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低成本的竞争策略为我国企业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优势,以海尔、联想等为代表的企业迅速崛起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然而,依托低成本的竞争方式难以长期存续,随着资源要素的紧缺、城市土地供应的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问题的出现,综合成本上涨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为应对综合成本上涨带来的挑战,我国政府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综合成本上涨的背景下,产业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微观企业是否能够如战略预期的进行升级,成为其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书在通过横向国际比较后,发现我国企业综合成本优势明显削弱的事实;同时将综合成本按成本构成分为企业税费、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和其他成本,并分别通过纵向时间比较,得出各类成本在过去十年间均呈现快速上涨的趋势。当前,由于核心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落后,各类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较少涉足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我国产业核心技术水平亟待提高。面对综合成本快速上涨与核心技术水平落后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关键出路,即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依靠创新红利和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
本书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关于产业升级、产业链升级与产业技术升级的定义、类型、方式、影响因素等研究成果丰富,但研究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文献却很少。同时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缺乏对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探究,很少提及成本因素对于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作用机制。本书通过系统回顾国内外技术升级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分析了综合成本上涨和产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基本关系,并详细解释了综合成本上涨“倒逼”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内在原理。为进一步论证综合成本上涨对核心技术升级影响的传导机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并在相对要素价格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研发投入在综合成本上涨与核心技术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
随后本书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具体分析产业核心技术升级演变的过程。在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方面,本书按照博弈主体行为和市场环境分别构建两类演化博弈模型。按照博弈主体行为分类,本书构建了三个演化博弈模型予以分析,即按照产业中企业之间涨价博弈、产业中企业之间核心技术升级博弈、企业与政府之间核心技术升级博弈的脉络构筑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演化博弈模型。按照市场环境分类,本书构建了两个演化博弈模型予以分析,即产业中企业群体对称博弈和非对称博弈。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本书得出了在综合成本上涨“倒逼”背景下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演化稳定策略和复制子动态,揭示了综合成本上涨对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作用机理,理清了转移效应、转产效应、转换效应、替换效应发生的前提条件,探寻了综合成本上涨“倒逼”背景下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阻滞因素,最终构建出综合成本上涨推动产业核心技术升级的理论模型。
接下来,本书借鉴发达国家综合成本上涨推动核心技术升级的历史经验,通过深入研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综合成本上涨推动产业转型的经历,发现其产业核心技术水平得以持续升级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对核心技术创新的有效促进机制。这些有效促进机制包括:以核心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创新引导和保护政策、完善技术人才培养及储备机制、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在综合成本上涨的背景下,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这些促进机制能否发挥有效作用以推动产业核心技术升级,需要比较研究。
为了对理论模型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本书共设计了三次不同类型样本和数据的实证研究。第一次实证使用我国各省2000—2012年间工业层面的面板数据,验证了产业层面的要素成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土地要素价格的上涨会对研发投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环境成本压力上升和物价水平的提高与研发投入的增加成正相关关系。
为了将研究深入到微观企业层面,第二次实证则将样本定位于具体制造业上市企业,使用各类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具有代表性的34家公司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验证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和销售成本对专利数量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三类成本均对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成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劳动力成本每上涨1%,技术创新数量下降4.24%;资本成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资本成本每上涨1%,技术创新数量上升10.53%;交易成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交易成本每上涨1%,技术创新数量下降0.1%。
上述两次实证分别验证了综合成本对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为进一步理清综合成本、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设计了第三次实证,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制造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和中低技术制造业两类,分类研究了综合成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得到高技术制造业比中低技术制造业在面临成本上涨压力时更容易选择加大研发投入;随后以高技术制造业作为样本验证了研发投入在综合成本与三种专利数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效应。研究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可以提高发明授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数量,销售成本上涨可以提高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专利数量,城市建设维护税费和资本成本上涨可以提高外观设计专利数量,创新投入上涨可以提高企业创新的产出;同时研发投入是劳动力成本影响发明授权专利数量的完全中介变量,而研发投入是销售成本影响发明授权专利数量的部分中介变量;研发投入是劳动力成本影响实用新型专利数量的部分中介变量;研发投入是劳动力成本、销售成本、环境成本影响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部分中介变量,是资本成本影响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的完全中介变量。中低技术制造业的销售成本与研发投入正相关,其他成本与研发投入相关性不显著,说明除销售成本外的其他成本上涨不能促进中低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
基于此,本书有针对性地分别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政府而言,应致力于通过行政手段降低综合成本的上涨速度;同时出台相关政策,用以支持并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和成果。对于企业而言,则应该树立正确的技术创新理念,结合自身产业特征和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合适的技术升级战略,选择恰当的升级发展道路,通过不断的人才储备与技术开发合作,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水平,最终成功实现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