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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文学院在莫斯科开学的那一年，法西斯在德国掌握了政权。西蒙诺夫在文学院上学的时候，文学院的学员们都有一种迟早会同法西斯德国打一仗的预感。西蒙诺夫后来回忆：“那个年代可以不考虑文学问题和个人在文学上的道路问题，却不能不思考，你，作为一个初登文坛的文学家，迟早要面临着参加同法西斯的搏斗，只不过不知道是用手中的笔还是用手中的枪。”
西蒙诺夫正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在蒙古的哈勒欣迎接了战争的洗礼。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蒙边界的哈勒欣河地区（即诺蒙坎地区）挑起与苏联军队的武装冲突。所谓“冲突”，实际上，其激烈的程度和双方投入的武装力量的规模，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个多月，苏联方面参战的飞机近一千架，在战斗中日本方面有两万五千多士兵被击毙。西蒙诺夫是在战争的后期被召去的。对于这次的哈勒欣之行，西蒙诺夫在他的《遥远的东方》一文中有详尽的描述。1939年6月，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邀请一部分作家到红军各部队去做一次采访，西蒙诺夫是被邀请的作家之一，他被分派到堪察加部队去。西蒙诺夫还没有动身，8月间，新近接替梅赫利斯任政治部主任的库兹涅佐夫，把西蒙诺夫叫到政治部，让西蒙诺夫不要去堪察加了，赶紧到哈勒欣去。西蒙诺夫下午1点接到通知，当天便乘下午5点的西伯利亚特别快车出发了。乘了五天五夜的火车，到达远东的西伯利亚城市赤塔，又过了一天一夜，才乘飞机到达哈勒欣地区苏军的驻地。向导把他带到一座蒙古包前，说到了，就是这里，请进去吧，然后回身开车走了。
西蒙诺夫走进蒙古包，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斯塔夫斯基和团级政委奥滕贝格，他是军报的编辑。简短的寒暄之后，他让西蒙诺夫到旁边的蒙古包里安排好住处，立即随斯塔夫斯基到前线去。旁边的蒙古包里有四张床，已经有三位作家——斯拉文、拉宾和哈茨列文——住在那里。后来西蒙诺夫才知道，正是他们向奥滕贝格建议调一位诗人来编辑部，因为奥滕贝格经常要他们以诗歌形式写一些英雄人物的报道，他们颇感为难，才向编辑提这个建议，但是调谁来，他们并不知道。
西蒙诺夫放下行李，便随斯塔夫斯基乘车到前线去了。由于那次在文学院的事情，西蒙诺夫对斯塔夫斯基的印象很不好。西蒙诺夫认为这个人简单粗暴，不公正，因此觉得这个人虚伪，让人不可捉摸，也确实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很不好。但是在哈勒欣，斯塔夫斯基像变了个人似的，完全颠覆了西蒙诺夫在莫斯科对他的印象。斯塔夫斯基到哈勒欣已经很长时间了，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已非常熟悉，已经掌握了在前线生活的经验，而西蒙诺夫是第一次来到战争前线的环境，不仅环境非常陌生，而且还带有许多恐惧、激动的紧张情绪。斯塔夫斯基不仅没有嘲笑他、轻视他，而且非常关切地照顾他，像兄长般地指导他。西蒙诺夫在《遥远的东方》里详细地描述了他第一次跟随斯塔夫斯基上前线的感受：
“我是第一次看见轰炸。我觉得它最像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的一片黑树林。后来我们就开车走了。日本人又来轰炸，这一次离我们很近。我们停下汽车，爬进掩蔽壕里。我记得我吓坏了，忙乱之中我没有爬进掩蔽壕，而是爬进一个弹坑里了，我觉得它很深，应该是安全的。我们爬出来的时候，斯塔夫斯基生气了，他说我落在他们后面了，我应该保持在他身边的位置，后来……他开始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掩蔽壕，为什么要在一个角落里挖掘，为什么它比弹坑更安全。
“随后我们又在草原上继续往前行驶。先到炮兵师的阵地，那里的大炮都盖在伪装网下面，不停地向一个黄色高地的山脊开火……
“但是开火的不仅是这个炮兵营，还有几个炮兵营也在开火。沙丘的脊背有点下凹，就像火山口：那里一直在爆炸，冒着浓烟，很像是火山的爆发，特别是从望远镜里看去。虽然我从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光速和声速的差别，但是山脊上的爆炸火光和爆炸声的不相协调在整个第一天里都在无意识地让我惊奇。”
离开这个炮兵团后，斯塔夫斯基和西蒙诺夫又来到一个步兵团。指挥这个团的是位少校，他原来是副团长，因为团长受伤了，所以由他来指挥这个团。
“我们的汽车停下来，因为不能再往前开了：前面的地方已在步枪的射程之内，于是我们同少校步行走到新的团指挥所。时不时有子弹落地的声音，当时我们觉得似乎很远，但是当一颗子弹落在近处，我看到那砂子像喷泉一样竖立起来。……我们爬上一座低矮而长长的山丘的山脊，那是刚刚拿下的一个日本人的掩蔽所。在这个掩蔽所附近，在高地山脊的后面，安置了团的指挥所，而营指挥所还在前面，还要再走100米。”
初到前线的西蒙诺夫，第一天就跟随斯塔夫斯基在前沿阵地的各部队跋涉一整天，晚间还在前线部队的帐篷里宿营。对一个初上战场的人来说，这一天的印象和感受是特别深刻的，那种恐惧、那种紧张、那种激动，都是在和平的日子里难以体会到的。特别是看到前线战士奋不顾身地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那种勇敢精神，一向崇尚勇敢精神的西蒙诺夫又是感动，又是钦佩，一天的行程在他的脑海里积满了新鲜的印象和感受。疲惫不堪的西蒙诺夫回到《英勇红军报》编辑部的蒙古包，去见主编奥滕贝格。
“蒙古包里很热。蒙古包中间生着一个铁炉子，煤烟通过烟筒从蒙古包顶上出去。奥滕贝格穿着军装坐在单人床上睡着了，两手伏在桌子上，脸埋在两臂中，桌子上放着一份新印的《英勇红军报》清样。他每天一清早就下部队去，半夜才回来，报纸出版后就又走了。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抬起头，睡眼惺忪地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他面前的清样，用红笔一挥——他睡着了手里还拿着红笔——删去了几个段落，然后想了想，看了看我，又删去整整一栏。然后说道：
“‘应该给这期报纸写首诗。您需要多少行？60行够吗？’
“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
“‘60行，’他说，‘我拿掉了整整一栏。您写去吧。’
“夜里，我为我们的军报写了第一首诗。这是我第一次用诗的形式写前线的故事，写的是真名实姓的具体人。这样的东西我在哈勒欣写了十首还是十二首。……我躺在蒙古包里的单人床上，把诗写好了，拿给奥滕贝格看。他坐在那里看清样，又把头和手伏在报纸上睡着了。我进来之后，他机灵一下醒了，一声不响地拿过诗稿，读了一遍。
“‘很好。’接着又问道：
“‘所有的事实都准确吗？’
“我肯定地回答了。
“‘那么也许不值得用真名实姓？’他又问了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所有的事实准确无误，可以用真实姓名。
“‘那好吧，您睡觉去吧。’
“我去睡觉，但久久不能入睡。和我住在同一蒙古包里的斯拉文、哈茨列文、拉宾都不在；他们一早就走了，还没有回来。”
这是西蒙诺夫到达哈勒欣后第一天的经历和印象。西蒙诺夫到哈勒欣的时候，已经是哈勒欣事件的后期，苏军已经克服种种困难和牺牲，取得了对日军的绝对优势。苏军展开全面进攻，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但是日军仍在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紧张、激烈。西蒙诺夫等记者们到前方去采访，往往不得不乘坐坦克，因为一路都是沙丘和开阔地，都在日本人的射程之内，乘一般的汽车既不安全，又难以通行。西蒙诺夫写下了他乘坐坦克的感受：
“坐在坦克里，除了巨大的轰鸣声和无数次的撞击，我没有体验到任何感觉。我被挤在一个座位上，有个人就半坐在我身上，我无论用什么办法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坦克单调的吼叫和轰隆声中不时传来另一种轰隆声。我们到达后才弄明白，一路上日本炮兵都在朝我们射击，总算一切顺利地过来了。”
在哈勒欣，西蒙诺夫经常到坦克部队采访，而去的最多的是米哈伊洛夫营，为了解巴彦查冈附近的战斗情况，西蒙诺夫在米哈伊洛夫营待了很长时间。米哈伊洛夫曾带着西蒙诺夫去看巴彦查冈战斗的场景，在那里，苏军坦克部队没有步兵协同，单独歼灭了渡过哈勒欣河来到这边岸上的一个日军师。这次战斗决定了哈勒欣战斗第一阶段的最后结局，打破了日军包围苏军部队的企图。这个营的指挥员米哈伊洛夫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坦克兵那里，我去得最多的是米哈伊洛夫营，他是最早的苏联英雄之一，当时还是少校，后来升为上校，在卫国战争中牺牲在加里宁附近，那时他已指挥一个坦克师了。我和米哈伊洛夫成了好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外表绵软、神态端正而内心非常严厉的人。他的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但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眼睛便放射出狂暴的光芒。他很自爱，在我看来，也很自尊，同时又很完美地保持着他认为必要的谦逊姿态。这种谦逊不是有生而来的，而是通过意志的训练和冷静的理智而养成的。他身上的这一切我那时都很喜欢。”
因为在这次战斗中的战功，米哈伊洛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1941年在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西蒙诺夫写了一首长诗，题名《遥远的东方》，讲的就是苏军坦克部队在草原上进军和巴彦查冈战斗的故事。
在哈勒欣，最让西蒙诺夫钦佩的人应当是朱可夫。有一次他同一些骑兵军官闲谈，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上校，他是同朱可夫一同开始在骑兵军服役的，他说在哈勒欣战斗中围歼日本人的整个计划，是朱可夫提出的方案，是他本人编制并向上级报告的，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他说话时那断然的语气，令人不能不信服。他说朱可夫是个天才，他说他很清楚，这个歼敌计划，除了朱可夫，任何人都同它没有关系。西蒙诺夫认为上校的这番话不是随便闲聊，有很深刻的令人深思的内涵，而上校说话时那种不容反驳的语气，更令人不能不信。
朱可夫是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当时他还是个旅长，是从白俄罗斯军区调来的。朱可夫严厉、坚毅，做事果断，他亲自领导军事行动。那位上校的话确有其事。朱可夫制定的歼敌计划，没有得到部队其他领导的支持，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便直接向莫斯科汇报，在莫斯科那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都支持朱可夫的计划，最后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还有一次行动也表现出朱可夫的处事果断，给西蒙诺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军在哈勒欣战败投降之后，双方派出代表谈判交换俘虏等事项。日方派出的代表是少将军衔，而苏方准备派出的代表波塔波夫是上校军衔。朱可夫得知后，不愿让苏方的谈判代表的军衔低于日本人，便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莫斯科当即同意朱可夫的意见，授予波塔波夫少将军衔。于是波塔波夫第二天便戴着新的少将肩章去参加谈判了。
为了报刊发布一条重要消息的新闻稿，西蒙诺夫跟随主编奥滕贝格去见朱可夫。这是西蒙诺夫第一次见到朱可夫，在《遥远的东方》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司令部依然设在哈马尔达普，朱可夫的掩蔽部却是新的，显然是昨天或前天才用新砍的圆木搭建的。
“朱可夫坐在角落里一张颇像办公桌似的桌子后面。他大概刚刚洗完澡出来，脸上红通通的，头上冒着热气，没穿军装，而是穿了一件塞在马裤里的黄色绒布衬衣。他的宽大胸脯把衬衣撑得满满的。他个子不高，坐在那里更显得又宽又大。”
记者们是带着问题来访问朱可夫的。有个记者问朱可夫，这里会不会再爆发战争，因为他们接到通知，要他们到西方去，说西方可能爆发新的事件，如果这里还会爆发战争，他们就不去西方了。
朱可夫非常忧郁地说：“我不知道。”过了一会又重复说，“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在吓唬我们。”沉默了一会，又补充了一句：“我想，这里不会再发生任何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他最后的这句话仿佛在把自己和持不同看法的人区别开来。针对记者们的去留问题，朱可夫说，“你们可以走了。”
在西蒙诺夫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地采访朱可夫，而且每次都谈到哈勒欣发生的战斗。卫国战争胜利之后，1950年，朱可夫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苏军将领、苏联元帅。在苏联南方一个著名的疗养地，西蒙诺夫偶然遇见朱可夫，那时西蒙诺夫也已经是名扬天下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他向朱可夫提出采访请求，并且自报家门，还说曾在蒙古的哈勒欣见过他。朱可夫欣然接受西蒙诺夫的采访请求。作为新闻记者，西蒙诺夫把每次对朱可夫的采访都做了记录，他本想给朱可夫做一个电视纪录片，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由于苏联政局变化，拍摄电视片的事情受到阻拦，他的设想没有得到实现。后来西蒙诺夫写了一篇回忆朱可夫的文章，题为《哈勒欣散记》（关于朱可夫的笔记，）收在《西蒙诺夫文集》第十卷中。
关于朱可夫到哈勒欣去的任命，西蒙诺夫记录了朱可夫的这样一段话：
“我是这样到哈勒欣去的，后来人们才给我讲述了这件事的始末。那时候，五六月份，我们在那里最初遭到失利，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在场的还有铁木辛哥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科。斯大林问伏罗希洛夫：‘谁在那里指挥部队？’‘军长费克连科。’斯大林问：‘这个费克连科是什么人呀？他表现怎样啊？’伏罗希洛夫说他不能立即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本人不认识费克连科，也不知道他的表现。斯大林很不满意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人们在战斗，谁在你那里作战，谁指挥部队你都不清楚呀？应该另派一个人去纠正这种状况，这个人要能够主动行动。这个人不仅能纠正这种状况，还要抓住机会教训教训日本人。’铁木辛哥说：‘我这里有个人选——骑兵军司令朱可夫。’‘朱可夫……朱可夫……’斯大林说：‘我好像记得这个姓。’……铁木辛哥从好的方面对我做了介绍，说我是个很坚定的人，可以胜任。波诺马连科也作证，说对于完成当前这个任务，我是最好的人选。
“当时我是白俄罗斯军区部队的副司令，正在野外视察。军事委员苏萨伊科夫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到莫斯科报到。我问他：‘你从侧面是否知道，为什么叫我去？’他说：‘不知道，只知道一点：明天早上你必须到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报到。’那好吧，遵命。
“我来到莫斯科，接到飞往哈勒欣的命令，第二天就飞走了。
“最初的命令是这样的：‘弄清情况，报告所采取的措施，报告您的建议。’
“我到了那里，弄清了情况，报告了所采取的措施和我的建议。一天之内接连收到两份密码电报：第一份，同意我的结论和建议，第二份，任命我代替费克连科任在蒙古作战的独立军司令。”
朱可夫是个军事天才，在哈勒欣同日本人的作战中，他因时因地突破以往军事条令的陈规，大胆创新，指挥坦克部队在没有步兵协同的情况下，独立地迅猛出击，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创造了坦克部队在没有步兵协同的条件下单独作战取得全胜的光辉战例。多年后，在西蒙诺夫采访他时，他向西蒙诺夫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在巴彦查冈地区，我们造成了摩托步兵落后的态势。费久宁斯基团晚了两三个小时，错误地走到了另一个终点地区。日本人却把一个加强师渡到我们这边的岸上。他们晚上六点开始渡河，早上九点渡河完成。他们运过来两万一千步兵，只有第二梯队少量东西还留在那边岸上。他们投入一个师，并且组织了双重的反坦克防御——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第一，只要他们的步兵一来到这边岸上，立即就能隐蔽到他们的圆形反坦克坑里，您记得这些圆坑吧。第二，他们随身运过来全部的反坦克炮，有一百多门。这就构成一种危险，他们会把我们的部队包围在这边岸上，迫使我们放弃哈勒欣的登陆场，然而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在这里，在这个登陆场上。考虑到未来，绝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我决定让雅克夫列夫的坦克旅在行进中向日本人发动进攻。我知道，没有步兵支援，坦克旅会遭到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明知道也要这样做。
“这个旅是很强的，将近有二百辆坦克。他们调转方向，大胆地向前冲去。他们受到日军的炮火攻击，遭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对此是做好了准备的。全旅人员伤亡将近一半，坦克也损失了一半。但是我们知道有损失也要上。苏联和蒙古的装甲部队支援了坦克旅的冲锋，他们的损失更大。坦克就在我的眼前烧毁了。在一个阵地上展开了36辆坦克，但是很快就有24辆被烧毁了。然而我们却完全彻底地把日军的一个师摧垮了。
“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塔木查格布拉克。他们向我报告，说日本人渡过河，在巴彦查冈山布置了阵地。我立即下令用无线电做出部署：‘雅克夫列夫的坦克旅，列索沃伊的摩托装甲旅，费久宁斯基团和蒙古的装甲营，向部队发出警报，在行进中向占领巴彦查冈山的日军发起冲锋。’
“他们还有60—70公里的路程，于是他们就走直路，穿过草原，成功地歼灭了日军部队。”
日军的坦克装备很差，朱可夫说日军手里的坦克能够称得上坦克这个称号的一辆也没有。日军只有一次出动坦克参加战斗，全被苏军击毁了，以后再没有出动坦克和苏军战斗，但是日本人的陆军却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顽强的部队，朱可夫说日本人打仗“很残酷”，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可怕的”敌人。在同西蒙诺夫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要正确估计敌人。
“日本人打仗很残酷。我反对一谈到敌人就把他贬低。这不是蔑视敌人，而是对他们估计不足。其结果不仅是对敌人估计不足，而且对我们自己也估计不足。日本人打起仗来出奇的顽强，基本上都是步兵。我记得，我曾审问过驻扎在哈勒欣河地区的一些日本人。他们是在一片芦苇地里被俘的。这些日本人在芦苇地里被蚊子叮咬得全身无一处好地方。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会被蚊子咬成这样？’他们回答说：‘我们受命秘密地守在那里，一动不许动。所以我们一动也不敢动。’确实是这样，他们是秘密地埋伏在那里的。可是他们的上司把他们忘了。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营被击溃，他们却依然在那里蹲了两昼夜，一动不敢动，直到我们把他们俘虏了。”朱可夫说：“这才是真正的士兵！”
在哈勒欣战斗开始的时候，朱可夫在军队中服役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走过了从士兵到军长的历程。但是作为一个军队统帅来说，指挥哈勒欣战役是他的一块试金石。朱可夫号称“常胜将军”，真实了解敌人，正确估计对手，知己知彼，正是一个精明睿智的将领所具备的必要素养。“真正了解对手，估计敌人，才能显示出我们的战士打败的是什么样的敌人，也才能显示出我们的战士真正的优良品质。”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说：“我们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前不久我读过一本小说。小说中把希特勒在战争初期的样子写得像战争快结束时的样子。众所周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军整个都分崩离析了，他确实变得完全是另一个人了，看上去一无是处。但是他曾经是个阴险、狡猾、强大的敌人……如果拿德国人来说，他们对他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也不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相反，最初他们都赞扬他。成功，一个接一个。他的威望很大，德国国内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德国的军事指挥机构方面对他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他描写成近乎白痴，那就等于缩小了我们自己的功绩。人家会说你打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是个傻瓜！而实际上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危险的、可怕的敌人。应当这样描写才对。”
这番话对于西蒙诺夫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他后来的一系列的军事文学的创作中如何正确地描写敌人，刻画敌人的形象，都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如果说哈勒欣之战为朱可夫成为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战无不胜的军事将领奠定了基础，那么，对西蒙诺夫来说，哈勒欣的经历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对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审美情致、艺术观、人生观，都产生了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影响，在他之后所写的作品中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
到达哈勒欣不久，西蒙诺夫有一次跟随斯塔夫斯基下部队采访，回来的时候，他们路过一个小山丘，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开车往回走。天越来越黑了。在沙堆和山丘的斜坡上，零零落落地到处都是我们的被烧毁的坦克和装甲车残骸的黑影。在其中一个残骸的旁边，我们因故停了下来，斯塔夫斯基爬上去看了看。这是一辆轻便的通讯装甲车，前轮陷进日本人的战壕里，机枪的枪筒插进了地里。车旁边有一双靴子从地里露了出来。大概是装甲车的驾驶员被草草盖上沙土在旁边掩埋了。斯塔夫斯基说了句：‘你走到底了，小家伙。’
“到现在我还记得，对这辆小型的装甲通讯车的这个称呼，我觉得很受感动。实事求是地说，在心里对这辆装甲车有一种惋惜之情：这么一个小家伙，都冲到跟前了，却栽倒战壕里，在最后一刻牺牲了。
“我们坐上汽车后，我心里产生一个想法，我当时就对斯塔夫斯基说了：这场冲突结束之后，不要树立一般的纪念碑，要在草原的高岗上放置一辆在这里被击毁的坦克，它身中无数炮弹，依旧左冲右突，不可战胜。
“斯塔夫斯基激烈地同我争论，他说，作为胜利的纪念，为什么要放上一堆被打坏的、吃了败仗的、生锈的废铁！既然坦克已经被打坏、被摧毁，它就不适合作为胜利的标志。
“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观点始终没有取得一致。”
这辆被摧毁的坦克的情景久久地使西蒙诺夫的内心难以平静，他便写了《坦克》一诗表达他的想法和心情：
如果让我在这沙漠里，
建造一座烈士纪念碑，
我要在花岗岩的底座上，
安放一辆子弹洞穿的坦克；
那满身的弹孔，撕裂的铁板，
我怎能想出它原来的模样。
这斑斑伤痕，片片烧伤，
蕴含着永不凋谢的战士荣光。
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
它是理所当然的见证：
敌人是那样强悍，
因此我们更加光荣。
这首诗形象地表达了西蒙诺夫要以被损毁的坦克建造纪念碑的理念。纪念碑不是一个外表漂亮的装饰，那被损毁的坦克正是胜利来之不易的见证；那满身的弹孔、撕裂的铁板，那斑斑伤痕，片片烧伤，见证着敌人的强悍，我们的战士更加英勇顽强，能够不怕牺牲，一往无前，英勇地战胜这样的强敌，更显示出我们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那为国捐躯的不朽功勋。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如何建造纪念碑的意见分歧。这是一个在艺术上如何表现战争的真实性的原则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是什么样子，在艺术作品中战争应该描写成什么样子。俄罗斯军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战马，有的是用于作战的，有的是用于检阅的。用于作战的战马，当然是勇敢无畏、敢冲敢拼的，但不一定英俊悦人；用于检阅的战马，则相反，是否能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放在了次要位置，而英俊悦人却放在了首位。检阅是展现军容的威武、壮观，但是在战场上却是另一种景象，那是硝烟弥漫，血肉横飞，那是你死我活的拼搏。关于纪念碑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苏联文艺界关于如何描写战争的分歧，是把战争描写成顺顺当当、轻而易举？是把战争描写成一场壮观的检阅？还是写成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西蒙诺夫在哈勒欣第一次看到战场的真实情景，看到了战士们的艰苦、流血和牺牲，亲身体验到战争的严峻和灾难。他提出要以受伤的坦克作为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就表明，经过战场的洗礼，他认识到战争是鲜血淋淋的，胜利是以生命的代价取得的，绝不是坐在书桌前大笔一挥那样一帆风顺。后来西蒙诺夫还专门写文章批评一些把战争写得一帆风顺的文学作品是“虚假的浪漫主义”
。直到晚年西蒙诺夫仍然坚持在描写战争的作品中“避免描写我在前线从未见过的那些隆重场面和做作的姿态”，“避免使用任何豪言壮语”，总是“以非常现实的笔调描写战争，通过士兵和军官们的日常劳动和生活表现英雄主义”。
“尽最大努力来遵循生活的真实”
，这是西蒙诺夫在哈勒欣经受战争的洗礼和考验所领悟的最大心得，也是他一生坚持的创作原则和艺术上得到成功的根本原因。
经历了哈勒欣战火的洗礼，西蒙诺夫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斗生活的艰辛、冒着炮火克制着内心的恐惧、每天都发生的流血牺牲、战士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既使他深深感动，又让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同时也激励着他的创作灵感。他写了许多诗，收入两本诗集：《1939年诗抄》和《致蒙古包的邻居们》。仿佛这些诗歌作品还不能完全表达他在哈勒欣的感受，他又接连写了两个剧本《一场爱情的纠葛》和《我城一少年》。
《一场爱情的纠葛》写的是曾经真诚相爱的阿列克塞和卡佳却突然要离婚。他们的儿子死了，卡佳仿佛感到阿列克塞不再需要她了，而阿列克塞则以为卡佳和他在一起是出于怜悯。他决定从军到哈勒欣去参加那里的战斗。他在心里猜测，他离开之后，卡佳会去和他的朋友瓦冈诺夫结合。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那样的事，卡佳并没有去爱瓦冈诺夫。阿列克塞从蒙古回来，两人又破镜重圆了。这是西蒙诺夫创作剧本的一次尝试，很显然，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戏剧的艺术表现方面都是比较薄弱的，不够成熟的。但是另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城一少年》写的是中学生谢尔盖·卢阔宁这个聪明顽皮、做事果断的少年。他向往战士的生活，想当个坦克兵到边疆去保卫祖国。他考取了坦克学校，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兵。西班牙爆发内战，他作为志愿军来到西班牙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幸而被战友救出，历经艰险，回到祖国。当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勒欣进行挑衅时，他又离别爱妻和亲人，驾驶坦克，来到蒙古沙漠。战争的锻炼使这个顽皮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勇敢果断、足智多谋、善于战斗的坦克指挥员。剧本通过卢阔宁成长的历程表现苏维埃时代培养起来的一代青年的优秀品质，也凝聚着西蒙诺夫本人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在剧本的最后，主人公卢阔宁遥望西方的天空说出他对未来战争的预感：“……说老实话，听到那些法西斯家伙们在欧洲进军的消息，简直是有些刺耳。他们总有一天会走得太远，势必要勒住他们的咽喉，终止他们的前进。”
哈勒欣战斗结束的时候，《英勇红军报》的记者们曾采访朱可夫，问朱可夫这里是否还会重起战火。朱可夫很坦率地对他们说，这里不会再发生战事了，记者们可以回去了。但是敏感的记者们却对西方爆发战争的危险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西蒙诺夫也敏锐地预感到未来战争的危险，他在《我城一少年》中已经把德国法西斯在西欧的扩张、西班牙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挑衅，和未来的苏联卫国战争联系起来了。主人公卢阔宁在西班牙战争中锻炼成长，又到遥远的东方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挑衅，他已经感觉到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将要烧到自己的祖国，他下定决心要投入保卫祖国的战争。1941年5月在苏联作家协会讨论这个剧本时，西蒙诺夫说正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预感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如果不是今年，那么就是明年，我们将面临一场战争。因此我才写了这个在许多方面还很差的剧本。”
《我城一少年》的主人公卢阔宁是个很真实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的思想品德、战斗作风，乃至经历，都有现实生活的依据。西蒙诺夫在哈勒欣去的最多的部队就是雅可夫列夫的坦克旅和米哈伊洛夫的坦克营，这两位坦克部队指挥员和坦克部队的英雄事迹都给西蒙诺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坦克兵的指挥员和战士，很自然就成为了西蒙诺夫刻画卢阔宁形象的现实的生活依据。
1938年秋天，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认识了曾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飞行员鲍里斯·斯米尔诺夫。他向西蒙诺夫讲述了苏联志愿军在西班牙作战的英雄事迹和战场经历。苏联志愿军在西班牙的参战，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但在苏联国内却是保密的。著名的苏联作家科利卓夫从马德里发回的报道，都要改成西班牙人的署名，他在报道中写到的苏联飞行员的英雄事迹，也必须改成西班牙人的姓氏。所以分别时斯米尔诺夫关切地问西蒙诺夫，他们谈到的这些情况，他是否会用在今后的创作中。西蒙诺夫回答说，肯定要用，但是什么时候，怎么个用法，现在还很难说。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前不久，西蒙诺夫邀请斯米尔诺夫去看他的话剧《我城一少年》的首演式。斯米尔诺夫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幕布缓缓拉开。舞台深处挂着一张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的巨幅地图！地图前面是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德国军装的军官，旁边有两个警卫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俘虏。
“演员们还没有说一句话，观众突然站了起来，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一瞬间大家都明白了。
“西蒙诺夫的名字一下子广泛传开。许多人都感受到他创作的胆识和表现苏维埃人国际主义品德的愿望。从那时候起西蒙诺夫成了战斗在西班牙的苏联志愿军的好朋友。”
显然，斯米尔诺夫给西蒙诺夫讲述的苏联志愿军在西班牙作战的事迹成了剧本主人公卢阔宁在西班牙经历的现实生活的依据。《我城一少年》的成功是西蒙诺夫哈勒欣之行的重大收获。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这个剧本在苏联各地上演，对于激发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预告祖国面临的战争危险，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卢阔宁的形象成了那一代青年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榜样。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苏联许多地方的报刊在报道本地青年在前线的战斗事迹时，常常以“我城一少年”为标题。
西蒙诺夫1939年的哈勒欣之行，对于他一生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声就是1939 年在蒙古……战争是什么，那最初的概念就是在哈勒欣同日本人发生冲突时，我在军报的工作中得到的。……我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战争，我因此而创作的诗歌就是组诗《致蒙古包的邻居们》……”
西蒙诺夫在哈勒欣对于战争的体验，虽然是初步的，和后来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的经历和体验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它却奠定了西蒙诺夫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正是在哈勒欣他看到了军人的流血牺牲，使他产生了对军人功勋的尊敬，对士兵的感激之情。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他们在祖国面前、在人民面前，都履行了、完成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作为作家、艺术家，真实地展现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功绩是责无旁贷的神圣任务。西蒙诺夫一生都坚持在作品中表现战争的真实，形成了他的一贯的创作原则，哈勒欣的洗礼是西蒙诺夫生命历程中关键的一页。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哈勒欣的体验奠定了西蒙诺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美学理想的基础。他和斯塔夫斯基的争论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是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念的具体体现。斯塔夫斯基当时是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而西蒙诺夫还是一个第一次上战场的、初出茅庐的战地记者，他能够不畏权势、不盲从上级而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说明他有独立思考的判断，他能够根据生活的真实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哈勒欣的经历是他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