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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诸多国家及经济体都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全球范围内货币资金流动性过剩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之间的矛盾并未有效解决，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从国内来看，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土地使用成本、维护和改善环境的成本、交易成本等节节攀升，我国诸多产业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产业将被迫由依赖低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掌控核心技术的发展模式。因此，深入研究综合成本上涨对我国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影响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下面将简要述评国内外学者对本书相关的研究。
现有文献中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成果数量众多、角度不同、结构复杂、结论各异。不过，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产业升级的内涵是产业由低技术和低附加值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转变（刘志彪，2000
；聂建中，2009
；夏飞龙，2016
）。另外，Ernst（2001）将产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分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其中产业内升级包括要素间升级、功能升级、需求升级和产业链升级。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升级进行深入研究时，主要包括三种研究视角，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产业价值链升级，三是产业技术升级。本节将依据这三种视角，回顾和分析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明确本书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学术界对产业升级的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结构升级。17世纪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一书中就率先开始关注产业间资源流动现象。1935年，经济学家费歇尔确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克拉克利用此方法提出了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此后，霍夫曼工业法则、库兹涅茨的综合分析理论、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赫希曼的产业关联理论、筱原三代平的结构基准理论等，都成为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程度进行了进一步量化研究（周振华，1992；
吕政，2000
；刘伟等，2008
；Alfonso Gambardella等，2010
），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人口、环境、制度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Levine R.，1997
；Lydia Greunz，2004
；Kamasak R.，2011
）。其中，有些学者探讨了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何慧爽，2009
）。
国外学者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分类、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如Humphrey（2002）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包括工艺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与跨产业升级。
Arndt（2001）指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和利益分配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步伐。
Abegaz B.（2002）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产业结构存在弱收敛性；
在此基础上，Nicole（2010）指出欧洲各国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是各国由工业向服务业演进导致的。
在影响因素方面，一部分学者关注了创新因素，如Arthur（1989）认为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技术创新诱导规模报酬递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Anronelli（2005）指出一国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引致技术创新，创新方向和速率会随着要素价格发生改变，这一过程最终会影响经济产业结构。
而另一些学者，如McKinnon（1973）
、Shaw（1973）
以及Stiglitz（1985）
、Levine（1997）
等人则关注金融因素，其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影响着经济资源配置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类似的，Wurgle（2000）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更完全的金融市场信息、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
Acemoglu等人（2008）构建模型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
之后，又有学者关注了城镇化步伐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例如Kolko（2010）认为城镇化通过科技创新、推进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和集聚，间接引发了产业结构升级；
Michaels等（2012）认为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产业分工和重组，并最终推动现代产业要素的集聚，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测度、评价体系、影响因素等角度展开，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行问题与对策分析的文献也较多。本部分将国内最新的相关研究分三个角度整理如下：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升级定义、测度与评价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定义方面，各个学者有不同的侧重点。如周振华（1995）认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升级。
刘志彪（2000）
等人认为可以通过高附加值产业替代低附加值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一过程中要注意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升级。姜泽华和白艳（2006）强调产业结构升级应当包含的具体内容，指出其一是产业数量和交易活动容量增加所引起的产业结构规模扩大，其二是技术、设备、工业、材料、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质量提高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其三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要素互通程度与关联程度增大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联系变紧密。
张晓宏（2012）认为结构升级的外在表现是经济良性发展和国际贸易条件改善，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在于生产率提升、需求升级与技术创新。
李子伦（2014）强调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率、人力资本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升级，并将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与产业结构演替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分开来，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是要素生产函数的高效化。
根据上述介绍，不难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看法并不统一，但都承认技术创新、要素利用效率、产品附加值等的重要性。本书基于前人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定义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即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变迁过程，其内在机理是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外在表现是某个国家产业体系的产品附加值增加、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与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姚志毅（2011）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体系，指出判断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否，需要考虑五方面的因素：产业生产能力、产业市场拓展、产业发展环境、产业价值链和高附加值产业创造力。
李子伦（2014）基于科技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及其细分指标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数。
杨青龙等人（2015）梳理了历年来研究产业结构升级测度的文献，总结了四种用以评价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从产业规模变动速率出发对产业升级进行评价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Michaeli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侧重于产业升级的规模和效率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关注产业升级方向的产业结构超前系数，以及反映产业升级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与先进经济体的相似度的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
在21世纪初，我国学者主要关注技术创新、社会需求、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例如，刘芳等（2009）
强调了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认为由于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比较生产率差异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姜泽华等（2006）指出社会总需求、科技进步、制度安排和资源享赋是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
；黄茂兴等（2009）则以1991—2007年的数据为例，研究了经济增长、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选择和合理的资本深化来实现；
钟陆文等（2013）认为需求结构失衡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也随之失衡，而消费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来引领产业结构优化。
随后，部分学者开始探索政府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例如，孙军（2008）指出政府的政策因素对产业升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苑等人（2012）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特征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波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行政管理支出的波动性与科教文卫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相比，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更大的负面作用；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缓解财政行为波动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
褚敏等（2013）研究了我国转型期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原因，发现纯粹的国有企业垄断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地方性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作为上述二者结合体的行政垄断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的阻碍作用。
近两年来，部分学者对影响因素的探讨不断深化，开始关注区域和异质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例如，梁树广（2014）基于我国2000—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国家角度看，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从小到大依次为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交通基础设施；从区域角度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故政府可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扶持技术创新、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采取差异化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武晓霞等（2014）利用我国199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省际产业机构升级的异质性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技术水平提高和FDI增加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个人消费需求、人力资本、对外贸易规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但贡献较小；投资需求、政府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
之后，武晓霞等（2015）以其中的人力资本为切入点，利用2002—2012年的数据，从省级和区域两个层面研究人力资本异质性、知识外溢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省级层面看，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推进作用，而知识外溢的影响依据其衡量指标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产业集聚或研发存量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单独的研发存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则产生抑制作用；从区域层面看各影响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其中人力资本异质性有利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但不利于中部地区。
此外，汪伟等（2015）创新性地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的理论机制，同时运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总体而言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表现为中西部地区较强而东部地区较弱。
国内的早期研究主要主张依赖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张其仔（2008）
、林毅夫（2010）
等学者都认为经济发展应与各个地区固有的资本和劳动禀赋结构相符，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必须依赖于其比较优势。蔡昉（2009）也认为依赖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路径是可持续的，指出通过产业承接可帮助我国内部地区实现产业雁行转移和结构升级。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渐渐意识到依靠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张其仔（2014）受蔡昉等人的思路启发，运用能力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分析，指出我国雁阵式产业升级可能面临“比较优势陷阱”或“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
之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一些学者十分关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问题和方向。例如，汪海波（2014）考察我国近代社会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指出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迈向工业化中后期和现代化，但仍存在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着农业物质技术等基础不稳、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服务业较弱等诸多问题，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是：基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农业迈向现代化、制造业由大到强，大力保障和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海洋产业的发展。
沈坤荣等（2014）认为体制障碍、思维僵化、路径依赖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的内在原因；
类似地，余永泽等人（2014）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特征，指出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来源于外部与内部两方面，其一是外部干预影响因素，即政府干预、僵化的体制制度；其二是内部自然影响因素，即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制约、需求结构扭曲、技术创新水平落后制约、开放模式固化阻碍。
陈德胜等（2014）指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及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业、现代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例如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改革财税体制、发展现代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升级。
郭宁（2014）指出通货膨胀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升级进程存在阻碍作用，认为可以通过加强反通货膨胀的力度，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完善农产品储备制度，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市场化进程来为产业结构升级清除障碍。
另一些学者则尝试在其研究中构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例如，余永泽等（2014）分别从技术驱动、制度环境、需求机制、供给机制、开放模式五个角度提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与路径（例如加强自主技术研发创造强大的推动机制；完善制度体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需求结构创造有力的拉动机制；灵活要素流动创造高效的供给机制；转型开放模式创造协调的连带机制）。
陈松洲（2014）以广东沿海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提出其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包括：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升第二产业发展层次；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
张银银等（2015）基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相关理论，提出基于市场轨道、基于技术轨道、基于全产业链的三条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及其适用条件。
回顾文献可知，国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从20世纪末期逐步展开。基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问题亟待解决的背景，国内学者主要借鉴国外产业结构理论，从产业结构比例调整的视角，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等，并且集中分析农轻重产业间的比重，较少关注服务业；同时侧重宏观、中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有微观层面的研究。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国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进一步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这个时期学者们开始关注产业内部的细分并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加入WTO后，学者们纷纷开始研究经济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也在不断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的定义，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的新情况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与评价体系。但目前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的指标体系各自为阵，具有多样化特征，尚未形成具有高度权威的评价标准，也较少有基于地区差异的测度研究。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政府行为与政策、消费与需求结构、对外贸易、FDI、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近年来，不同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区分全国与地方产业结构升级、对东中西部各个区域进行差异化研究、进行分省比较研究等等，研究视角不断开阔，研究深度逐步提升，同时兼具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但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和突破性依然有待深化，而且仍然缺乏综合成本变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专门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和难点问题，对其现状、问题、对策及路径分析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多数学者提出从自主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信息化、加速市场化、创造优良的金融、政策、体制等宏观环境等产业结构升级对策。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从微观层面出发的结构升级路径研究成果不多；同时，对于将这些对策落到实处的具体分析仍然缺乏较为实用的路径指导。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将价值链扩展到全球范围。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并认为产业升级是指资源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换的过程。此后，对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研究逐步兴起。20世纪90年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位置向高附加值位置演变的过程
，并且提出了特定地域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形式及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升级的方式（文嫮等，2004
；Kohei Oro and Bill Pritchard，2011
）。同时，国内外学者也进一步剖析了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如租金、进入壁垒、技术、组织能力、要素成本、交易成本等（Michael G.Jacobides，2005
；张少军，2009
；涂颖清，2011
）。
国外对价值链的研究较早。Gereffi（2001）从企业层面拓展到产业层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进行研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认为GVC体现着全球产业链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动态过程。
Kaplinsky等（2001）认为全球价值链是产品从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直至售后服务的整个过程，并指出只有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才能创造价值，占据战略价值环节可以在价值分配上得到更多利益。
此外，国外文献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测算研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方法，例如Hausmann等人（2007）研究一个国家的价值链攀升幅度，指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可以用行业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衡量。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内涵、影响因素、升级途径等角度对产业价值链进行了许多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成果。
蒋兴明（2014）认为价值链升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企业从产业链边缘延伸至核心环节，二是一个国家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得以增强。
陆斌（2012）
、盛斌等（2015）等学者则把价值链定义为产业升级的一种特定方式，指出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升级方式，认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升级的途径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四种形态。
大多数学者认可价值链升级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价值链升级的劣势，如刘仕国等（2015）认为依靠全球价值链升级可能带来一些风险，例如加剧产业升级的波动性、导致某些企业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关于产业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对外贸易、组织资源等方面。例如于明超等（2006）通过调研我国内地代工制造企业，发现企业技术能力和生产规模是制约企业升级的根本因素，指出企业应该不断地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提升技术能力，为企业实现价值链升级做技术保障；
汪建成等（2008）通过格兰仕技术升级案例分析，指出长远的技术战略思想、上游产业供应链中的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升级与渐进式的国际化进程有效结合等因素是决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因素；
毛蕴诗等（2009）的研究表明，组织资源与企业能力是OEM企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一些新的影响因素，如人力资本、制度环境、FDI等。如韩红丽等（2012）利用产业价值链理论，构建了一个中观层面的产业升级研究框架，认为产业价值链在产业价值的延伸效应、竞争效应、整合效应与集群效应的互相作用下，带来产业价值链的横向规模效应和纵向关联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
李静（2015）对我国制造业的初始人力资本选择匹配、垂直专业化、产业价值链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而通过在准确选择与垂直专业化阶段相匹配的初始人力资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有助于推进产业价值链的持续升级。
曲泽静等（2016）的研究发现新常态背景下，创新驱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提升，协同创新驱动系统（包含创新主体、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环境等）是推进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关键载体。
郝凤霞等
（2016）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价值链位置的变动直接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此外，较多的学者将研究对象集中于我国的制造业。例如，吕剑亮（2014）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发现地区研发能力、产业基础（生产经验、产业规模化水平、技术积累等）、劳动力投入、劳动力禀赋等因素对我国加工贸易产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经济开放程度存在不利影响，外商投资水平的作用不明显。
余姗等（2015）基于制造业2002—2012年的数据，以产品内分工视角为出发点研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发现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总体以及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链长度之间呈现U型关系，与中高技术制造业之间是倒U型关系；外资进入强度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对产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依据行业变化；研发投入有助于推进价值链攀升。
刘圣香等（2015）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运用联合脉冲响应函数和VAR动态系统模型，研究了浙江省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高级人力资本要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制造业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对浙江省制造业升级的解释程度高达99.98%。
陆斌（2012）认为价值链层级的形成除了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和混合驱动，还有成本推动、竞争带动、技术推动等模式，并提出了基于价值链的三类产业升级路径：产品族内升级、产业功能链升级和产业价值链升级。
不过，国内学者在探索产业价值链升级的途径时，通常从两个方向出发。第一是分区域或地区的探索。例如，张向阳等（2005）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比分析了苏州和温州两地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发展面临困境和挑战，研究建议苏州应通过引进高质量的外资设立外资研发机构，同时加强企业研发力度，打造自有品牌；而温州则可以通过组建集团化大公司的方式继续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
刘辉（2013）研究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升级策略，认为应充分利用该地区中心城市的比较聚集优势，通过政府宏观协调形成有利于发挥电子商务B2B平台优势的产业环境，从而激活高级要素，实现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国内产业价值链并建。
陈雅静（2013）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促进京津翼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整合的对策思路，如内生拓展型升级、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创新合作模式等。
胡国恒（2013）研究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和能力构建问题，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博弈模型分析发现，本土企业借助全球价值链进行的低端升级是不可持续的，本土企业实现高端升级的可行途径是取得具有制度性优势的知识资本，并指出我国本土企业的能力构建有三个子策略，即静态重构、动态迁移、本土杠杆，而实现价值链持续升级的先决条件是释放制度红利、构建交易效率优势和要素质量优势。
刘川（2015）发现地区制造业的升级能力直接受到该地区产业资源投入水平的影响，而价值链升级的绩效主要受到资源利用效率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我国制造业想要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环节的改变与升级，可尝试原有价值链深度嵌入、价值链上下游嵌入和新价值链嵌入这三种途径。
蔡勇志（2015）基于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国际形势，研究并提出了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路径：在充分发挥“中国制造”比较优势的同时，向“中国智造”转变；依靠功能升级、链条转换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融合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
第二是细分行业的探索。例如，黄永明等（2006）以我国纺织服装行业作为研究行业，深入分析了该行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升级路径选择问题，研究并归纳出了我国服装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三种升级路径，即：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市场和技术相结合的能力。
马涛（2015）基于我国汽车产业升级与印度、德国、美国、日本等国进行国际比较分析，认为对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汽车产业升级，需要在制度创新、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价值链重构等方面做出变革和提升。
价值链升级理论为产业升级问题开辟了一种微观层面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思路侧重于产业内部的深度分析，将产业升级落实到企业行为这一微观层面，将企业创新与产业价值链升级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对于区域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回顾文献可知，国外率先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研究了价值链、生产链、产业链、供应链等概念，这些概念较为类似，但其范畴也有一定的差别。国外学者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较为丰富，研究内容聚焦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价值链升级的测算方法也较为成熟。
国内学者从内涵、影响因素、升级途径等角度对产业价值链进行了许多研究。国内学者在定义价值链升级的时候强调价值的提升，认为价值链升级是产业升级的一种重要路径和形态，指出技术、产品、功能升级都可以是价值链升级的不同方式。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开放条件下的产业价值链升级路径进行探索，并开始关注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在分析影响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因素时，国内文献普遍认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产业基础等因素有利于产业价值链攀升，而环境规制、外商投资等因素则依据所研究的地区和行业对象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研究结论。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其中某些因素与产业价值链升级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U型或倒U型关系。在对我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路径研究成果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整合，提升知识、人力、技术等要素质量，改善制度环境，以及价值链嵌入等对策思路被广泛采纳。
国内学者在研究产业的价值链升级时，大都从某一具体行业或地区出发，研究时大都考虑国内特殊的经济和产业环境，因而实用性较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价值链研究，关注企业内部变革对产业链升级的带动作用。这种研究趋势极大地拓展了产业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但也容易忽视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注意把握宏观与微观层面分析的平衡与衔接。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技术升级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有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了发达国家的企业定位于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与产业技术水平提升的关系，并指明了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Feenstra&Hanson，1995）
。此后，学者们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王云平，2005
；王岳平等，2005
）研究了产业技术升级对产业发展、更替、融合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了产业技术升级的对策。同时，学者们对产业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产业向高技术水平方向的升级，将增加产业内对科技人员和专业劳动力的相对需求（K.Head&J.Ries，2002
；Chang&Hong，2006
；Claudio Michelacci&David LopezSalido，2008
），而张昌彩（2006）认为人力资源的落后状况会制约产业技术升级
。近年来，学者们更加关注产业核心技术升级，柳卸林等（2011）研究了基础研究对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影响及资源配置机制。
国外学者例如Kaplinsky（2001）研究制造企业技术升级问题，认为存在生产工艺升级、产品功能升级、产品技术升级、产业链升级共四种技术升级的方式。
Sturgeon（2002）认为技术经济范式对产业更替存在影响。
首先关注产业技术测度的是国外学者，Hausmann（2003）创新性地指出，可以使用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对一个国家的某种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测算；
又进一步提出衡量产业技术水平的出口复杂度指标，指出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是某个产业的结构和层次的衡量指标，也可以反映其在全球国际分工中的位置（Hausmann，2005）
。之后，Hausmann（2007）等人研究跨国截面数据发现，国家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人均GDP对技术出口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Rodrik（2006）在Hausmann的基础上完善了行业出口复杂度指标，同时也发现人均GDP的增加会促使技术出口复杂度提升。
Schott（2008）发现经济增长有助于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
也就是说，国家规模、人力资本、人均GDP和经济增长都会影响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另外，在技术升级的影响因素方面，Mattoo等（2006）认为金融和电信服务行业的自由化发展，对国家的整体产业技术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Pipkin（2008）分析南美洲的装备制造企业，发现企业生产能力、经营状况、品牌都是技术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升级模式。
在分析产业技术升级时，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产业技术升级的概念及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影响产业技术升级的因素、产业技术的升级模式和升级路径等，近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王岳平等（2005）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产业技术升级的核心所在，产业技术升级的概念类似于狭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新产品的出现，新型材料、新能源的使用，启用新工艺、新装备，提高人员素质，减轻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作环境，以及改善产业组织和提高管理水平等等。
崔焕金（2010）认为产业链与技术链相对应，产业升级实质上是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地方产业升级，关键之一是与发达国家进行先进技术体系对接并沿着全球技术链实现渐进升级，关键之二是进行技术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技术的跨越升级。
徐康宁等（2010）认为国际先进技术对我国产业的技术升级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于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我国产业通过消化吸收，转化成自我创新能力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
薛光明等（2009）
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产业在模仿性技术创新、原发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与战略选择：对于一般产业，在保持必要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条件下，充分实现模仿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互促效应；对于主导产业，在保持必要的原发性技术创新条件下，充分实现原发性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互促效应；同时，针对整体产业技术，我国应加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原发性技术创新方面的巨大差距。
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细分领域或细分行业的产业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研究。例如方斌等（2014）研究现代煤化工产业，探讨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探索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产业升级新模式，结论认为通过技术驱动产业升级是可行的。
邱国栋等（2015）从价值链视角分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汽车产业升级，发现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在企业层面上升级的根本影响因素，合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实现向更高价值量节点的升级，自主创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向更高价值量含量的价值链跃迁。
徐赞等（2015）认为在高端技术产业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充分利用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主导产业技术升级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运用DPG模型和拓展后的列昂惕夫天际图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主导产业由本国技术升级所带动的增加值上升的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国内学者较多关注关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影响。现阶段，我国产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核心技术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主要障碍。例如朱瑞博（2010）指出，技术创新链整合者的缺失是阻碍产业升级的关键；
吴晓波等（2010）也指出，龙头企业创新带动能力弱直接导致了本土企业的群体创新惰性，严重地阻碍了产业的升级转型；
赵醒村（2010）认为科研重点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对产业技术升级有重要推动作用，包括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优秀人才战略储备、解决关键技术瓶颈问题等，并基于对科研重点实验室的优势和局限的深入分析，从实验室的人才培养、自身定位、合作机制、研究方向、评价机制等方面给出了有利于产业技术升级的建议；
赵红岩等（2103）分析了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创新环境、企业内生创新能力三者对长三角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发现内生创新能力是决定性因素，而跨国资本技术溢出是主导性因素
。
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人力资本或人才相关因素的影响。例如，蒙丹（2010）从收入与需求角度出发，指出抑制创新的可能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由于中间收入阶层比例的下降，导致对创新产品需求的减少，进而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导致整个产业技术升级滞后。同时，劳动力报酬过低会诱使企业进行劳动密集型活动的生产，不利于产业资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陶文依美（2014）研究了江西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升级，认为通过技术变动及人力资本流动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通过技术驱动机制有助于实现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目标。
另外，张萃（2014）从企业层面对产业集聚区的技术升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企业技术升级存在水平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和结构效应（对异质性企业的），对落后企业而言，可通过产业集聚获取先进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技术升级，但对先进企业而言，集聚带来的技术创新升级边际贡献不太明显；该研究还发现，产业集聚进行优化升级的内生源动力是区域创新系统与该系统内部企业的技术升级之间所存在着的收益递增的正反馈效应。
早期的文献主张通过技术引进或吸收进行产业技术升级。例如，孙鳌（2009）主张以研发联盟推动企业集群和产业技术升级；
赵果庆（2010）则认为将先进的国外技术与本国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的突破；
傅元海等（2014）基于前人的研究思路，利用1999—2012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做进一步探索，发现自主创新和外资不能直接带来技术溢出进而促进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对外资技术进行消化和吸收，通过提高本地产业技术能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寻求高端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突破，最终促使外资转移其先进技术，以此促进制造业的产业技术升级。
同时，一些学者依据技术链思路来探索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如崔焕金（2010）认为地方产业技术升级主要包括三种模式：全球技术链的链内升级、全球技术链的链间升级以及全球技术链的跨链升级。
朱瑞博（2011）认为区域产业升级可通过构建因地制宜的核心产业链、发展核心技术链，引导本土企业积极通过自主创新或利用外资引进优势产业的基础技术、关键技术、高新技术和主导技术得以实现。
近几年，越来越多学者关注不同产业或地区的产业技术升级路径的特殊性。例如，郭晓丹等（2012）基于新旧产业间的技术升级理论，探讨从传统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升级路径，包括突变式的新旧产业间的技术跨越与渐进式的新旧产业间的技术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新旧产业转型的技术创新发展思路。
席艳玲（2014）对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技术进步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每提高1%，会导致技术进步指数提升0.55%，并给出了通过各地区引导不同产业合理集聚促进地区技术升级的建议。例如中西部地区侧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则根据城市的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采取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利用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突破瓶颈、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途径促进产业技术升级。
蔡庆丰等（2014）总结美国和日本的产业升级创新经验，考察我国温州、西安和京津翼三个地区的产业技术升级模式，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受到各自历史因素、现实条件、金融发展状况的约束，指出各地区应当在新兴技术驱动的、政府引导的、区域协同的升级模式中选择符合自己地区特色的途径。
另外，刘冰等（2014）提出了一条由微观行为转化为宏观话语的产业技术升级路径，即本土企业可通过持续技术突破和品牌提升，利用分工深化和广化实现市场扩张拉力和技术创新推力的良性互动，按照“产品价值节点—产品价值片段—行业价值链条—产业价值网络—国家价值空间”的途径实现升级。
国外学者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定义、类型、方式、影响因素等研究成果丰富，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关于产业技术水平的测量指标已成体系，较为成熟，例如产品技术复杂度等。国内学者早期从生产率提高的角度研究技术升级，一些文献主张产业升级的实质就是产业技术升级，强调技术进步对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升级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和成熟，大家意识到了技术创新对于一国产业的重要性，为了适应我国各个产业部门发展中的技术升级需要，学者们的在研究产业技术升级时开始关注分领域和分行业的研究，研究视角得到拓展。普遍认为基础研究、创新环境、创新能力、技术溢出、人力资本对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应当重视这些因素。同时，近几年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内在因素对于整个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已出现一些关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因素与产业升级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章。对我国产业技术升级路径的研究集中于全球技术链、核心技术链、技术突破、技术引进与吸收、产业集聚等方式，同时强调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但是国内学者在评价产业技术升级时，通常借鉴国外学者的测量指标，且多从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数量上进行评价，忽视了技术升级的层次和质量评价；而且，对于各个地区的差异化研究仍然较少，也缺乏不同行业之间的产业技术升级特征、路径及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也缺乏对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探究，很少提及成本因素对于产业技术升级的作用机制。
本节从两个角度梳理和总结与综合成本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一是关于综合成本的概念、测算、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其二是关于综合成本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最后，对现有文献进行简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本书的突破点和创新点。
学术界对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交易成本等进行了系列研究，界定了其内涵与外延，并将上述成本引入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后，安礼伟等（2004）
学者们界定了商务成本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归纳和梳理，提出了综合成本的概念，有些文献也将综合成本与商务成本作为同义词混用。目前，学者们一般认为综合成本是企业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的总合，其应包含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随着研究的深入，时慧娜等（2010）
学者将环境成本等纳入综合成本范畴。本书中的综合成本主要指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交易成本等。
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曾用“一揽子成本”来描述综合成本。美国会计学会提出“完全成本”的概念，用以描述与产品生产有关的包括固定成本与其他费用在内的所有应从产品收入中得到补偿的耗费。Coase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及《社会成本问题》（1960）中提出并创立了交易成本理论，他指出交易成本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企业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的交易制度，企业通过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Arrow K.J.（1969）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Williamson（1985）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和费用”，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指出节省交易成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
诺斯（1994）基于组织生产的角度，提出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生产成本由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组成。
Bevan等（2004）从成本出发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成本因素包括制度法律成本、交通通讯成本、国外设立人事部门的成本和文化语言差异引起的成本。
国内对综合成本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描述，文献研究中存在“综合成本”、“全成本”、“完全成本”、“商务成本”等多个类似概念。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对综合成本进行概念界定和测算。例如，蔡翼飞等（2010）研究认为综合成本可分解为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综合成本是它们的有机耦合而非简单相加，其中显性成本主要体现为要素投入、直接支出等容易度量的成本，而隐性成本则体现为科教及创新环境、生态环境、投融资环境、服务业发展环境、市场发育程度、政府保障能力、政府工作效率等带来的环境成本和交易成本，且难以度量；同时，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沿海26个城市的高端制造业进行综合成本测算和敏感度分析，发现其显性成本与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而隐性成本与经济发达程度呈负相关，且高端制造业发展对要素成本及总显性成本不具敏感性，而对隐性成本较为敏感并与之负相关。
类似地，时慧娜等（2010）将综合成本划分为显性（要素成本、生产服务成本）和隐性（制度成本、环境成本）两种类型，并指出其中显性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土地使用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水务成本、电力成本、公共交通价格成本、通信成本、企业税负等，并以北京市的高端制造行业为例，测算其综合成本并分析其相对领先和落后环节，明确其关键成本制约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降低综合成本的政策建议。
王蕊（2014）以辽宁装备制造业为例，构建了装备制造业的综合成本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税收成本、交通和通信成本、科技创新成本和市场化成本9类成本共12个具体指标。
同时，部分学者探讨了商务成本、环境成本以及综合成本的上涨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例如，苏云霞（2012）认为商务成本指企业与投资者为完成各种交易活动而需要支出的与所在地区（行政区域）有关的所有成本，主要由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构成，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外生性成本。
高云虹等（2013）构建了商务成本的评估指标体系，基于对中西部地区的交易成本、要素成本和商务总成本的综合评估，分析相关转移行业对不同地区商务成本的敏感度，并据此提出针对中西部各省市的产业承接行业选择建议。
方巧云（2013）认为环境成本指的是商品在研发、生产、运输、使用、回收等过程中为解决和补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流失所需的费用之和，一般不包含在产品成本中，而环境成本内在化是对环境成本进行估价从而使其成为产品成本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产业国际竞争力。
许召元等（2014）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工业品的价格变化和我国工业综合成本进行分解研究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2001—2011年期间，要素价格上升使我国的工业品综合成本每年约提高7%，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要素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消极影响；同时发现，对于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行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的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如果成本继续上升，必然会对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国应通过进一步出口升级战略、开放市场准入，注重创新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综合成本来维持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国内学者还探讨了影响综合成本的因素和降低综合成本的路径。例如，马建会等（2011）研究了广东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企业综合成本的降低路径，发现人力资本成本、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欠缺、物流成本是推动企业综合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而产业配套的完善程度是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关键；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实施人力资源保障工程，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构建物流支撑体系，完善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产业链，合理规划和布局企业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配套。
唐羽（2013）分析辽宁地区的经济综合成本上涨影响因素，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信任资源的缺失会对社会主体的合作积极性造成破坏，从而导致经济综合成本上涨。
学术界普遍认为成本变化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对美国和英国成本上涨的研究较早。David（1975）对美国工业发展的研究结论表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时，美国企业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以此规避巨大的成本压力。
Kumbhakar（1992）研究美国的航空行业，发现在要素价格被不合理因素扭曲的状态之下，企业会减少科技要素投入，而对资本和劳动力进行过多投入，从而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企业技术进步速度也降低。
Katz（1992）
、Katz（1999）
等人研究美国1963—1987年间的技能员工和非技能人员的相对工资上升现状，并认为这种现象表明美国产业的内部要素密集度有所变动，也体现了美国产业的技能性技术进步。Broadberry&Gupta（2006）探讨英国及美国于19世纪时期的工业发展进程，发现劳动力工资对这两个国家的工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具有极大的正向作用。
Van Reenen（2007）对英国企业的研究表明，工资水平和企业技术创新二者具有替代关系。
宗永建等（2014）指出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降低、页岩气开发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其与我国的成本差距不断缩小，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原因之一。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汇率变动和石油危机等因素带来的企业成本飞速上涨的危机。Charles（1995）从国家制度结构、交易成本节约以及竞争优势角度对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根植于日本企业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助于降低其实现合作和专业化的成本，从而促进自我管理工作团队和长期稳定的供应商关系的形成；认为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的部分来源，在于其制度结构带来了较低的获取合作和投资的交易成本。
陈建军等（2004）分析日本20世纪的产业升级，认为日本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陆静丽（2011）研究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案例发现，环境成本有助于激励和促进日本汽车企业进行节能环保技术创新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平力群（2015）研究日本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以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指出日本政府分别从降低企业的技术获取成本、技术转化成本（通过设立促进创新实用化的直接补贴制度、节能环保设备投资辅助金、低吸融资支持等降低资金成本，通过政府实施的人才培养计划降低人才成本、完善法律法规以降低制度成本）以及市场推广成本（环保积分制度、节能补贴及税收优惠制度）三个角度来帮助新兴产业降低产业成本从而促进日本的产业升级。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成本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也支持综合成本上涨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部分学者关注单一国家的综合成本变化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如Kleinknecht（1998）研究荷兰的低工资政策，认为长期而言，低工资会阻碍企业进行创新投入，不利于企业的生产工艺创新，且较低的工资增长率使企业的生产率提升缓慢
；后来，Vergeer&Kleinknecht（2007）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劳动力成本上涨会促使企业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而更多的资本会推动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
。汪灏（2008）指出台湾20世纪后期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致使台湾企业面临发展瓶颈的现象，进而促使企业进行FDI或者技术升级。
周劲（2013）研究韩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变化，指出工资上涨、贸易保护加强、国际价格竞争等因素导致了各产业在整个韩国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优势部门变为劣势部门，而重化工业则获得了比较优势并逐渐成为了韩国的出口主导部门。
同样，黄娅娜（2015）也研究了韩国的产业升级经验，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韩元贬值、银行利率上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韩国产业受到重创，韩国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扶持中小型风险企业，对大企业集团进行改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金融改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保护战略，放松政府管制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措施，有效帮助韩国恢复经济并推进韩国产业升级。
丁纯等（2014）关注德国的产业发展，指出德国制造业虽为世界翘楚，但目前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德国自2011年起劳动力成本增速已超过欧元区的平均增速，这给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了较大威胁，德国需要通过进一步推进技术进步来强化其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德国政府已提出了“工业4.0”计划加入了再工业化浪潮。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探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成本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例如，Kaplinsky&Morris（2001）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业绩评价体系，将“成本下降”作为衡量产业过程升级的重要指标。
祖强（2002）总结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律，指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劳动力、矿产、能源价格的上涨，产业结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发达国家纷纷将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国内产业则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
Jung&Mereenier（2008）以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外包为对象，研究其对母国技术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只有采用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技术的企业才有能力实施对外投资与外包行为，而采用低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技术的企业只能在国内生产，而市场竞争会迫使后者通过技术改革和员工知识技能提升，促使企业参与到高端生产环节，最终促使国家层面的技术升级。
史世伟（2014）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状况，指出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的成本竞争压力促使美国、日本等国将制造业向低工资地区和国家转移，并将产业重心调整到了金融业以及服务产业；而德国制造业则通过对其生产体系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创新来应对成本压力。
此外，有些学者在描述成本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时，从关于产业升级动力机制的传统观点（如制度经济学等）出发进行拓展，而没有区分国别和地区因素。刘志彪（2000）认为仅从生产率和需求收入弹性两方面来分析产业升级动因的传统观点是片面的，指出还应当考虑由劳动分工的复杂化、扩大化带来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快速上涨会增加生产者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求，从而诱导金融服务业、政府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企业咨询及法律服务等服务行业的增长，从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马健（2005）认为制度经济学、生产率、收入需求弹性等观点可以解释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演变动因，但信息时代的产业升级则要从信息技术融合角度来进行动因分析，指出信息技术融合可以通过节约交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提供增值服务等方式推动产业升级。
吴进红等（2006）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动力机制，认为技术创新会导致各产业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从而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推进产业结构演替；而当成本的降低速度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由于产业逐渐发展成熟而放缓时，又会引发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主导产业更替。
冯梅（2014）认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产业的要素禀赋条件，继而影响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市场化程度和制度环境改善带来的交易成本、配置成本及要素流动成本也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之一。
汪伟等（2015）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的理论机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消费需求以及迫使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方面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国内现有的关于综合成本上升对产业升级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关于综合成本与产业升级关系的主要研究结论可归纳为如下几类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综合成本增加可能对产业升级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例如，郭万达等（2008）指出，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具有“双刃剑”的特性，既可能加快产业升级，也可能使其受阻，这一结果应取决于产业转移和新产业的建立能否实现良好的协调，即对“腾笼”与“换鸟”节奏的掌控。
何祎男（2008）认为，成本上涨推动的产业升级往往是被动形成的，不具有主动的预见性，因此这种升级路径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有些学者认为综合成本上升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有学者提出综合成本上涨会导致产业“空心化”或者产业消亡（郭万达等，2008
），此外，也可能通过产业转移粘性阻碍产业升级（郭丽等，2009
；贺胜兵等，2012
）。例如，毕子明（2003）认为，产业资本向低成本地区的流动，会造成本地区内产业进行产业转移，同一时期若本地区没有形成新的产业，这会导致本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不利于本地区的产业升级。
郭丽等（2009）认为，“路径依赖”使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其不断扩大形成的极化效应和锁定效应会弱化扩散效应，进而形成产业转移粘性并阻碍产业升级。
贺胜兵等（2012）指出，我国劳动力价格在各地区间的差异不大，使得我国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竞争中难以取得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一点上无法大规模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进行产业转移。
此外，刘哲明（2010）认为，技术模仿成本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企业树立创新意识、削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形成低成本模仿对创新及产业优化升级的阻碍机制，最终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制约产业优化升级。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综合成本上涨对产业升级起促进作用。
许多学者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产业升级的有利影响。如郑延智等（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一产业比重产生负向影响，但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显著的有利影响。
刘新争（2012）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认为某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会使其比较优势丧失，这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同时推动产业升级。
罗来军等（2012）认为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言，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力成本具有负面影响，依赖劳动力成本控制策略而取得赢利的产业存在研发投入不足与创新成果不足等问题，并且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因此适度提升我国工资水平（综合成本也会上升），将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升级。
另一些学者则直接关注交易成本、要素成本或综合成本的变化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苏云霞等（2012）考察上海市的企业商务成本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发现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关系是此增彼减的，商务成本的总体上升趋势及其构成变化会改变产业转移方式，即由基于产品间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转变为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模式，最终促进产业升级优化。
周正柱等（2013）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交易成本的下降水平远低于要素成本的上涨水平，制造业会在利润的驱使下向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杨亚平等（2013）认为由于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导致的区域间或行业间成本差距加大，会促使形成一种动态变化的比较优势，继而引发资本的跨区域和跨产业流动，最终引导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进行转移、诱发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全国层面的产业升级。
陈明鑫（2013）认为各产业可以充分发挥要素替代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进步、产品结构升级等方式将综合成本上升的外部压力内部化，从而形成成本上涨对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
原小能等人（2015）研究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在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情形下，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源用于资本和技术，从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会吸引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环节，从而诱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国内文献也分析了不同行业综合成本上涨的影响。例如，王蕊（2014）以辽宁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了综合成本上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发现综合成本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作用正在逐年增大，但综合成本上升并未削弱辽宁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这是因为综合成本上升在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成本负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成本上升会给处在价值链低端的企业或产业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迫使其向外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保留了更多的资源，最终使其产业竞争力得以保持）。
现有文献对综合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成本的定义、分类、影响因素，综合成本的测算，综合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以及降低综合成本的对策建议等方面，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现有文献在描述综合成本的定义时，大多从综合成本的外延进行介绍，例如学术界普遍使用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交易成本、商务成本等外延来解释综合成本，或者将综合成本划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然后将上述细分外延成本分别归入这两种类型中；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综合成本的内涵定义较为模糊，缺乏对综合成本的边界划分的研究。边界模糊导致对综合成本测算的研究虽然众多，但尚未形成一种能够广泛应用的全面且系统的测算体系。
国际研究中从综合成本角度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比较少，研究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交易成本、劳动力成本与产业升级的文献较多。其中与本论题关系较为紧密的研究是关于产业演替规律、产业升级的动因分析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机制或驱动因素的研究。整理相关的文献发现，学者们大都从消费需求升级、制度经济学、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差异、技术进步、产业政策等因素分析产业升级的驱动力，而在剖析制度经济学、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差异等动力机制时常涉及与成本相关的分析。从上述文献观点中可以看出，相关国际研究中对成本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主要观点是认为成本上涨会促进产业升级。同时，这些观点也存在细微差别，例如有少数学者认为成本降低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产业升级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改进生产组织形式等方式会带来成本节约，如Kaplinsky&Morris（2001）
的研究；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成本因素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成本上涨促使企业采取应对措施或通过技术创新寻求改进，带动产业升级，如冯梅（2014）等学者的观点。
这些研究结论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指引。但是，现有的上述国际研究多从定性角度描述成本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对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和影响路径分析不够清晰，且对其相互影响关系缺乏定量数据支撑和精确的实证分析。同时，这些文献大都从单一成本出发进行探讨，并且集中于对劳动力成本等要素成本的探讨，缺乏从综合成本上涨与产业升级的关系角度对世界各国进行研究的文献，更罕见对综合成本与技术升级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综合成本与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从21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目前，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成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少，但不够细致和深入，且存在较多争议。早期研究主要认为综合成本的上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或存在阻碍作用的；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综合成本上涨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与相关的国际研究类似，我国现有文献在分析综合成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时，多从综合成本包含的子概念出发进行研究，例如研究单一的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很少研究整体综合成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也很少分析综合成本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是如何影响产业升级的；同时，关于成本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探讨较多，缺乏对影响产业技术升级的成本因素的关注。
综合分析上述文献可知：第一、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价值链升级、产业技术升级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居多，探讨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文献却很少，而且现有文献尚未将综合成本上涨与产业核心技术升级两个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第二、对综合成本上涨背景下，产业中微观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行为未能引入数理模型分析、实证分析和国家间比较分析等分析方法。本书将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着力探讨综合成本上涨对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