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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公元1868年维新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本进入近代时期。江户幕府后期的下级武士倒幕派推翻幕府政权，发表“王政复古”、废除将军制的宣言，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日本进入了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时期。这个时期一般被认为是日本思想和伦理观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既有全方位接受的西洋文化，又有自古以来占据日本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更有固有的日本传统的神道教文化，这就必然带来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改革与守旧的矛盾和斗争。更会出现由于时代的变革带来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念的对立与协调，当然这也是近代时期日本文化与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复杂背景。
纵观日本近代时期的整体文化和思想走向，可以认为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而要理解当时整个社会各阶层的伦理思想和伦理意识，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也是最有效的视角。不言自明，明治维新是具有民族运动特点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政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总体目标，其实这也是政府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文明开化”的含义是指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技术和知识，保障日本的独立富强，免受西方国家的侵略。福泽谕吉毕生从事教育与著述事业，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废藩置县”，确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直接统治，并规定中央政府的官制中设置文部省，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且改革学校制度，颁布由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和考试、学费等五个部分组成的“学制令”。并决定把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1所大学和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分成210个小学区，计划在全国设立53760所小学。教育行政管理完全采用文部省统一管理下中央集权制。“学制”是一个庞大的国民教育计划，虽然并未全部实现，但毋庸置疑，“学制”在普及小学教育，建立师范教育制度和推动教育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后来政府又颁布了修改过两次的《教育令》，颁布后的第二年就做修改，教育政策连续发生变化是和明治维新时期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密切相关的。后来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极力主张维护君主立宪制，提出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办教育，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理念。制定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等“学校令”，任务是适应国家的需要传授学术、技术方面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培养国家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师范学校令》规定在品德方面特别强调培养顺良、信爱和威重的气质。对师范生施以军事体操训练，学校实行兵营化管理。这种军事训练制度后来扩展到大、中、小学校，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思想。特别是，1890年用天皇诏敕的名义颁布了以儒家忠孝仁爱为教育核心内容，又掺杂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敕语》。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忠君爱国”“义勇奉公”“保卫皇运”的顺良臣民。《教育敕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方向，奠定了国民道德的基础，实质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教育的基本法，对社会和学校乃至日本整个国家的走向影响很大。不过最关键的是，这个时期根据“学校令”建立的学校系统，确立了以小学校教育为基础的近代学校制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教育体制的完善，成效显现。于是，1902年日本初小入学率达到9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而1907年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为6年，到1920年入学率达到99%，进入21世纪，日本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高度评价。
而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与思想和道德伦理相关的教材就有小、初、高中的《伦理》《修身课》《基本教育法》《伦理社会》《中小学德育课教学大纲》《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和《日本小学道德课教学大纲》等等，2001年出版的高中教材《伦理》中就分三编，其中第一编为“青年期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包括青年期的课题和自我形成以及作为人的自觉，里面列举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二十几位东西方的哲人伦理思想介绍；第二编为“现代社会与伦理”，包括现代社会的特质与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伦理；第三编为“国际化与作为日本人的自觉”，包括日本的风土与社会、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外来思想与日本、近代的自我确立和世界中的日本人等等，甚至如何在生活中花钱消费都有涉及。近代到现代的日本学校伦理教育可见一斑。
如上所述，日本近代以来的学校道德伦理思想教育的特点非常明晰，而近代日本伦理思想发展也经历了较为艰难的过程。明治时代的前期是欧化主义占主流的时代，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明治政府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使民众在形式上得到了开化；而启蒙思想家则从精神层面上使人们打破封建伦理的束缚，接受了西方近代伦理的沐浴，自由民权家则进一步使民众摆脱了封建等级观念的羁绊，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和自由，从而促进了近代市民伦理观念的形成。首先，1889年日本政府通过的《日本帝国宪法》，以及上面提到过的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这两个文件不仅标志着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而且统一了日本国民的思想，奠定了日本近代伦理观念的基础。
《日本帝国宪法》所提出的主权在君思想作为道德教育的大法，还明确规定了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形成了日本近代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而《教育敕语》不仅规定了学校的德育方针，而且成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准则，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确立了正统的思想体系，构成了近代伦理的核心内容。这种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融合性的家族主义道德观。教育敕语规定了臣民的克忠克孝、友兄弟、夫妇相和的传统儒教伦理观的核心内容。但这种伦理已超出了儒学家族主义伦理观的局限，融合了从西方舶来的爱国心理论。二是层次分明的社会道德。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道德也就成了社会道德的基础。《教育敕语》中将家族道德进一步拓展为社会道德，将社会分为友人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国民共同体等几个层面，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道德原则，信与爱是友人共同体的核心道德，是继承了传统的儒家道德中诚信的内容，而博爱及众则明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博爱思想的影响。广行公益、开辟世务是经济共同体所要遵守的主要道德。三是至高无上的国家主义伦理。其核心理论是将国家看作有生命的社会有机体，在此基础上，将家族制度分为个别家族制度和综合家族制度两种。而所谓个别家族制度就是各个家庭所形成的普通的家族制度，综合家族制度则是由所有家庭统合而成的一个大家族，天皇作为家长对其加以统率的国家性的家族制度。于是忠君与爱国是综合家族制度所形成的独特道德。这种道德建立在家族主义伦理和社会伦理基础上，但又高于这两个层面的伦理，是最高层次的伦理。
这里有必要涉及日本近现代法西斯统治下伦理观念问题。早期的近代资本主义伦理随着日本军部法西斯推行的思想统治而逐渐消散，代之成为伦理思想主流的是家族国家观、集团主义的社会伦理观以及天皇中心主义。家族国家观是被蒙上家族外衣的狭隘的国家至上的国家伦理观，其被用于教化民众、维护天皇统治的同时，也被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以至作为侵略他国的理由和伦理依据。这样，国家是超越了个体性质的其他共同体的最大的共同体。所以个人的价值只有作为国家的成员、绝对的去私、达到对国家全体的复归，才能够达到自我人格的圆满。由此可见，广为日本民众接受的和辻哲郎 [1] 的人学伦理学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客观上成了日本政府的御用哲学。它既是当时日本法西斯专制政府宣扬的核心伦理，也是天皇权威、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成立的基础。
日本近代在不断变化中形成的古今东西相互融合、相互矛盾而又自成一体的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给从明治时代到今天的日本文学带来了不言自明的全方位影响。其中日本“私小说”所表达的现代人的伦理苦闷、个体欲望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伦理冲突与伦理选择、近代人权平等观念与封建等级观念的伦理冲突与伦理选择等；日本著名的文学流派白桦派的人道主义与伦理思想的纠葛，如《暗夜行路》中的乱伦叙事与道德救赎、《亲子》中的父子冲突与伦理困惑、《友情》中自然之爱的伦理诉求；以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为代表的余裕派文学的伦理之思，如夏目漱石《心》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森鸥外《高濑舟》文学主题的伦理之思、《杜子春》的自由意志和伦理选择。就连日本左翼文学的创作也是一样充满了伦理的困扰和矛盾，诸如木下尚江《火柱》中的伦理混乱、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的伦理悖论与伦理启示等；还有唯美主义文学的伦理思考和苦恼问题，像谷崎短篇小说中的伦理内涵、人物伦理关系、伦理书写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在一些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群体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伦理价值的发现，更是不可忽视，像川端康成日本传统美与现代追求之间的伦理定位问题，大江健三郎的政治伦理与身份认同问题，包括《饲育》的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身份认同与政治伦理表达、《水死》的互文性和大江的政治伦理观等等。即便是目前活跃在世界文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系列的作品都可以从伦理角度进行解读，包括近年来该作家发表的与日本侵华有关的作品也是如此。其中主要是村上的伦理取向的多元与迷茫问题，包括《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脑文本问题、《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困惑与伦理思考问题、《海边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的拟似性伦理犯罪等等，这些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都可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阈中观察到至为重要的伦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