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蒙诺夫战后曾对朋友们谈起他作为军事记者的感受，他说：“从哈勒欣回来之后，我已经开始明白，军事记者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英勇红军报》对于我来说，首先是一所‘报纸速度’的培养学校。我明白了一个普通的真理：没有什么必要在编辑部闲坐着，瞎呆着，要到最前沿去，一定要亲眼看到战斗和战斗中的人们，快速地写下来，快速地向编辑部提供材料，快速地重新到前线去。这就是《英勇红军报》的风格，这个经验我终生都铭记不忘。”
作为《红星报》的特派记者，西蒙诺夫的足迹遍及各条战线的方面军。战争一开始他被派到白俄罗斯的西部方面军。在一片败退的惊慌失措中，他报道了库捷波夫团坚守莫吉廖夫并击毁大量德军坦克的事迹。他在自己的战地日记中生动地记下了他到库捷波夫团的经历。他和摄影记者特罗什金在师政治部听说莫吉廖夫近郊的库捷波夫团击毁大量德军坦克的消息，便在师政治部的向导陪同下，和特罗什金连夜赶往库捷波夫团去采访。“在莫吉廖夫郊外五六公里的地方，我们转弯开进一片树丛中，在这里我们立即被拦住了。莫吉廖夫的秩序令人高兴，我们刚拐下大路立即就被人拦住也令人高兴。显然，在这个团里，夜间出行若想不碰上哨兵，哪里也走不通。”
“我们三人被哨兵押送到团指挥部。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战壕里站了起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新闻记者。当时天很黑，根本看不清人的面容。
“‘什么新闻记者？’他喊道。‘什么新闻记者会半夜两点钟到这里来？谁派你们来的？我现在就把你们撂倒地上，叫你们躺到天亮。我不认识你们。’
“我们说是师政委派我们来找他的。
“‘我要把你们撂倒在这里，等到天亮我再报告师政委，叫他以后不要再把不认识的人半夜三更派到我团的辖区来。’
“一开始吓蒙了的向导这时终于说话了。
“‘上校同志，我是米隆诺夫呀，师政治部的，您认识我呀。’
“‘是的，我认识您，’上校说。‘认识。就是因为认识，我才没把他们撂倒这里等天亮。你们自己想想，’他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转身对我们说：‘新闻记者同志，你们自己想想，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不能不严格点。周围都是破坏分子。破坏分子，我已经听腻了。我不愿意让我的辖区里有任何破坏分子的谣言流传。我不承认这些破坏分子。如果正确地执行保卫工作，任何破坏分子也不可能存在。请到掩蔽部去吧，到那里检验一下你们的证件，然后再进行谈话。’”
这位库捷波夫上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军人，一个真正的士兵，他告诉西蒙诺夫：“我们不会后撤。我们彼此都已下定决心：不管周围发生什么情况，不管那边有什么人向后撤退，我们就在莫吉廖夫固守，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决挺住。你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我们挖了多少战壕。多么好的战壕，多么好的掩体！难道能把它们扔下吗？战士们挖工事可不是为了把它们一扔了之呀。道理很简单，自古如此，可是我们这里的人都把它们忘到九霄云外了。挖，挖。我们挖好了，我们决不放弃。至于别人怎么样，不关我们的事。”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个127步兵师388团在莫吉廖夫近郊同德军坦克激战了十天没有退后一步。在它的战壕前面堆满了被击毁和烧毁的德军坦克。西蒙诺夫曾数过这些坦克的数目，摄影记者特罗什金拍了照片。当库捷波夫向西蒙诺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没有告诉西蒙诺夫，德国人已经从莫吉廖夫的左右两侧渡过了第聂伯河，他和他的团已经处在被德军包围的状况中了。西蒙诺夫和特罗什金被库捷波夫团的将士们顽强抵抗侵略军的热情所鼓舞，决心要同库捷波夫团的战士们一道，坚守莫吉廖夫。但是库捷波夫认为，他们肩负着报道前线战况的重任，及时把这里的情况报道出去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所以就把他们送走了。西蒙诺夫的报道和特罗什金拍摄的那些被击毁的、躺在一片田野里的德军坦克残骸的照片，打破了德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苏军到处溃败的情况下，对处在严峻情势下的苏联军民是令人兴奋的巨大鼓舞。
西蒙诺夫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莫吉廖夫近郊的这片田野。战后，西蒙诺夫多次讲到，当自己的战友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处境时，你却不得不离开他们，不能和他们生死与共，这种状况是非常令人沉痛的。1979年秋，当西蒙诺夫病重时，他留下遗言，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近郊的这片田野里。西蒙诺夫的战友和上级奥滕贝格在西蒙诺夫死后曾来到他的墓前，他在文章中写道：
“这片田野上有一块花岗岩的巨石，那是西蒙诺夫简朴的墓碑，莫斯科、白俄罗斯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作家经常到这里来。我也常到那里去。有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遇见一个小男孩，他是八年级的学生，我好像不经意地问他：
“‘这片田野叫什么名字？’
“‘物华天宝，’他回答说。
“‘它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地方？’
“‘西蒙诺夫曾在这里战斗过……’
“对于这个回答还需要再加以解释吗？……”
西蒙诺夫在北高加索方面军采访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庄，村中央有个小花园，他在花园中看到一座新坟，坟前有一块简朴的墓碑，碑文上写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在大地上行走，呼吸空气，胜利的阳光、幸福生活的阳光，照耀着你们。这样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在残酷的战斗中得来的。你们要为这样的生活奉献一切，就像我们的同志们一样：他们是切尔尼科夫中尉、上士科罗捷耶夫、红军战士梅索夫、红军战士福明。请记住他们、热爱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请常到这座坟前来看看！”看了墓碑上的话，西蒙诺夫非常激动，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这些话是谁写的，但是只要看过一次，就永远难以忘怀了，因为它们太美了。这些话把两种崇高的感情一下子结合起来了。现在正是这两种崇高的感情引导我们的部队穿过战场的硝烟，一往无前。这是对胜利的信心，对幸福之星的信心。与此同时，又是义无反顾地牺牲生命的决心。”
西蒙诺夫在南方方面军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位自愿参军入伍的姑娘。她叫帕莎·安诺申科，是一个盐场的女工。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后，她自愿参军，开着自家的吨半卡车，给部队向前线运送弹药。由于战事紧急，没有来得及换上军装，姑娘穿着褪色的连衣裙，头上裹了一条三角巾，就冒着德国人的迫击炮火，开着自己的卡车，直接把弹药运送到前线，她开车到达的地方离前线那么近，连有些男司机也不敢去。她的事迹吸引了西蒙诺夫的注意，就对她进行了专访。西蒙诺夫日记中记述了这次专访的情况：
“我和她在一个干草堆上并排坐下，我就开始询问她的生活情况。这位可爱的姑娘，说话很快，带南方口音，还热烈地打着手势。她所讲的实在是最平常、最一般的故事。帕莎一直没有来得及换上军装。她的原本就瘦削的面庞现在更显得瘦削了，她的脸上只有那对大眼睛最显眼。
她讲了最近两天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拉着我的手去看她的吨半卡车，让我看昨天晚上她运伤员时迫击炮弹片打中卡车的地方。所以我就在被打中的卡车前给她照了张相——戴着头巾，穿着连衣裙。”
西蒙诺夫把她的事迹写成一篇特写，题目就叫《盐场姑娘》，特写和照片都刊登在《红星报》上。西蒙诺夫本意是要表彰姑娘的英雄事迹，但是却给姑娘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是西蒙诺夫始料未及的。
战争结束十五年后，西蒙诺夫写的中篇小说《潘捷列耶夫》里，写到了一个没来得及换上军装，穿着连衣裙，开着自家的吨半卡车上前线的姑娘。正是这篇小说使西蒙诺夫又联系上了帕莎·安诺申科，知道了她后来在战争中的遭遇。
有一天，西蒙诺夫收到一封来自刻赤的信件，回信的地址和写信人的名字，都是陌生的。打开一看，原来写信者正是帕莎·安诺申科，她结婚后随丈夫改姓，名叫科鲁波娃，所以西蒙诺夫不认识了。安诺申科在信中写道：
“我写信是有件事情请您帮助。事情涉及《莫斯科》杂志刊登的一篇题为《潘捷列耶夫》的中篇小说。您在这篇小说里写到了克里米亚、阿拉巴特沙嘴和格尼切斯克地区发生的事件。小说里提到一个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女司机。我读过小说之后，认出那个女司机就是写的我，这是1941年9月末的事。我是编外人员，要我带着卡车来巩固城防。我从格尼切斯克往前沿阵地运送炮弹。……我们在少先队营地旁边的一座小屋前卸下炮弹。射击一直没停，有的直接命中小屋，这就保住了汽车和炮弹。……这些事后来报纸上都写了，标题是《盐场姑娘》，我记得，日期是1941年10月2日。许多年过去了，战争年代的岁月也都淡忘了。有一位女教师，以前我曾给她讲过我参加格尼切斯克保卫战的事，有一天她给我送来一本杂志，里面有描写这些事情的文章。我们全家一块儿读了这篇小说，随后我就寄给了在列宁格勒的我的儿子（他在那里上学，）但是他又借给别人看，后来就丢失了。我手边再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回想战争年代的东西了……我很想有描写战争年代我的这段生活的报纸，哪怕一份也行。我不知道这样的报纸在哪里保存着。也许，您能帮我找到？再见，此致敬礼。”下面是写信人的署名和回信地址。
西蒙诺夫在1956—1961年间写的中篇小说《潘捷列耶夫》，收在他的小说集《洛帕京札记》第一卷中。小说中写到了女司机帕莎。
《红星报》特派记者洛帕京和师政委潘捷列耶夫要到一个营地去，正在等待汽车。
“‘喂！’洛帕京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尖细声音夹杂着制动器刺耳的嘎吱声。一辆吨半载重卡车在他面前停住，方向盘后面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姑娘，穿着褪了色的淡蓝连衫裙，扎一条沾上灰尘的白头巾。透过驾驶室的玻璃甚至可以看到她那极其大胆的蓝眼睛和只有火红色头发的男孩子才有的那些大颗雀斑。
“‘嘿，指挥员同志，’姑娘从卡车踏板上跳下来，快活地叫了一声，‘就是因为您挡着，发动机才停了！想轧死您，又舍不得！’
“她从洛帕京身边走过，露着雪白的牙齿冲他的脸一笑，用男孩子的动作把头巾挪向脑后，灵活地插入发动机的摇手柄，一连转动了几下，洛帕京看见她那瘦削的肩胛骨在褪色的蓝印花布下面在使劲动作。
“可是卡车没有发动起来。
“‘让我来帮您，’洛帕京站到她旁边说。
“‘有比您年纪轻的人，’姑娘朝洛帕京半转过身；他现在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她脸上长满了密集的雀斑……
“姑娘弓下身子，又抓起了摇手柄。
“卡车还没发动起来……
“她把两腿叉得开开的，就像真正的男司机一样，弯着身子，肩胛骨使劲地动着，又摇了几下摇手柄——汽车呼隆一声，发动起来了。
“‘总算弄好了，’她喘了口气说，疲倦地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汗，又朝洛帕京笑了笑。
“‘我们坐你的车走吗？’走到跟前的潘捷列耶夫问。
“‘坐我的车走，首长同志，请上车吧！’
“‘你们没有战士吗？’潘捷列耶夫瞟了姑娘一眼，问站在他背后的巴布罗夫。
“‘我就是战士，’姑娘大胆地说道。
“‘你算什么战士？’
“‘平平常常的战士，和卡车一起被动员来的。我服役两天了。’可以感觉得到，她喜欢说‘服役’，也喜欢说‘动员’，总之，她喜欢的是参加军队这件事。
“‘只是没有发给我制服，您给说说吧，首长同志，’姑娘说，她对军阶的标志还没有弄清楚，可是准确无误地猜中了潘捷列耶夫是首长。‘只发了一双靴子，’她对着自己从宽大的厚油布高筒靴里露出来的光膝盖点点头，补充说：‘还发了一支步枪。我要件军大衣，可是没有发。’
“‘好吧，我们会弄清楚的，’潘捷列耶夫说。‘你会打步枪吗？’
“‘我都会，’姑娘快活地说，钻进了驾驶室。”
这是小说中写帕莎一出场就以她那爽朗、活泼的性格引起人们注意的场面。小说接着又以营参谋长向师政委报告的方式，描写了她英勇无畏地向前沿阵地运送迫击炮和炮弹的事迹。师政委在等待帕莎的卡车。他问营参谋长，卡车到哪里去了。
“营参谋长带着抱歉的样子说：‘她运炮弹箱到迫击炮阵地上去了，’接着他又用手朝左面沙丘指指，‘她就是在炮火底下把迫击炮拉到那边去的。她把炮挂在车后边，拉了就走，就这样一门一门地把炮拉去。这是个有战斗精神的姑娘。’他以年轻人毫不掩饰的赞扬口气补充说。
“潘捷列耶夫看看他那涨得通红的脸，嘲笑而不是生气地说：
“‘姑娘有战斗精神，可你们不太有战斗精神。偏要叫她一会儿拉迫击炮，一会儿送迫击炮弹，你们就没有别的驾驶员吗？你们高兴的是一个姑娘比你们所有的男子都勇敢，有她，你们就一个劲地叫她来回奔走！’
“‘身边没有其他的驾驶员，师级政委同志，她是自告奋勇，干脆说，她硬是要去。’……
“‘好吧，我们就等一会。假如她活着回来，我要给她呈请奖章。’……”
她的活泼、乐观、颇有点男子汉的豪爽之气的风度，引起了《红星报》特派记者洛帕京的注意。因此在小说的后半部就有了洛帕京和帕莎深入交谈的一个情节。帕莎告诉记者，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就来到盐场工作，开始时是晒盐，后来在汽车场当洗涤工，再后来就进了汽车司机培训班。她现在开的这辆吨半卡车就是从一个上前线的司机手里接过来的。
西蒙诺夫在小说中写道：
“在她的一生中，她似乎觉得只有最近三天确实有意思。她领到步枪和靴子以后，便开始在阿拉巴特沙嘴开车，时而运送这批军人，时而运送那批军人，还运送他们的东西——时而是原木，时而是暖水瓶，时而像今天这样运送一箱箱炮弹。当她把架在像大桌面似的铁座盘上的迫击炮挂在吨半卡车上拉往前线的时候，她觉得，今天特别有意思。当她把第一门迫击炮拉到叫她拉去的地方——锡瓦什湖岸边挖战壕的战士们旁边，又能安然回来，而派她去的上尉热烈地长时间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惊奇。后来，当她拉第二门迫击炮的时候，卡车左右两侧开始飞腾起一股股黑烟，一块弹片甚至咣的一声打在卡车发动机的盖上。可是，她没有害怕，把第二门迫击炮拉到第一门的地方，只是在回去的路上，当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从驾驶室顶上掠过的时候，她才感到害怕！她伏在驾驶盘上，不择道路驱车快跑。她害怕这些直接在她头顶上掠过的呼啸声，可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呼啸声救了她，这是我们的海炮连轰击德国迫击炮手，迫使他们停火，从而救了帕莎·戈罗贝茨和她的吨半卡车……
“当她第三次运送炮弹箱回来的时候，狂喜的上尉感情冲动地抱住她，笨拙地吻她的面颊。她丝毫不知道自己有功劳，所以她认为上尉这样不问一问就吻简直是男人的胡闹，她涨红了脸，生气地夺手跑掉了。”
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现实生活中的帕莎，看到作家的这些描写，当然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回想到当年《红星报》上的那篇报道和她的照片。但是事隔多年，她已无法找到当年的报纸了，所以才写信向作者求助。西蒙诺夫收到普罗斯科菲娅·科鲁波娃的信，知道当年那个勇敢的女司机还活着，非常高兴。西蒙诺夫立即给她写了回信，西蒙诺夫在信中说：
“我在《盐场姑娘》这篇特写里写了您的事迹，它同您的照片一块刊登在《红星报》上。现在我手头没有这一期报纸，但是一定找到或者用照片复制下来给您寄去。……特写中写到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且写了您的真实姓名。至于短篇小说《潘捷列耶夫》，里面既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所以它叫做短篇小说。但是基本上也都是暗指真实的人。军政委尼古拉耶夫的姓，我改为潘捷列耶夫，您的姓安诺申科改成了戈罗别茨。随信给您寄去载有这篇小说的一本书，留做纪念。”西蒙诺夫在信中告诉安诺申科，1941年和1942年他创作《俄罗斯人》剧本时想到了她和她在克里米亚和阿拉巴特海角的英勇壮举，便把她写进了剧本，剧中女司机华丽亚用了安诺申科的姓。西蒙诺夫请她写一写1941年9月后她的遭遇处境、她的家庭、孩子，这些年来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西蒙诺夫在信中最后说：“您健康地活着，您给我写了信，找到您了，我非常非常高兴。坦白地说，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久，西蒙诺夫便收到了她的回信：
“……您让我给您讲讲1941年9月后的生活遭遇，现在我要仔细地给您写写。
“1941年11月2 日指挥部命令暂时撤离，我们就穿过海峡撤到塔曼。这时，我是在医疗车上工作，我带着伤员渡海到塔曼。在塔曼，乌里扬诺夫上校把我叫去，对我说，我们团要解散，我要和战士们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戈夫镇217医疗站。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丈夫别斯比亚特金·葛奥尔基·叶菲莫维奇，那时他是个中尉。我是临到战争爆发之前出嫁的，没来得及换身份证，所以我仍旧姓娘家的姓。我们在一块儿生活的时间不长，3月22日，我们第156师奉命去支援刻赤陆战队。5月9日开始撤退。我开着医疗车从米哈伊洛夫村向刻赤要塞运送伤员。5月14日一位上尉告诉我，我丈夫在保卫刻赤的战斗中牺牲了。
“从刻赤撤退之后，我们又转到了罗斯托夫前线。在罗斯托夫马内奇河附近，我们陷入了包围。按照指挥部的命令，我们分成许多小组，开始连夜突围。白天的时候，我就换上便服，去给我们小组的人找吃的。我们走的是萨里斯基草原。我们的穿越行动越来越困难时，他们对我说，我一个快做母亲的人，一个人走会更好些。于是我便一个人走了。行路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夜间行动，全是挑那些乡村小路走，整整走了一个月零十天。
“我没有回我从前工作的盐场，因为人家告诉我，德国警察在到处搜捕我，警察局长办公桌的玻璃下压着一张剪报，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关于我的文章，他一直在打听我回来了没有。所以只好在刻赤附近的另一个盐场安身了。但是这里也都知道我曾在军队中服役。当地的警察审问我，我回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并且打人。这期间我的儿子诞生了。为了纪念牺牲的丈夫，我给他起名叫葛奥尔基。
“伪警察的妻子很袒护我，她很可怜我这样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但是伪警察仍旧向一个德国军官告发我，说我是一个俄国士兵，我的丈夫是军官。这个德国军官来到我们家，把我打了一顿，声言要枪毙我。他还威胁我，如果我逃走，就把我的亲属全部枪毙，他亲自乘车去找盖世太保，总算我幸运，他没有开到盖世太保那里，半路被打死了。我带着孩子逃到伊斯拉梅特尔区去了，在那里一直住到刻赤解放。这些地方，盐场撤退到那里的人，他们都知道我的事，但是没有人出卖我。他们捡到传单，都拿给我看。
“克里米亚解放之后，区征兵委员会立即派我到马尔夫卡当司机去了。我在那里一直干到1947年。在马尔夫卡我认识了科鲁波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他是二级残废，战争期间，他在列宁格勒经历了围困。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于是我就嫁给他，抚养我的儿子和他的两个孩子。我们全家来到阿拉巴特沙嘴，我仍在那里当司机。”
信的最后，她告诉西蒙诺夫她现在的生活情况：“她在‘黎明’集体农庄工作，仍旧干她的老本行，当司机。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一个当通讯主任，一个当矿山技师，第三个当司机。还有四个小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还在上学，最小的一个，瓦西廖克，刚上一年级。”
帕莎·安诺申科的英雄事迹的确让西蒙诺夫非常感动。他的《盐场姑娘》那篇特写，真名实姓地报道帕莎·安诺申科的英雄事迹，并且配上姑娘本人的照片，本意是要赞扬她的英雄气概，让全苏联人民都认识这位英雄的年轻姑娘。在1941年苏军接连败退的情势下，毫无疑问，《红星报》刊登的这篇报道和照片的确会给前方和后方的苏联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但是作者西蒙诺夫和《红星报》的编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红星报》会流传到敌占区，会给撤退到这里的英雄战士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和不幸。这是作者和编者都始料未及的。幸而人民群众是爱护自己的战士和英雄的，他们保护了这位女战士，使她幸运地活下来了。这也是让西蒙诺夫几十年后看到帕莎的来信后感到欣慰的地方。
帕莎·安诺申科是西蒙诺夫在战争期间遇到的少有的一位女英雄，的确给西蒙诺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当西蒙诺夫创作话剧《俄罗斯人》的时候，这位“盐场姑娘”又成为剧中另一个英雄的女司机的原型。
作为《红星报》的特派记者，西蒙诺夫的足迹遍及各条战线，有时，他正在南方部队采访，北方的战线又出现了严重的情况，报社急需这方面的报道，他就要立即赶往事件发生的地点，这种路途的奔波，在战争年代也并非易事。他的战时日记中有许多篇页都记载了这种路途的奔波和艰辛。
战争期间，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没有自己的住处，出差回来往往就住在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有时为了赶写稿子，编辑部特意在莫斯科的旅馆给他安排个清静的房间。这一天，他刚刚交出一篇报道，晚上又传来西南方面军攻克利别茨州重镇叶列茨的消息，他又奉命前往叶列茨出差。西蒙诺夫在日记中详细地记下了叶列茨之行的经过。
“……从晚上就预料到，这次是四人同行：维索科奥斯特罗夫斯基、我和两位摄影记者别任什泰因和捷米。明天清早要分乘两架飞机前往叶列茨。但是第二天早上，到机场才知道，开头是‘乌—2’的飞机没准备好，接着又是某个飞行员不知在什么地方耽搁了，后来又是天气不好，再后来是在雪地里停放在雪橇上的飞机一动也无法动。不过，尽管风很大，我们终究还是起飞了，眼看着莫斯科的高楼大厦在飞机翅膀的上方摇晃，我们终于飞走了。我们飞过梁赞，不过到了那里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趁飞机加油的工夫，飞行员吃午饭。事情很明显，今天再飞往叶列茨为时已晚。吃过午饭之后，我们在机场同机场勤务营的营长和政委谈了谈，便躺下休息了。打算明天一早起飞。
“飞行员都躺下睡觉了，在睡觉之前也没有去检查一下我们的飞机在机场上是怎么停放的，是否加固好了。一夜狂风暴雪肆虐。早上飞行员们来到停机坪时，飞机不见了。他们跑着到处找飞机，最后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说有人把他们的飞机弄跑了。正如发生这种情况时常常会有的那样，一时间各种说法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说曾看到不知谁的飞机起飞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从来就是一个不信神鬼的人，便拦了一辆加油车，满机场去找。不一会儿就在机场尽头，一个不显眼的斜坡下，发现了那两架丢失的飞机。这里离我们昨天降落、停机的地方大约有两公里。两架飞机停在那里，相距不远。一架飞机的起落架折断了，另一架丁字形支撑干断了。
“这两架飞机是怎么跑到机场另一端的尽头的？显然，只有一种解释：昨夜暴风雪太厉害了，机场的场地有点向山沟的方向倾斜，两架飞机最终就出现在山沟的边沿了，因为飞机下面有滑雪板，而且没有加固。大概，大风一吹，就把它们吹跑了。
“事后弄清楚了，总之，在飞机没有修好之前，最近两天是不可能继续往前飞了。由于这个愚蠢至极的事故，我们现在就不能到达叶列茨，不得不在梁赞白白地等上两天。有什么办法呢？
“清早来的快讯中说，昨天晚上，我军部队解放了米哈依洛夫市。米哈依洛夫市离梁赞也就是一百来公里，我和伙伴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坐在这里白等，不如到米哈依洛夫市去，哪怕收集点资料也好，到那里就清楚了。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机场勤务营的营长答应给我们一辆吨半卡车和两床被子。当时是零下35°的严寒。我们上了车，一人在驾驶室，其余在车厢里。有时换一换，但是仍旧都冻感冒了，在离开梁赞大约70公里之后，车在半路上抛锚了。吨半卡车的离合器坏了，不能往前开了。一开始这辆车就很不好用，一路上停了好几次，这次停车的时候已快到晚上了。总算我们幸运，离合器是在一个村庄的村口坏的。我们把汽车推到路边上，就朝最近的一家农舍走去。这家的主人是个老头，当地消防队的头头。从他说的话看来，他是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可是他那副尊容，却像个十足狡猾的人。他答应我们在他家过夜……
“从他的话里我们听出来了，老头非常清楚我们的情况，如果我们给他酒喝，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奶油、土豆，就什么都有了。
“事情也正是这样。老太太给我们煮了一锅土豆，加上了奶油，我们也拿出了酒精。我们冻了一天，晚饭吃得香喷喷的。老头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不过他好像是偷偷地喝，不时地斜眼向隔断后看看，悄悄地自言自语：‘千万别让老太婆看见。’……
“但是不管奶油土豆多么香，也该给机场勤务营打个电话，让他们另派一辆车来支援。但是我们决定，明天早上找一辆顺道的车，自己到米哈依洛夫市去，不过这辆车也要想办法处理。
“开头我们去了村苏维埃。那里空无一人。玻璃都打碎了，屋里寒气袭人。这是几天前德国人进攻时，德国侦察兵在莫斯科以南到达的最后一个村庄。德国侦察兵潜入这个村庄，打死两个民警就跑了。村苏维埃的电话机还在，但是电话线断了。
“我们从村苏维埃来到一家乡村医院。这里是个伤员的中转站，有两个护士在值班，这是两个很年轻的姑娘，她们建议我们都在医院的一个小房间里过夜。她们招待我们喝茶，还弄来一架带喇叭的老式留声机。我们在这里坐了两个来小时，热茶呀，留声机音乐呀，还有温暖的房间，这些普通的事物都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在地板上，在从医院拿来的草垫子上胡乱躺下睡了。
“早晨，司机到邻近村子给他们机场勤务营打电话，我们就上了一辆顺路卡车，两个小时之后就到达了米哈依洛夫市。”
关于这次米哈伊洛夫市出差采访，《红星报》主编奥滕贝格在他写的回忆西蒙诺夫的文章里曾特别提到：在苏军即将攻克叶列茨时，编辑部向那里派出了以西蒙诺夫为首的一组记者，中途飞机出了问题，没有飞到目的地。“但是西蒙诺夫和他的同伴没有让编辑部失望。他了解到第十军已经拿下米哈伊洛夫市，这里离梁赞已经不远了。西蒙诺夫决定，不必和编辑部联系，这太费时间了，直接到米哈伊洛夫市去。他找到一辆吨半卡车，就向那里奔去。傍晚他们到达目的地。从米哈伊洛夫市，他们同部队一起向叶皮凡和博戈罗季茨克前进。这次按照西蒙诺夫个人的主动性所做的改变行程，给《红星报》带来许多独一无二的照片和我们在莫斯科城下反攻时期西蒙诺夫的一篇杰出的特写《道路向西方》。”
在库尔斯克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西蒙诺夫从前线发回一篇特写《打“豹”猎手》。这篇特写描写一个坦克手几天之内击毁四辆德军“豹”式坦克的事迹。这个坦克手叫叶罗欣。特写中写道：
“叶罗欣回忆起他第一次碰上‘豹’式坦克的情景，他回忆起他如何对着它的前脸连射三发炮弹，全然无效；后来他巧妙地转了个弯，又打了两发炮弹，敌人的坦克就起火了。他发现了‘豹’式坦克的弱点：备用汽油桶。他明白了，应当朝着坦克侧面备用汽油桶的地方打，那样这些‘豹’式坦克就没戏了。他还讲怎样同这辆‘豹’式坦克长时间周旋。显然，在里面驾驶坦克的是个老有经验的德国人。西蒙诺夫在特写的结尾处写道：同志们都叫叶罗欣是‘打豹猎手’……他又一次露出了俄罗斯人那种机敏而又狡狯的笑容，仿佛在说德国人再怎么狡猾也是他的手下败将……”
作为《红星报》的特派记者，西蒙诺夫跑遍伟大卫国战争的各条战线，那奔波的辛劳在和平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在苏军部队解放加里宁市时，编辑部需要一篇苏军攻进加里宁市的报道，西蒙诺夫刚给编辑部交上一篇特写，主编就叫他乘飞机迅速赶往加里宁市，了解那里的情况，写出报道，第二天天黑之前要带回材料，赶紧见报。西蒙诺夫和一位摄影记者同往，但是机场给他们提供的飞往加里宁市的是一架包括飞行员只能容纳两人的飞机。后座的人还要会使用航空机关枪，怎么办？摄影记者只好面朝上躺在机身上，西蒙诺夫坐在旋转机枪后的座椅上，并学会使用机枪，以便在遇到攻击时进行自卫。就这样他们及时赶到加里宁市，完成了主编交给的任务。
1945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彻底摧毁了德国法西斯的老巢。西蒙诺夫也跟随红军部队来到柏林。作为记者，他很想了解德国的普通百姓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苏军警备司令部给他找了一个翻译，据说还是德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西蒙诺夫告诉他，他是个新闻记者，很想了解当地居民的一些情况，请他介绍一个家庭，他去采访一下。希望这个家庭不算富有，但也不太穷；这家的人过去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但也不是德国法西斯的人，最好是儿子在前线，家里还有男人。这个翻译考虑了一会儿，提出了三个家庭供西蒙诺夫选择：一个是医生的家庭，一个是工人的家庭，还有一个做香肠的商人之家。西蒙诺夫选中了这个做香肠的商人之家。
在去采访之前翻译通知了这家主人。接待他们的是一个胖胖的老人，但是依然保持着男子汉和军人的气派。西蒙诺夫对主人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他很关心德国居民的生活情况，在写报道时不会透露他的姓名，而且，他提的问题也不代表苏联军方，所以请他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
西蒙诺夫问他是否当过兵。老人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军队中服役，他特别强调是在西部战线，在法国作战，是个上士。1917年中毒气受伤，因而得到一枚铁十字勋章。中毒气受伤后他就退役了。他说，他父亲开了个香肠作坊，有五个工人。1919年，他父亲死后，他就继承了父亲的作坊和现在住的这栋房子。他不仅仍旧经营香肠作坊，而且还到农村采购肉类，一部分作为制作香肠的原料，一部分就在小商店里出售。
西蒙诺夫转而问他1932年和1933年帝国国会选举的问题。老人连连摇手，反复说，他是反对希特勒的。西蒙诺夫向他解释，他作为一个记者，并不认为当时在德国拥护希特勒的人都是法西斯。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时曾给德国带来某些好处，如消灭失业、提高生产水平，那时的德国人对他表示满意，并不就是法西斯。老人说，当时他没有反对希特勒，但也没有投民族社会党的票，在最后一次帝国议会的选举中，他投的是中央天主教党的票。
西蒙诺夫问他关于希特勒上台后提出修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老人说，他是个商人，并不关心这些事情。西蒙诺夫说，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认为希特勒提出修改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莱茵河的条款和归还萨尔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老人便说，他也认为是合理的。并且他支持对波兰和法国的战争，当德国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他非常高兴。但是后来就不相信希特勒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老兵。他把水杯里的水倒了一点在桌子上，说，这是德国，这点水不可能浸满整个桌子。它占的地方太多了，因为我是个老兵才这样说。西蒙诺夫问到他的儿子的情况。老人说，儿子学医，医学院还没有毕业就应征入伍，到东方战线，当了一名军医，1944年在维捷布斯克附近阵亡了。在结束采访时，西蒙诺夫看出，虽然他的提问都很平和，但对于结束采访，老人还是大大地松了口气。
关于西蒙诺夫在战争期间所写的通讯报道，西蒙诺夫的好友、文学评论家拉扎列夫在他的专著《康·西蒙诺夫》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西蒙诺夫的大部分特写都避免了仓促从事、浮光掠影的缺陷，那不仅是因为他的目光特别敏锐，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总是力求亲身体验他所描写的人物命中注定应做的一切，力求与他们甘苦与共。
“这里不单纯是职业良心的问题。老实说，无论如何要亲临热点地区采访的追求，都远不是编辑部的任务所规定的，之所以迫使自己这样做，还有更为重要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西蒙诺夫说得非常正确：‘在报社当军事记者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做的事中最微不足道的。其他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拿到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就上前线了，至于是列兵、上士和中尉，那就看各人在什么部队或受过什么军事教育而定了。在战场上，军事记者的工作并不是最危险的。既不是最危险的，也不是最繁重的。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事记者，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那些明白这一点的人，即便没有领导的要求，自己也会力求使自己的工作成为危险而繁重的那种，尽力做好所能做的一切，既不利用自己的职业在前线相对自由的有利条件，也不管身边有没有领导的目光。’……”
西蒙诺夫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保卫祖国、不畏艰险、挺身而出的责任感，在前线的采访中，为了取得前线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去采访最前沿的士兵。西蒙诺夫说过，如果他没有体验到战士们所感受到的东西，他就没有资格向这些战士问长问短。他曾跟着水兵乘潜艇到罗马尼亚的港口去布雷；在克里米亚，他曾跟着一个步兵连投入进攻阿拉巴特狭长地带的战斗；1941年，战争初期，他到白俄罗斯采访几个遭受德军坦克打击的部队，不幸陷入敌军包围，他和苏军部队一道在浴血混战中突出重围，回到自己人一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紧张的时刻，他去采访被德军紧逼到伏尔加河岸边的戈罗霍夫旅。他曾随海军侦察小分队深入北极圈内的德军后方，也曾乘飞机去采访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他对战争的了解既广阔，又深入，他写的报道既及时又真切，能够说出战士们的心里话。战后，西蒙诺夫的通讯和特写结集出版，题为《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整整有四大本。无论是编辑部同仁，还是前后方的读者都喜欢他的通讯报道。《红星报》编辑部人才济济，都是精兵强将，西蒙诺夫以自己的努力成为他们之中的佼佼者。苏联著名诗人吉洪诺夫说西蒙诺夫是“他那一代人的喉舌”
。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曾说道：“在所有的报纸工作人员中，奥滕贝格最喜欢西蒙诺夫：大概是年轻的西蒙诺夫的通讯和诗歌所流露出的吉卜林式的语调很符合他的爱好。”（吉卜林是个英国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诗歌作品近似民间歌谣。）《红星报》主编奥滕贝格喜欢西蒙诺夫未必就如爱伦堡所说，只是因为西蒙诺夫写的通讯和诗歌的语言风格“很符合他的爱好”，更为深刻的、真正的原因是西蒙诺夫在工作中的表现。1966年，苏联《文学遗产》上一篇文章中的话更为符合西蒙诺夫的实际情况：“我们编辑部里都喜欢西蒙诺夫那些严峻的、勇敢而又内容充实的军事报道。然而编辑部里特别喜欢西蒙诺夫是因为他的有求必应和勇敢大胆。西蒙诺夫是一个毫无怨言地被编辑部从一个困难地区‘投放’到另一个困难地区——从白令海到黑海——的人之一。而且我们知道，他总是能够穿过战火最激烈的地区，在任何困难和危险面前都不会停留，而是一往直前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段话可以作为西蒙诺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前线记者工作的历史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