence）。
自从Jakobson（1957）明确地为语言学的“传信”定性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些语言学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传信”这一术语展开对传信范畴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Sapir的另一位学生Mary R.Haas在美国伯克利（Berkeley）教授语言学课程时，就对传信范畴有过研究和讲授。另外，Sherzer（1968;1976）在描写美洲印第安语的语言范畴时，专门为动词设立了一个表示信息来源的范畴。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Weinreich（1963）在探讨语言的语义结构时，将传信范畴视为语用范畴，把它设立在“语用算子（pragmatic operator）”之下。虽然作者认为这类范畴与语气范畴有对应关系，但他指出了其中一些能够指明话主对句子所表达信息的不确定或者否认他对所言信息可靠性的责任。
上述这些语言学家关于传信范畴的研究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的。他们的研究不仅都明确地使用了“传信”这一术语，并且还明确地给予了传信范畴研究独立的语言学地位，不再像以往的传信范畴研究那样，多是从属于其他语言范畴研究的。关于这一点本章2.3节还会详细论述。
一般来说，语言学某一领域研究的发展情况可以从研究队伍、研究规模、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多方面来考量。本章2.4小节会对语言学传信范畴的多视角研究情况作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们以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交流为例，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举办的几次重要的专题研讨会。这些学术交流大力推动了语言学传信范畴研究的发展。
1981年春天，Wallace Chafe和Johanna Nichols两位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组织了一大批学者，召开了关于语言传信范畴的专题研讨会。在会上，学者们对比分析了近20种不同语言，尤其是美洲语言的传信范畴，同时就该范畴研究所表现出来的普通语言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会议的论文于1986年结集出版，题为《传信范畴：认识的语言编码》（Evidentiality :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这次会议和这部论文集是语言学家们第一次以传信范畴为题进行学术交流的成果，因此被大家喻为语言学传信范畴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1998年在法国Reims召开的第六次国际语用学研讨会，就语言学的传信范畴研究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语用学期刊》（Journal of Prag-m atics）2001年的第33卷第3期专刊选登了这两次专题讨论中的7篇文章。这7篇研究性的专刊论文从不同角度，从多学科（涉及类型学、语法化、认知语言学、句法学和语用学等）研究范式出发，对语言学传信范畴研究的历史、语义表现、在不同语言中表现出来的类型学差异和共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另外，专刊还收录了该专题编辑Patrick Dendale和Liliane Tasmowski两位教授的开篇引言，主要介绍了传信范畴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一些问题，并对7篇会议论文作了简要介绍。
上述两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点：虽然探讨的问题都是关于传信范畴的，但是对该范畴并未给予狭窄的框定。不同研究者或许会将“传信”的讨论控制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对于它的理解和界定会有差异。两次会议的组织者和专集、专刊的编者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认为通过宽泛地采用多角度、多范式的研究取向，可以帮助大家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传信范畴。这种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为之后传信范畴的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1997年4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瑞典语研究所（the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召开了“土耳其语、伊朗语和相邻语言的传信范畴类型（Types of Evidentiality in Turkic，Iranian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涉及土耳其语、伊朗语以及和它们有接触关系的语言，主要讨论这些语言动词系统中表现出来的传信范畴，并且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相关语言在传信范畴上的各种表现。同时，与会者也很注重讨论语言的接触问题。该会议的论文于2000年由Lars Jo-hanson和Bo Utas两位教授担任主编结集出版，题为《传信语：土耳其语、伊朗语和相邻语言》（Evidentials : Turkic，Iranian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另一次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探讨传信范畴的会议于2001年8月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召开。这次会议对近13种语言的传信范畴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关涉到的研究议题多样化，包括传信系统、传信系统的标记理论、传信范畴的编码、传信范畴的语义和功能、传信范畴和相关范畴、传信策略、传信语的来源和语法化以及传信语和文化研究8个话题。这些与会学者都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掌握的语料可靠。他们为传信范畴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次会议的论文集由Alexandra Y.Aikhenvald 和R.M.W.Dixon主编，于2003年出版，题为《传信范畴研究》（Stu dies in E videntiality）。
这后两次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探讨传信范畴的会议，通过跨语言的比较，为语言学传信范畴领域所体现的语言共性的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资源。当然，上述4次会议的回顾并不能全面反映传信范畴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还表现在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跨学科研究的综合化、多语言研究的推广化等诸多方面，下文将会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