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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蒙诺夫在哈勒欣曾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尽管他对未来同德国法西斯必有一战已有预感和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进攻，战争的突然爆发，仍旧在他的心灵中造成极大的震撼。多年后，西蒙诺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曾这样说：
“我对哈勒欣战斗的最初印象同1941年战争在我心灵中所产生的一切是远不能相比的。那只是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这场灾难，我的确是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它是个悲剧……这种感觉，在哈勒欣那边，我完全没有。那时候我感到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涉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威信、我们的自豪感的一场战争。这种观念在那里经受了检验，但是即使在经受这种检验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涉及最大的悲剧问题：祖国的命运，亲人、亲朋好友的命运，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土地的命运——这一切都没有涉及。那时对战争的感觉是浪漫主义的，而不是悲剧性的。”
也就是说，在西蒙诺夫的思想里，哈勒欣那场“小战争”只不过是一次危险而光荣的出差任务而已，而1941年夏天爆发的保卫祖国的战争才是一场大战，是对所有人的一次严峻的、巨大的考验。西蒙诺夫的这种感觉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在哈勒欣，他是以诗人的身份去完成报道苏军将士英雄事迹的任务的，他那时写的诗大多是以歌颂、赞扬苏军将士的英雄事迹为内容的。虽然也蕴含着诗人的激情，但可以感觉到是理智多于感情的，最为突出的是他那首最有代表性的《坦克》。在这首诗里，仿佛他仍在和斯塔夫斯基进行关于建造烈士纪念碑的争论，他以铿锵的诗句和具体的形象在论证他的主张的正确与合理，虽然诗句中也洋溢着诗人的激情，但是给读者的印象是在理智的摆事实，讲道理。然而在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西蒙诺夫的诗作给人的感受却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诗句的含义散发着诗人浓郁的内心情感，他把人们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事物都和伟大的祖国联系起来，升腾起庄严的爱国主义的激情。他在诗中告诉人们：
当最后一颗手榴弹
你握在手中的时刻，
一瞬间你想起了
我们身后留下的一切。
你想起的不是那个
你走遍和熟悉的泱泱大国，
你心中怀念的祖国，
是你自幼就看到的模样。
是那依傍三棵白桦的一片乡土，
是那绕过树林的漫漫长路，
是那清清的溪流，喧嚷的渡口，
是那细沙的河岸和丛丛的矮柳。
这就是我们有幸降生的地方，
是我们一生一世牢牢铭记，
那引以为豪的一方土地，
她就是整个祖国大地的标志。
西蒙诺夫这首诗题名《祖国》，让人读了无不动容，诗中激荡着的是一股温暖的乡情、一股绵绵的亲情，它涌动在内心的深处，让人热泪浮上眼眶。不用讲什么道理，当你拿起最后一颗手榴弹时，为了保卫自己心中的这一方土地，你会义无反顾，奋不顾身，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为保卫心中这珍贵的一切，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值了。
西蒙诺夫，作为《红星报》的战地记者，他的主要任务是报道前线的战况、前线人物的特写，编辑部并没有给他下达写诗的任务，但是作为一个感情敏锐、激情洋溢的诗人，经受了如此深刻的精神和心灵的震撼，面对祖国危亡，亲人离散，这现实的一切，怎么可能抑制住诗歌创作的冲动？事实也正是如此，西蒙诺夫在优秀地完成报社编辑部交给的任务之余，也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
有一次，西蒙诺夫从前线出差回到莫斯科《红星报》编辑部，他交上了从前线带来的通讯报道和特写，同时还拿出了两首诗，一首是《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另一首就是传遍苏联前线和后方的《等着我吧》。《阿廖沙，你可记得那斯摩棱斯克的道路……》是题献给诗人苏尔科夫的。诗中写道：
阿廖沙，你一定记得那斯摩棱斯克的道路，
那连绵不断的恼人的大雨，
那给我们送水的疲惫的女人，
那为避雨淋而怀抱水罐的拳拳热忱。
她们悄悄地擦抹眼泪，
随后又轻声祝告：上帝保佑你们！
她们重新又自称战士，
就像在远古伟大的俄罗斯。
走过的里程大多用眼泪丈量，
爬上山坡才隐去那期盼的目光！
村庄，村庄，那连着墓地的村庄，
就像整个俄罗斯都聚集在这里一样。
仿佛每个村庄的村口，
都有先祖来自四面八方，
用双手的十字护卫着生者，
为不信神的子孙祷告上苍。
你一定知道，祖国毕竟不是
我住得舒适的城里那座大楼，
而是祖先走出的这些乡村土路，
和他们那立着普通十字架的俄罗斯坟墓。
不知你如何，而我是被战争
第一次带到这乡村的土路，
那一路的忧愁笼罩着村村落落，
还有寡妇的眼泪和女人的悲歌。
阿廖沙，你一定记得，波里索沃那栋农舍，
那少女死命地呼叫，
满头白发的老妈穿着丝绒外套，
还有那一身白衣的老爷爷，像要参加葬礼。
我们说什么话才能安慰他们？
而老妈妈却理解我们，你一定记得，
她说：亲人们，不管走多久，
我们等着你们！
牧场在对我们说：“我们等着你们！”
森林也在说：“我们等着你们！”
阿廖沙，你记得，整夜整夜的
我身后仿佛都有他们的声音。
按照俄罗斯的习俗，只有漫天大火
在后面烧遍俄罗斯大地，
战友们才会撕破胸前的衬衫，
在我们的眼前死去。
子弹暂时绕过了我和你，
但我坚信，生命虽已走尽，
为这最可爱的、苦难的降生之地，
我依然豪情满怀。
我骄傲有幸死在祖国大地，
俄罗斯母亲把我生在人世，
俄罗斯女人送我上战场，
俄罗斯式地拥抱我三次。
诗人在斯摩棱斯克的道路上看到的情景，那冒着大雨站在路边“提壶携浆”送行的女人，那寡妇的眼泪和少女的悲歌，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那句催人泪下的“我们等待你们”的话语，在西蒙诺夫心中掀起了无穷的波浪和难以抑制的痛苦，祖国危亡，妇孺无依，民族的生存，祖宗的遗骨，这一切都和我们血肉相连，都激起人们撕心裂肺的痛苦！诗人目睹这一切，亲身感受到这一切，心中激起了誓死保卫祖国的豪情。这首诗让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国破山河在”时人们受欺凌的悲情，更为重要的是它唤起人们誓死保卫所出生的乡土、赖以生存的大地的热情。
后来，当苏军开始反攻解放了斯摩棱斯克以后，西蒙诺夫重访斯摩棱斯克地区，写过一篇特写《在斯摩棱斯克原先的道路上》，在这篇特写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话：
“斯摩棱斯克地区，它的道路，它那些白桦树，低矮的山坡上那些树丛——它们触动人的心灵的话语太多了！我虽然诞生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但恰恰是这些地方让我感到就同故乡一样，让我觉得这是我们祖国大地上最可爱的地方。这大概是因为战争爆发时我正好是在这里，在这些道路上，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遭遇到人生最大的伤痛——丧失祖国土地的伤痛……在这里，我回首望去，我看到了丰收在望的田野，但是我知道，我们已经不可能去收割了。在这里，我停下汽车，到井边去喝水，我不敢正视那些农村妇女的眼睛，因为她们的眼神似乎在默默而又哀伤地询问：‘你们真的要走吗？’而除了一个痛苦的‘是的’，我无法回答她们。”
这首诗就是诗人经过痛苦的思索，可以说是用眼泪和心血组成的诗句，对那些乡亲，对祖国大地的回答。《红星报》的主编奥滕贝格一眼就看出这首诗的价值和意义，他非常喜欢，当即决定可以在报刊发表，但是对另一首却颇为踌躇，似乎觉得《等着我吧》是一首纯粹写爱情的诗，在《红星报》上发表未必合适。按照奥滕贝格的说法，“离别已经够痛苦了，何必再去触动战士们的心呢！”
于是就把诗稿还给西蒙诺夫了。西蒙诺夫没有同主编争论，他当时也很犹豫，发表这样一首诗是否合适。
后来《等着我吧》也终于发表，但是发表的过程颇有戏剧性。西蒙诺夫研究家、朋友、熟人，对这首诗的发表经过都有记述，他们的记述大同小异，但是西蒙诺夫自己在日记中的记述是最可信和详尽的。
“那时候，我们《红星报》和《真理报》《共青团报》都在同一栋大楼里。从费奥多西亚出差回来之后，我从打字室出来，半路上在编辑部走廊里遇上了《真理报》主编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帕斯彼洛夫。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喝杯茶。我想，他是要问我一些去费奥多西亚采访的情况。他平常就习惯把人叫到办公室去，喝杯茶，问问到什么地方去了，都看到什么了。但是这一次和我的预料相反，没有谈外出采访，而是谈诗歌。帕斯彼洛夫先是抱怨说，最近以来《真理报》上刊登的诗歌少了点，随后就问我有没有适合的东西。起初我回答说没有。
“‘可是同志们告诉我，你好像不久前还朗诵了些什么。’
“‘说来也有点，’我说，‘不过这些诗未必能适合报纸上用，最起码对《真理报》就不合适。’
“‘为什么对《真理报》不合适呢？也许对《真理报》正好合适呢。’
“于是，我在稍稍犹豫之后，就把《红星报》没要的《等着我吧》给帕斯彼洛夫朗读了一遍。”
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
但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待着吧，当那凄凉的秋雨，
勾起你心头的愁绪，
等待着吧，当那纷扬的雪花漫天飞舞，
等待着吧，当那暑热难御，
等待着吧，当大家都把昨日遗忘，
不再等待别人返乡。
等待着吧，当从遥遥的远方，
再没有音信回响，
等待着吧，当那些一齐等待的人
都已厌倦了期待的愁肠。
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
不要向劝你忘却的人祝愿，
不管他们的絮叨如背书一般，
说什么已到忘却的时间。
即使儿子和母亲都已相信
我已不在人间，
即使朋友也疲于等待，
围坐火堆旁，
痛饮一杯苦酒，
把我的亡灵祭奠……
等待着吧，不要急忙
跟着他们拿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
要教所有死神都遭到失败。
就让那些不等待我的人
说我“走运”吧，
他们没有等待，也不会明白，
是你在纷飞的战火中
以你那坚毅的期待
把我拯救出来。
只有你和我两人知道，
我是怎样活了过来。
只是因为你比任何人，
都善于等待。
“我刚一读完，帕斯彼洛夫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两手深深地插进蓝色短棉袄的口袋里，在他的寒冷的办公室里快步地来回走了起来。
“‘怎么？我看是首好诗，’他说，‘让我们在《真理报》上发表吧。为什么不行呢？不过你那里有一行‘黄色的雨’（中文译作：凄凉的秋雨）……来，‘把这行诗再读一遍。’
“我又读了一遍：
“‘等待着，当黄色的雨勾起心头的忧愁的时候……’
“‘为什么是黄色的？’帕斯彼洛夫问。
“为什么是黄色的，我很难从逻辑上给他解释。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黄色的，也许我是想用这个词来表达我的忧愁吧。’“帕斯彼洛夫又来来回回地在办公室里走了几趟，便给雅洛斯拉夫斯基打了个电话。
“‘叶梅里扬·米哈伊洛维奇，请你到我这里来一趟……’
“几分钟后，留着灰白的小胡子，冻得披着短皮袄的叶梅里扬·米哈伊洛维奇·雅洛斯拉夫斯基走进了主编办公室。
“‘请你把这首诗再给叶梅里扬·米哈伊洛维奇读一遍。’帕斯彼洛夫说。
“我把《等着我吧》又朗读了一遍，这次是他们两个人听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听完了诗，说：
“‘我看，很好。’
“‘叶梅里扬·米哈伊洛维奇，这黄色的雨您觉得怎么样……为什么雨是黄色的？’帕斯彼洛夫问道。
“‘很简单，’雅罗斯拉夫斯基说。‘难道您没有发现雨的颜色往往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土地是黄的，那么雨也会是黄的……’
“他本人是个业余画家，所以他给我的‘黄色的雨’找到了一个更合逻辑的依据，因而，对于帕斯彼洛夫来说，他的说法比我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然后，他们两人又叫我把这首诗再读一遍。我读完这第三遍之后，帕斯彼洛夫说：‘我们要发表它。’这样我就把诗稿给他们留下了。
“过了几天，我从还没攻下的莫扎伊斯克近郊回来后，看到我的《等着我吧》刊登在《真理报》第三版上。”
1942年1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等着我吧》，这首诗立即传遍了前方和后方，受到军人读者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欢迎。《红星报》的编辑们悔之莫及。
苏联时期，有的西蒙诺夫的研究者曾考证，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这首诗是纯粹为心爱的人，为瓦莲金娜·谢洛娃写的一封诗体的书信，是献给她的一首诗，诗里写的全是个人的感情，都是对着她、对着自己的爱人的。西蒙诺夫自己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承认：他写的一些抒情诗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后来的情况使他改变了看法。“……但是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来到遥远的北方，暴风雪和恶劣天气有时候迫使人不得不整天整夜地躲在地窖里或大雪拥堵的木屋中，在这样的时刻，为了打发时间，我给人们朗诵诗歌，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人，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在煤油灯下或打着手电筒几十次地把《等着我吧》这首诗抄在一小片纸上。……正是人们抄写这首诗的事实，说明它触到了人们的心灵。这使我在半年后决定在报刊上发表它。”
诗人的创作，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来自心灵的冲动。激发诗人写诗的最初动机也许是要表达对爱人的思念和别离之情，表达对胜利的信心和团聚的希望。但同时也是对那些沦陷在法西斯占领的那些地方的同胞的一个回答。当西蒙诺夫在斯摩棱斯克的道路上撤退的时候，那些冒着大雨在路旁提壶携浆送行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那期盼的目光和“我们等着你们”的那坚定的话语，那寡妇的眼泪和少女的呼喊，都激起诗人撕心裂肺的痛苦。在痛定之后，诗人这句“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的”，既是对亲爱的人的许诺，也是对那些失去家园的同胞们的回答。这掷地有声的坚定话语，既是诗人发自内心的誓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祖国的坚定的信念和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必胜信心。这首诗中那流畅的诗句、简明直白的内涵，痛快淋漓地表达出前方和后方人们的心声和期盼。那沦陷在法西斯铁蹄下的人们日日夜夜的期盼就是亲人归来，驱逐德寇，重获自由；那前方的战士和后方的亲人都期望着胜利之日的团聚和欢欣。遍布全国各地的人们，心中的千言万语，都在这“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句话中表达了。因此这首诗一发表，就受到全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喜爱。人们把这首诗从报纸上剪下来，从前方寄到后方，从后方寄到前方，用铅笔抄在笔记本上，珍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苏联诗人苏尔科夫后来回忆，在战争初年，在前线碰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拿着刊登《等着我吧》这首诗的《真理报》的。这首诗的作者西蒙诺夫一夜之间成了全苏联家喻户晓的诗人，成为人人喜爱的作家。西蒙诺夫曾经收到一位战士的来信，这位年轻的士兵在信中说：
“您是否完全了解，您的《等着我吧》一诗对于我们这些卫国战争中年轻的‘小兵’来说是什么吗？我们不信上帝，不知道祈祷词，也不会祈祷，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需要向某个人倾诉：‘保佑我们不要牺牲吧。’于是您的《等着我吧》出现了。这首诗从后方寄到前线，从前线寄到后方。它让那些相信有人在等着他的人和那些正在等待亲人的人充满了希望。每天我都不知多少次地去看看邮箱，像祈祷似的轻声细语：‘等着我吧，我要战胜一切死亡，我会回来的……’并且，我还要加上一句：‘是的，亲爱的，我要等下去，我能够等下去的。’”
西蒙诺夫作为《红星报》的战地记者，首要的任务当然是为报纸写通讯报道，但是战争的现实，不可能不触动诗人的创作激情，西蒙诺夫在采访的间隙写了不少抒情诗，他把这些诗作编成一本诗集，题名叫《聚散情思》。他把这本诗集拿到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联系出版。出版社看了诗集中这些诗作都是抒情诗，不敢冒险印行。经过一番争论，出版社同意出版，但要删去许多篇诗作。西蒙诺夫不同意，没有达成协议。西蒙诺夫说他马上要到前线出差，请出版社考虑考虑，他出差回来再谈。
这期间法捷耶夫给《红星报》打电话，说谢尔巴科夫要见西蒙诺夫。那时候谢尔巴科夫是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同时又是情报局的领导人。西蒙诺夫问什么事，法捷耶夫没有回答，只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西蒙诺夫后来在日记中详细地记下了这次关乎他的诗集能否出版的会见。
“我打了电话，对方给我接通了谢尔巴科夫。谢尔巴科夫问我，能不能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半小时后，我来到卡列特内路莫斯科市委他的办公室。
“如同这次召见一样，谈话也同样出人意料。前不久我把一本诗集交给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诗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二十五首诗，就是后来收入诗集《聚散情思》的那二十五首诗，第二部分是我写前线的几首长诗和其他一些军旅诗歌。大约在谢尔巴科夫召见之前一个礼拜的样子，我同出版社谈了一次，这次谈话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达成一致。我收入诗集第一部分的诗作，大部分是抒情诗，不是十五首，就是十七首，主编，更确切地说是出版社不敢冒险印行……
“我来到谢尔巴科夫的办公室，同他寒暄之后，惊奇地看到，我交给出版社的诗稿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只有出版社的那份诗稿才能转到他这里，第二份手稿还留在我家里，没有其他手稿。我看到了我的诗稿，谢尔巴科夫也注意到，我看见诗稿了，但是他并没有说诗稿的事，而是问我什么时候到前线去。我回答说打算后天走。
“‘到哪里去？’他问。
“我说到卡累利阿方面军，摩尔曼斯克战线。
“‘干什么去？’他的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给他解释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因为我准备给《红星报》写几篇报道。
“‘可您已经去过北方了，而且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谢尔巴科夫说。
“我回答说，去是去过，但是我想再去一次，在主要战线平静无事的时候，到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从那里发出的材料，报纸可能更感兴趣。
“‘正因为平静无事，’谢尔巴科夫说，‘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在莫斯科，坐在家里干点事。非您去不行吗？谁赶您去的？’
“我当即肯定地回答，是我自己要去的，都已做好准备了。
“‘您看着办吧，’谢尔巴科夫说，他又重复了一遍：‘您看着办吧。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诗。您交给了出版社一本书稿？’
“我承认是交了一本书稿。
“‘我们从那里要过来，看了看，’他这个‘我们’说得含含糊糊，因而不能理解为他指的是自己，但又不愿说是‘我要来的’，或者是他指的不单是自己，还有别人。因此当时我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了一下，’谢尔巴科夫说，‘您同出版社有什么可争执的？吵什么架？’“我说，根本没有吵架，只不过是我和出版社没有谈妥，等我从前线回来再谈。
“‘没谈妥是什么意思？什么没谈妥？’谢尔巴科夫问。
“我给他解释说，诗集第一部分的二十五首诗中，出版社只要七到八首。可我认为，所有的诗，除一首之外，都可以出版。
“‘他们反对的都是些什么诗呢？’谢尔巴科夫问道，他让我坐到办公桌旁，和他并排坐着。‘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诗。’
“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诗集手稿，上面有编辑写的全部意见和我熟知的在页边做的各种记号。
“我们翻阅诗稿。一首接着一首地翻阅，在编辑部提出反对意见的每一首诗前都停下来。对这些诗中的每一首诗，谢尔巴科夫每次都说，他认为可以出版。
“‘就是这些？’我们翻到最后一页时，谢尔巴科夫问道。
“‘就是这些。’
“‘我们来和出版社谈谈，’谢尔巴科夫说，‘我想，他们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这些诗都可以出版。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了……等一等，您刚才说有一首诗您同意他们的意见了。这首诗在哪里？咱们来看一看？’
“我说，不行，我们看不到了，因为我同意出版社的意见之后，就从手稿中删掉了。
“‘也许没有必要删掉呢？’谢尔巴科夫问。
“‘我不知道，也许没必要，’我说，‘不过，我觉得，主编的意见也有道理。他说这首诗别人的理解也许和我写的不一样。’
“‘您是怎么写的呢？’
“我说，我觉得这首诗根本不是颂扬轻浮的爱情，诗中写的不过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不过在写到这一点时，有一点对真正爱情的期盼。
“‘也许别的人在这首诗中读到的也正是您在这首诗中所注入的内涵呢？’谢尔巴科夫说道：‘请读一下，可以吗？’
“我给他背诵了《瞬间记住的名字……》这首诗。
“他让我再背一遍，我就又背了一遍。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您知道，在我看来，这些诗中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话。比如，我理解的作者的原意，恰恰就是您对我说的那个意思。也许别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您所理解的，和我所理解的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两个已经是一致的了。’他笑了笑。‘把这首诗也放进来吧。让他们把它也印上。’
“谈话有这样的转折，让我又惊又喜，我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
“‘现在，’谢尔巴科夫合上诗稿说道。‘我想同您谈这样一件事。有一种感觉，您在前线上过于冒险。如果说得严重点，您是在自己找死。怎么样？是不是事实？’
“他关注地、探索式地看着我。
“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我并没有自己去找死，这不是事实。但是冒险的事，特别是在1941年，发生过不止一次。有几次的采访出差就是这么个情况。谢尔巴科夫的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让我感到受宠若惊：看来，我在前线的表现他都知道。总的说来，我不是胆小鬼，也遭遇过几次困难境地。但是他的问题同时也让我大吃一惊，他是从哪里知道的？他都知道些什么？主要的是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我回答他说，并不是这样，我并不是自己找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以后也不会这样做。我说，我没有任何原因要这样做。
“‘没有任何原因？’谢尔巴科夫固执地又问了一次。
“于是，我首先想到，他了解我的私生活的某些情况。
“‘没有任何原因，’我回答。
“这是实话，因为无论在哪里发生过什么情况，我确实没打算自己去找死。
“‘可是这里，您的诗里有一个诗节把我吓了一跳，’谢尔巴科夫拿起诗稿，翻了几页，找到一首诗便大声读出来了：
即便我命中遭遇不幸，
但是无论谁来评判我们，
我都是自己对自己，
做出生命的判决。
“无论是那时候，还是现在，我都没有觉得这个诗节里会有让人想到自取灭亡的含义。显而易见，正是‘即便我命中遭遇不幸’和‘生命的判决’这样的诗句让人产生了这种虚假的印象，所以，谢尔巴科夫读了这个诗节之后，又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我。
“‘这几行诗怎么理解？’
“我回答说，我很难解释这些诗句，但是我并不想死，相反，我非常渴望活到战争结束。
“‘那好吧，’谢尔巴科夫说，‘这就是说，诗的问题，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
“‘您到前线去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冒险。您必须答应这一点。您应当保重自己。至少，不要做傻事。’”
西蒙诺夫的诗歌感情真挚，诗句明快、流畅，朗朗上口，他的抒情诗中几乎看不出什么艺术手法的运用，全是诗人发自肺腑的真挚的感情，让读者从身边的事、心中的情，从普通人的切身体验，唤起人们心灵的共鸣。村外路边的三棵白桦，清澈的溪流，喧嚷的渡口，雨中送行的女人，白发苍苍的老人，世世代代祖宗的坟墓，这些人人皆有的情，世间常有的事和物，在西蒙诺夫笔下，都是那么亲切，那么激起人的感情。在战争年代，这些身边的事物、日常生活的情景最容易引起人们对祖国的联想，使人们在暗夜中看到光明，在困难中增加力量。在抗美援朝中，在最困难的时刻，一曲《我的祖国》仿佛使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们看到祖国的一条大河，闻到稻谷的芳香，顿时增加了抗击敌人的信心和力量。这样的抒情艺术的手法和西蒙诺夫的抒情艺术是非常一致的。高明的艺术家总是能够从现实生活中、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感人的艺术手法，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西蒙诺夫的诗给愁苦的亲人带来慰藉，给期待的人们增强信心，使前方将士受到鼓舞，增添其信心和力量。在那艰苦的年代，西蒙诺夫的诗篇给苏联的男女老幼，带来的是温暖，是希望，是信心，是力量。有位苏联文学评论家说：“一首《等着我吧》使西蒙诺夫立即成为文学上最为响亮的名字。在苏联的诗歌史上未必会找到第二篇作品能够得到这样群众性的反响。”
关于西蒙诺夫的诗歌在群众中的反响，西蒙诺夫在战时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
西蒙诺夫到中亚某地出差，在卧铺车厢里和一位空军少校同住一个包厢。这位少校飞行员认出了他，于是就对西蒙诺夫表现得关怀备至，非常殷勤。当时西蒙诺夫的军衔是高级营政委。入夜，西蒙诺夫躺在卧铺上看书，发现这位空军少校在铺位上辗转反侧，没有入睡，后来索性转过身来，对西蒙诺夫说，高级营政委同志，我认出您来了，《等着我吧》这首诗是您写的吧？听到西蒙诺夫肯定的回答后，他对西蒙诺夫说，他请求西蒙诺夫给他的妻子写一封信。西蒙诺夫不知所措。空军少校说，他的妻子在后方“红杏出墙”，他听说后，一怒之下就写报告让后勤部门中断给她寄军饷。这次他出差到中亚去，政委让他顺道回家看看，处理好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刚开始他还奇怪，过后明白过来，原来政委扣压了他的中断寄军饷的申请，他的妻子仍旧作为家属一直享受着他的军饷。少校回到家后，妻子对他一如往常，但是少校却态度冷淡，住了几天，就返回部队。西蒙诺夫问他，以后怎么办，少校回答说：“我不知道以后应该怎么生活，高级营政委同志，我相信她再没有同他在一起，彻底离开他了。人们也都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心里难过。”西蒙诺夫问该怎么替他写这封信，少校说：“您在诗里怎么写的，就照样替我写吧。”西蒙诺夫刚要开始写，少校又说：“您给她这么写。告诉她，她不是个好女人，要让她感觉到这一点，同时又要告诉她，我爱她，原谅她。”西蒙诺夫深知这封信的重要性，既不能按少校的原话照写，又要表达出少校的心意，他措词颇费踌躇，尽心尽力，写了很长时间。写完后，少校看了，立即从卧铺上跳下来，拉住西蒙诺夫的手，连声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帮助。现在她应当感觉到了，高级营政委同志，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位空军少校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妻子怎么怎么好，他怎么爱她，再也不提过去的事了，仿佛这封信翻开了他生活的新的一页。
西蒙诺夫战争年代的诗歌不仅激励了他那一代青年，而且也得到老一辈作家的赞赏。战争期间，为安全起见，老作家阿·托尔斯泰撤退到中亚，有一次他因事到莫斯科，其间，他专程到《红星报》编辑部去看一看他不认识的青年诗人西蒙诺夫。战后，西蒙诺夫和《红星报》原主编奥滕贝格的通信中详细地回忆了那次会见的情景。
“我有事到编辑部去，好像到你那里去了一下，因为还有什么事要做，便又出来了。后来人们喊我，叫我到主编那里去。我到了你那里。我不记得还有谁，大概是卡尔波夫还是什么人在那里，再就是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桌上除了报纸、文件和报刊合订本之外，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好像是对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说了句，这位就是西蒙诺夫，可能还补充了一句类似这种精神的话，这位就是您想同他谈谈、您想要称赞的西蒙诺夫，究竟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
“在这之前我的诗集《聚散情思》中的一些诗已经在《新世界》《红色处女地》发表过了，甚至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不过，最后一点，我记不清了。
“我与阿·托尔斯泰的认识最初只是远远的，怀着崇拜的心情。我们更接近的相识，要更晚一些，那是在一块儿出席哈尔科夫的审判之后了。我从没有到他家去过，但是在作家协会、文学工作者之家，见过几次。有一次，他对我的《将军》一诗说了些好话，我把那次谈话视作我的诗歌活动的真正开端。
“我和托尔斯泰互致问候。我在他对面的桌旁坐下，他先说话了，他说，他喜欢我的爱情抒情诗。
“从他说话的情况看来，那时候，他确实很喜欢这些诗，很合他的心意。况且，他没有必要说违心的话，没有任何必要嘛。当时他把我叫来就是要对我说些好话。他称赞我的那些诗时的语气，要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男子汉的语气，这是一次男子汉议论诗歌的谈话。
“他说，人们写抒情诗，有的人专写第一次约会，另一些人则相反，主要是因为离别而长吁短叹。而您的爱情诗确实是写爱情的，爱情所具有的一切都包含在内了。没有那种我们习惯在诗歌中所用的羞涩的隐晦。
“这时，他的话有些粗野，他说，有时候读爱情诗，你感觉不到，这是在大地上行走的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这是穿裤子的男人，他裤子里面男人所应有的东西，都一应俱全，而不单是只想写得更美一点，更带感情一点。
“总之，他喜欢这些诗，谈话就是从这里开始以此而结束的。”
战争年代西蒙诺夫的诗歌创作，可以说达到了他的诗歌成就的顶峰，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深情，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那些深入人心的诗句，都是读者与诗人共享，心灵与心灵直通的。战后西蒙诺夫的文学创作转向了以小说为主，虽然仍有诗歌作品问世，但是已经没有面临祖国生死存亡时那种切肤之痛所激发的感情了，已经和战争年代的诗歌不可相提并论了。
《等着我吧》这首诗，在战争年代，在战后，西蒙诺夫本人朗诵过数百次，有时是在无线电广播中，但更多的是直接面对听众：有战士，也有后方百姓。战争结束几十年，时过境迁，西蒙诺夫以为再也不用朗诵这首诗了。能回来的人早都回来了，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人了。但是有一次西蒙诺夫到远东出差，见到一些商船上的船员、渔民和潜艇的队员，这些人一出海往往要数月才能回来。他们见到西蒙诺夫，就要求他朗诵《等着我吧》这首诗。西蒙诺夫认为，现在和平年代，再朗诵这首诗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海员和渔民们都不同意，他们认为，这首诗依然能够满足那些因为各种情况而需要的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就是说，这首诞生于战争年代的抒情诗，在战争过去了几十年后，依然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然而，这首艺术感染力如此强烈的抒情诗也给人带来另一方面的感受。战争结束多年之后，西蒙诺夫收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在纪念胜利二十五周年的那天，我来到那里。这些年来，我的思绪不知多少次地回忆起您——《等着我吧》的作者，仿佛觉得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不错，我去扫墓的时候，总有些乡村的女人走到我面前，安慰我；其中有个人对我说：‘您还有座坟墓，可以到这里来哭一场，这就是莫大的幸福了。如果杳无消息失踪了，或者是牺牲在异国他乡，那就更难过了。’在这里，我想以那些‘比任何人更会等待’，但可惜却没有等回来的人们的名义，向您提个要求。给我们平反吧，写点什么证明我们的无辜吧，否则您这首诗的最后八行让我们这些没有等到亲人的人听了，仿佛是在指责、责备、责难我们……”可以想见，作者西蒙诺夫看到这封信时那种五味杂陈、无言以对的心情。他在日记中说：“现在我能写出什么来回答这封信呢？……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我朗诵这首诗，既怀着不由自主的过错的感情，又意识到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再写首什么样的诗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