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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1月15日（俄历11月28日，）西蒙诺夫出生在彼得格勒一个军人的家庭。他的生父米哈伊尔·西蒙诺夫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参谋军官，在儿子出生之前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失踪”了。母亲是彼得格勒名门望族奥波林斯基家族的贵族小姐。因此可以说西蒙诺夫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将门之后”。但是1917年10月的一场革命风暴，彻底推翻了沙皇、贵族的统治，也彻底改变了奥波林斯基家族和西蒙诺夫一家的命运。奥波林斯基家族被遣送出彼得格勒。西蒙诺夫的大姨妈柳德米拉住在梁赞，西蒙诺夫的母亲便带着幼小的西蒙诺夫来到梁赞。西蒙诺夫的母亲就是在这里改嫁给了另一个俄国军官亚历山大·戈里高利耶维奇·伊万尼舍夫，他就成了将西蒙诺夫抚养成人的继父。（西蒙诺夫的好友卡拉甘诺夫在他的《亲近与距离》一书中说，伊万尼舍夫实际上就是西蒙诺夫的生父，但是作者对此一说并没有列举任何证据。）伊万尼舍夫出身平民，是个铁路职工的儿子，他没有财力去上大学，靠着顽强的毅力进了士官学校。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受过五次伤。他为人正直，由于作战勇敢，他这个“平民出身”、没有任何“关系”的士官生也当上了上校。十月革命后，他脱离沙皇军队，参加了红军。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在梁赞的一所军事学校当战术课教员。他同西蒙诺夫的母亲结婚后，住在军校的军官宿舍里。西蒙诺夫的母亲也在军校中当了“打字员”和“办事员”。西蒙诺夫在他的十卷本文集第一卷的《自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我们家住在军官宿舍里。我的周围是一派军人生活的气氛，邻居都是军人，而且整个军校的生活也都摆在我的眼前。早上和晚上的点名就在窗外的操场上。我的母亲和其他军官家属参加各种‘促进委员会’的活动。父母的来客最常谈论的也是部队工作和军队事务的话题。我和其他孩子每月两次到粮库去领取军官给养。
“晚上，继父坐在那里准备上课用的草图，有时我也给他帮点忙。我们家有严格的、纯粹军人的纪律。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严，一切都要按照钟点，准时、正点地完成，不许延误，也不准推诿，无论对谁都要言而有信，任何谎言，即使最微小的谎言，都会受到鄙视。
“我们家的气氛和父亲工作的军队的环境，在我身上培养起一种对军队、对一切同军队有关的事物的迷恋，一种夹杂着崇敬心情的迷恋。这种童稚的、尚未完全意识到的感情，正如后来所证实，已经融化在血液里，渗透到心灵中了。”
西蒙诺夫的这段回忆记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但是实际的生活并不是这样一帆风顺的。十月革命的风暴完全摧垮了沙皇贵族的统治，西蒙诺夫母亲的家族不可能不受到冲击。事实也正是如此。
20世纪30 年代，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亲戚，都被放逐到奥伦堡州。他的二姨妈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出家当了修女，被放逐了；拥护苏维埃政权、在图书馆勤奋地工作的三姨妈也被放逐了。西蒙诺夫当教师的表姐、当建筑工程师的表哥都遭到放逐。只有大姨妈的长子列昂尼特留在了列宁格勒，因为他在“红三角”工厂工作，是厂里不能缺少的专家，厂方出面为他说话，才留在了列宁格勒，继续在“红三角”工厂工作。但是他的弟弟却没有他那样幸运，也随同家人被放逐到奥伦堡。在卫国战争期间，西蒙诺夫已成为著名的军事记者和作家，他利用自己这个身份，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把他的大姨妈和他的大表姐以及表姐的女儿迁回了莫斯科。其他的两个姨妈都死在了流放地。西蒙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不是一去就死的，而是死于1937年末和1938年。当时不知出于谁的需要，把已经在流放地的她们又投入了监狱，结果两姐妹都死在了监狱里。”这件事对西蒙诺夫的刺激很大，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忆录中愤愤地写道：“当我听说索菲娅三姨在那儿，在流放地被投入监狱，后来便再也没有她的消息时，当有人极其简单地通知我们，说她已经死了，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死于何处时，记得我非常强烈、非常痛苦地感到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对她很不公正，比对其他任何人更显得不公正。这种感觉深深印入了我的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这种感觉是苏维埃政权对我个人的不公正，是由于它不可挽回因而更让人痛苦的不公正。”
这样的“不公正”不仅他的姨妈们遇到了，他的继父、他本人都曾遭受过。当他还是技工学校的一个学生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当时西蒙诺夫的母亲正在生病发烧，他的继父出去开门——有人进来搜查。搜查持续了很长时间，搜得很仔细，把他们家的两间住房都查遍了，甚至包括西蒙诺夫在技工学校上课的笔记本。搜查完毕，继父就被带走了。继父被捕后，西蒙诺夫在技工学校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变化，但是在军校却大不一样了。虽然西蒙诺夫的继父在军校工作勤勤恳恳，备受尊敬，但是军校的政委和校长却下令把被捕的教员伊万尼舍夫的家属从居住的公房里搬出去。西蒙诺夫的母亲正在病中，他把母亲安置在邻居家中，自己出去找房。他在街上转了半天，好不容易在城市郊区找到一处住房，又是找车、请人，才把家具和生病的母亲搬了过去。那一年他才十五岁。西蒙诺夫回忆说，这件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却并不怀恨，甚至还有点洋洋得意，瞧，我竟对付过来了”
。他仍旧在技工学校上课，同时又在工厂找了份工作，以微薄的工资度日。西蒙诺夫的性格中有不畏困难、不向强势低头的非常倔强的一面。还在梁赞上小学时，他的这种性格就表现出来了。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在班上发练习本，发到西蒙诺夫的练习本时，老师看到西蒙诺夫的练习本油渍斑斑，很不整洁，突然大发雷霆，怒斥西蒙诺夫，说他拿着这样的练习本竟不怕丢人，随手就把西蒙诺夫的练习本撕成两半。但是西蒙诺夫，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并没有被老师的突然发怒吓倒。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对老师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您没有权力撕练习本！全班同学都惊呆了，因为这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常常惩罚学生，让完不成作业或回答不上问题的学生到墙角去罚站。西蒙诺夫，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自尊心很强，他收起撕碎的练习本，说道，我要到学生委员会去控告！据西蒙诺夫小学时的同学卡尔别利采娃回忆，那位老师在教师委员会上承认，她不该发火，过分急躁了。
西蒙诺夫的继父被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四个月就放回来了。他回到家门的时候，身穿军装，戴着营级军官的肩章，腰里还挎着手枪，完全不像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样子。他说，在监狱里对他的所有指控，都是造谣诬陷，事实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他被无罪释放。他回到军校后，得知校长和政委竟然做出把妻儿赶出学校这样不近人情的事情，把校长和政委大骂一顿，辞职离开了军校，到莫斯科的一所高等学校教军事课去了。西蒙诺夫一家也就迁到莫斯科。
姨妈死于监狱，继父平白无故被捕蹲了四个月的监狱，军校领导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家属扫地出门，这些事在少年西蒙诺夫的心里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在学校、在工厂，虽然他没有受到“另眼相看”的对待，但是从家庭和亲戚们的遭遇，他却不能不想到外祖父家的“门第”和生父的“军官地位”对他的影响，他坚定地不愿按照继父的意愿去考大学，而是投考技工学校，当一名工人，是不是有“改换门庭”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意思呢？
西蒙诺夫的母亲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毕业于彼得格勒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她喜爱文学，特别喜欢俄罗斯的诗歌。她能背诵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的诗歌作品。在母亲的影响下，西蒙诺夫自幼就喜爱诗歌，在技工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像当时的青年人一样，特别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而且在自己的练习本上学习写诗。开始是自己写，自己读，后来禁不住也读给自己的朋友听，再后来就常常在工人的小组会上朗诵自己的诗了。西蒙诺夫逐渐展现出他的文学才华，成为很受工人群众喜爱的小诗人。
关于西蒙诺夫拒绝上大学而投考技工学校，他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1930年春天，我在萨拉托夫七年制中学毕业以后，没有再上八年级，而是进了技工学校学习镟工。这是我个人决定的，起初父母并不十分赞成，但是最后，一向十分严肃的继父说：‘这是他的事情，就让他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吧！’”
“现在回忆起这个时期的事情，我想，当时促使我这样做而没有采取其他做法的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五年计划，离我们不远的斯大林格勒新建成的拖拉机厂以及普遍的浪漫主义的建设热忱，还在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使我坐不住了。第二个原因是希望独立谋生。我们的日子很拮据，勉强维持生活，所以在技工学校第二年我每月三十七卢布的工资竟成了我们家财政预算中的一笔重要收入。”
西蒙诺夫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不是工农子弟，但他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长大的，是受社会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尽管他的家庭和亲戚遭遇了种种不测，但是国家的前程和远景，举国一致的建设热情，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人的吸引和鼓舞，是不可估量的。20世纪的30年代正是苏联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在俄罗斯贫穷落后的废墟上，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俄罗斯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着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的拖拉机制造厂建设成功，这在当时的苏联是一件举国欢腾的大事。而且，这件大事就发生在离他们不远的城市斯大林格勒，这对少年西蒙诺夫的吸引和鼓舞是可想而知的，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和信念的少年西蒙诺夫投入这个宏大的热潮中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这使人想起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不也是这样满腔热情地掀起了建设祖国的热潮吗？有多少出身于旧家庭的科学家、学者，抛弃了在国外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学术地位，冲破种种阻挠赶回祖国，有多少并非工农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理想忘我地、奋不顾身地投入这股历史潮流中啊！西蒙诺夫这种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歌唱新生活的诗歌正是这样的青春激情的表现。
西蒙诺夫从1932年开始写作，这个年轻的业余诗人引起了专业文学工作者的注意，被吸收参加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组织的文学创作辅导小组。西蒙诺夫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热情地歌颂周围沸腾的生活。1934年，他的一部长诗《白海运河的建设者》的片段，发表在专门刊登初学者作品的文集《力量的检阅》上，这是西蒙诺夫第一次发表作品。
关于《白海运河的建设者》这首诗创作的过程，他在《自传》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1933年秋，报纸上满篇都是报道白海工程的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首题为《白海运河的建设者》的长诗。朗诵时听众反映还不错。有人建议我拿它去文学出版社的咨询部试试——没准会被看中出版呢？”
“虽然我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但毕竟抵挡不住发表作品的诱惑力，于是我来到大切尔卡斯巷，在四层楼上一个摆满桌子的拥挤的房间里，找到了国家文学出版社文学咨询部。领导这个部的是捷林斯基，有一个时期他曾以列昂季·科托姆卡为笔名在《真理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而从事咨询工作的却是科托夫、巴尔特尼克和科里亚振。当时他们都是年轻人，干劲十足，热爱自己的工作，然而同初学写作者打交道是一件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并且远不是都能得到感谢的。我来得正是时候，国家文学出版社咨询部正筹备出版第二本青年作者的作品集，书名叫做《力量的检阅》。
“读完我的作品之后科里亚振说我不无才气，但作品还需要大大地加工。于是我便开始加工了：半年之中，几乎每隔两个星期我就要重抄一遍长诗，拿去给科里亚振看，但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让我重改。最后到了春天，科里亚振认为我们两人对这首长诗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便拿去见国家文学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卡津。卡津也认为我是有才能的，但是长诗就像这个样子，他不能接受，他说，这首诗里只有个别的地方，或者如他所说，个别片段是成功的。即使这些片段，也还要经过我一番修改加工之后，才能收进《力量的检阅》这个集子里去。
“整整一个春天，直到初夏，每天下班回来，我就坐在家里埋头修改这些片段，直到深夜。当我在大量修改的重压下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一向觉得很严厉的卡津却突然说：‘行啦，现在可以发排了！’《力量的检阅》这个集子终于送到印刷厂，现在就剩下等着它的问世了。”
写《白海运河的建设者》这首诗的时候，西蒙诺夫并没有到过白海运河的建设工地，他是看到报刊上有关这项工程建设的许多通讯报道，凭着青年人的热情和想象写出来的。作品发表后，他很想利用假期到白海运河的工地亲眼看看那里的情景。他把自己的想法试探地对出版社咨询部的人说了之后，想不到竟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补助了他这次行程的费用。出版社还给他开了介绍信，说明他是个业余的青年诗人，到运河工地去搜集创作素材，请给予帮助等等。西蒙诺夫在白海运河工地待了一个月，看到了那里的人和事，回来之后，又写了一首诗，题名叫《地平线》。虽然作品的水平不高，但西蒙诺夫却认为这是自己根据亲眼所见、亲身感受所写的作品。国家文学出版社咨询部的编辑们认为西蒙诺夫是个有培养前途的、有才华的青年工人业余作者，便推荐他报考新近成立的高尔基文学院去进行深造。1934年9月，西蒙诺夫通过考试，被文学院录取，成为文学院的正式学员。
西蒙诺夫从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也算一帆风顺地进入了文学殿堂，从此在众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的教诲和指导下，迅速成长，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也发表了一些诗作。这个时期激起西蒙诺夫创作灵感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为祖国建立巨大功勋的向往，投身于伟大革命事业的热情。他曾写过一首题为《胜利者》的长诗，歌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不朽功绩。长诗塑造了一个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革命事业，即使重病缠身仍旧奋斗不息的苏维埃青年的形象。特别是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已经敏锐地感到他们一代青年也将面临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战斗：
那社论和诗句发出的火药味，
你可已经听到？
那冲压笔尖的钢铁，
明天必将化作刺刀。
在文学院学习四年，到1938年从文学院毕业，西蒙诺夫已经是出版了四本诗集的青年诗人了。在西蒙诺夫成为著名的作家之后，直到他的晚年，他都念念不忘在文学院学习时前辈作家和诗人的教导。他在晚年写的自传中写道：
“回顾青年时代，我不能不想起我在文学院诗歌班的导师卢戈夫斯科依
、安托科利斯基
，他们在我的写作生涯中都曾起过不小的作用。”西蒙诺夫在成为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文学院的导师们对他的教诲，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是安托科利斯基的学生之一，我记得，他那时还不到四十岁，他是我们的导师。那时他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四分之一世纪呢。我记得他对我们的诗作非常严格，而对我们这些人却又非常慈祥。我忘不掉他对我们的关怀。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只要这些错误是诚实的，他都表示理解。但是他对任何人的怯懦和口是心非，即便是他平常喜欢的人，也都表现出断然不留余地的厌恶。”
西蒙诺夫从这些前辈诗人的教诲中首先学会了做人，他学到的不仅是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文学创作的宗旨：俄罗斯文学贴近生活、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一个作家或者诗人，应该是民族、民众的喉舌，要义不容辞地表达人民的心声，同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西蒙诺夫深深感到，自己这一代青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任务，青年人要抛弃平静安逸的生活，投身到为祖国建立功勋的大业中去。
1936年，德国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苏联等五十几个国家组成国际旅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匈牙利作家马杰·扎尔卡化名鲁卡奇成为国际旅的司令，后来鲁卡奇将军在一次战斗中阵亡。西蒙诺夫从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中得知这位传奇般的将军原来就是作家马杰·扎尔卡。这件事对西蒙诺夫震动很大。这位将军作家的事迹使他联想到，在这革命的时代，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命运应该是怎样的？应该以谁为榜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这些思想和情绪，他在诗中写道：
他离开匈牙利已经很久，
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头顶上都是匈牙利的天空，
他的脚下都是匈牙利的土地。
匈牙利的红旗
照耀着他的战斗行程。
无论他在哪里战斗，
都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斗争。
西蒙诺夫认为这首题为《将军》的诗是表达了他的胸怀的成功之作。西蒙诺夫说：“是的，我正是希望能够像马杰·扎尔卡那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是的，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将在所不惜。《将军》一诗韵律不工，有的诗行笨拙累赘，但是我觉得，我的内心所包含的感情力量却使这首诗成为我的第一首真正的诗作。”
正当西蒙诺夫满怀激情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却遭遇到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打击。
1937年，文学院的几个学生，也是当时的青年作家，沙皮罗、萨布林等计划到北高加索去沿国内战争的路线旅行，集体写一本关于奥尔忠尼启则
的报告文学。他们邀西蒙诺夫也参加这次行动，希望西蒙诺夫写一些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诗歌，以丰富他们的报告文学。他们的计划得到了苏联作家协会的支持，时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斯塔夫斯基还专门找他们谈话，并带他们去见正在莫斯科开会的北高加索州委书记。当一切都准备好，几个年轻人正要出发的时候，有一天下课之后，西蒙诺夫突然被斯塔夫斯基叫去。一见面，斯塔夫斯基便对西蒙诺夫说：
“讲吧，讲讲你在学院里有什么非苏维埃的言论。你准备要去写奥尔忠尼启则，却在散布称赞白卫军的言论。”
西蒙诺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懵了。斯塔夫斯基说他手里有别人揭发的材料，要西蒙诺夫老实交代。西蒙诺夫虽然出身于沙皇俄国军人的家庭，身上有贵族的血统，但他是在苏维埃社会长大的，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他从本心里是热爱这个社会、热爱苏维埃的现实生活，从来就没有想到什么反对苏维埃政权、赞扬白卫军的言论。他对斯塔夫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更不会说出这样的言论。斯塔夫斯基顿时大发雷霆，当即取消了西蒙诺夫去高加索写奥尔忠尼启则的资格。他说西蒙诺夫是一边宣传反革命的诗篇，一面又想去寻找奥尔忠尼启则的革命足迹。这件事对西蒙诺夫打击很大，他心情非常沉重，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突然想起，新来的班主任曾同他谈过一次话，谈话中班主任问他对20世纪初期俄罗斯阿克梅派的诗人古米廖夫
怎么看。西蒙诺夫说他对古米廖夫的看法很一般，但是对他的有的诗作如《迷途的电车》《雪豹》也很喜欢。西蒙诺夫想这可能就是斯塔夫斯基所说的“宣传反革命诗篇”。西蒙诺夫怎么也想不到新来的班主任竟是这样的人，西蒙诺夫认为，这个人打小报告诬陷别人，是在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选中西蒙诺夫只不过是看到西蒙诺夫的家庭出身有那么一点把柄可以利用而已。这件事给了西蒙诺夫深深的刺激，也使他更加深了对苏联社会的复杂性的认识。
从后来西蒙诺夫的经历看来，这次事件对西蒙诺夫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起什么消极的影响，大概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了。所以西蒙诺夫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四年之后，又考取了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生，但是西蒙诺夫在这里并没有学到毕业。1939年在中蒙边境上爆发了日本关东军和苏联红军的武装冲突，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所谓的“哈勒欣事件”（我国历史上称“诺蒙坎事件”。）西蒙诺夫被紧急召去当军报记者，西蒙诺夫没有结束学业，便立即出发到蒙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