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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来讲，日本的上代被认为是皇族形成、建立和形成权威的时代；中古由于摄政关白政治体制，是贵族阶级充分发挥历史作用，形成事实上的权威的时代；而到了中世则由于武士阶层帮助贵族管理庄园和事务，逐渐在社会构造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而进入了日本历史上特殊的武士的时代。而在这整个的历史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来自中国的思想性、制度性儒家伦理和道德理念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压倒性历史作用。当然这也是深刻影响日本中世文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
武士的产生最早是在平安时代。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贵族和地方领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和财产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一种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大和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这就使武士更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到了12世纪，贵族开始丧失支配政治的权力，以地方区域领地为单位的军事贵族崛起，政治权威和土地控制权的新制度开始出现。同时，寺院和神社的庄园也开始组织自己的僧兵，僧兵借助神与佛的威势渐渐壮大，甚至和武士集团一起介入到对抗朝廷的权力之争中去。另一方面，地方政权为了维护秩序，与地方豪族联合着手组建武装力量。贵族们不敌僧兵的横暴，只好依靠武士的力量，于是武士群体逐渐从分散走向集中，聚集在最大的豪强贵族的旗下形成武士集团。武士集团的结合有家族和宗主两种关系，都是以严格纪律和绝对服从为第一要务，这样就渐渐形成了尽忠、献身等主要的“武士道精神”的伦理观念。
镰仓幕府时期是日本武士道的发源和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武士还没有成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有系统理念和伦理原则的阶级，而是后来经过江户时代进一步吸收了在日本社会走向普及的儒家思想才最终成型。镰仓幕府到室町幕府这个中世时期的武士阶层，基本上还是以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为主要道德伦理内容。这里面既吸收了儒家和佛教的伦理要素，又多方面地纳入了日本民族自己创立的、接受了中国道教思想的神道教的伦理道德要义，这些在形成这个时期武士道价值核心、建立自己独特的思想道德体系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具体的社会架构中，镰仓幕府通过具体的武士伦理制度，使武家统治井然有序，再经过源氏武家政权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使民间的主从关系上升为国家制度，最终形成了控制武家政权和社会运营的工具，在思想层面升格为统治阶级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成为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柱及全社会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的标准。
与此同时，由于镰仓幕府末期皇室、京都贵族、寺院僧侣上层、幕府内部各种势力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斗争，酿成了南北朝的对峙和地方势力割据百余年的战国时代。在这种形势下，汉学衰落，前代的大学和国学没有得到恢复，代之而起的是武士教育和寺院教育活动。武士教育主要是灌输和学习武士道精神，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在家庭与寺院。通观整个武士教育，可以看出整体上重武轻文的倾向。不过在这个典型的封建主义时期，社会各阶层的伦理道德意识都比较清晰，而且呈现出多元特色，根本的核心思想是儒家，其次是佛教，再就是吸收了道家元素的日本神道教。
如上所述，镰仓时期武士阶级占绝对的社会主体地位，而到了室町时期町人阶级渐渐走上社会舞台，甚至达到了可以与武士平分秋色的程度，而到了近世的江户时期町人阶级更是成为社会的主体，其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更加明晰。这也是在探讨中世日本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思想时无法避开的事实存在。所谓町人，从文字学的意义上看，即住在町里面的人之意，町人一词在平安朝（794—1192）前期就已经出现，镰仓幕府建立后，京都以行商为主的传统集市贸易出现萧条，代替集市贸易而以店铺买卖为主的商业区和坐商登台了。于是坐商们的居住地和店铺营业地也开始被称作町或町屋，故而居住在这类町或町屋的人们便成为最早的町人。亦即是说最初的町人是指与行商相对的坐商。镰仓时期不仅町人、商人有别，而且由于当时手工业者和商人处于一种尚未分化的状态，所以此时的坐商和行商也包含部分手工业者。因而无论是以坐商为主的町人，还是被称为商人的行商，都还未形成一个具有社会身份的独立阶层，尤其是手工业者此时还处于既未脱离农业也未形成独立行业的状态。
直到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极力发展围绕着城堡的町人为主的城下町的经济路线，不仅命令家臣团聚居住城下町，实行专制君主式控制，而且通过命令地方豪族武士移居城下町，使各地豪族领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失去对织田政权的独立性，这就加速了武士和农民的分化。进而对城下町的町人采取优厚政策，奖励商人在城下町定居和开展自由贸易，规定在城下町居住和经营的本地人与外地人平等，允许改变和断绝原有的主从关系和亲属关系等等，这样，吸引和掌握了町人的财力技术的同时，促进了町人的成长、提高了町人的地位。随后又进一步加大了兵农分离的力度，进而实施商农分离政策。由此，町人作为一个区别于武士和农民、具有自己独立身份的职业的阶级终于形成了。町人作为出于四民等级中最末等地位的阶层，具有提高自己社会形象和地位的要求，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下，町人祖祖辈辈逐渐形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商人伦理，而町人为了改变自身形象、提高社会地位，也只能发展商人伦理。这里的町人或者说商人伦理无疑会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武士伦理的左右和支配，因而就会带有浓厚的武士伦理和武士道德的色彩。
随着武士阶级的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以武士社会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并逐渐成为镰仓文学的主流，而随着町人阶级的逐渐形成，也出现了随笔、散文和戏剧等反应町人思想情绪和伦理意识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记物语的兴起。军记物语是以武士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伦理观为主题的小说，如起源于平安时代的《将门记》《陆奥话记》等汉文题材文学作品，而《平家物语》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它通过平家一门的盛衰故事，表现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佛家思想和佛家伦理，同时更表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伦理纲常的重要性。《保元物语》《平治物语》也是这类军记物语的代表作，表达了类似的伦理追求。《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是两部通过口头传诵记录下来的表现佛教伦理纲常的“说话集”。这些说话集最早出现于平安末期，成型于镰仓时代，贴近一般庶民百姓和町人阶层的生活本体。
另外还有散文随笔集，如鸭长明的《方丈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这些随笔文学大多用佛教观念对贵族生活进行尖锐的批判，给当时传统守旧的文坛带来新气象。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宿命观，也含有一些消极的思想，表现出中世时期深受儒家尤其是道家思想影响的隐者文学的特点。同时期以五山禅林儒学为核心的五山文学全部用汉文书写，盛况空前，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意识。还有御伽草子这样小说类作品，以老弱妇孺为对象，内容大多是拟人化的神话、传说、童谣、怪谈之类，主题一般表达的是町人、庶民等平民的呼声与祈望。在戏剧方面，中国汉代的散乐传到日本后成为猿乐，经过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改良创新，发展成为能乐。其中很多曲目取自中国题材。另外还有与能乐同时发展的狂言，狂言更有庶民性，题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内容滑稽可笑，追求诙谐、通俗、娱乐效果。这些文学作品无不带有明显的儒家、佛家和道家伦理道德意识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