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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可以包括上代和中古时期，这个时期之前虽然没有一定形式的伦理道德教育组织形式，但是由渡来人从大陆尤其是中国大陆带去的儒家学说和文化已经影响了当时以天皇为中心的皇族，只不过没有留下相关详细的记载。而这个时期形成一定组织形式的教育，是从真正文本的儒学传入日本后，在宫廷中设立私学开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开始在日本得以接受和传播。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在应神天皇统治时，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阿直歧来到日本。阿直歧通晓汉文经典，被聘任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阿直歧又向应神天皇推荐博士王仁。王仁于应神天皇十六年（285）来到日本，带来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些文献成了后来规定日本国体的宪法十七条的蓝本，王仁从此成为朝廷重用的正式的御用汉学教师。这样，儒学传入日本后最初的宫廷学问所就诞生了。它类似中国古代皇宫里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太学制度开始于西周，曾经称太学为上庠，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首都长安设立太学。日本皇宫正是承袭了这个制度，让皇太子以及皇族和宫廷贵族子弟都到宫廷的学问所就学，日本的宫廷教育从此走上正途，授课所用的主要教材就包括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经典《论语》《千字文》，这也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儒家思想文本。
到了公元552年，佛教和佛教经典从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这样中国的儒学思想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思想文化融汇一体，成了日本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主流。而这样重大的文化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则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他在公元593—622年摄政期间，极力推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教育，同时创立了众多的包括至今屹立在古都京都的法隆寺在内的佛教寺院，大力传播佛教思想及道德思想，同时竭力宣扬孔子哲学思想，他为了直接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当时的隋朝派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也叫留学僧，）大规模地移植以儒家思想伦理和道德为中心的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为包括上代在内的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和视野重新评价和认识古代日本和日本文学提供了可能性。
自大化革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封建制度。尤其是奈良时代（710—794，）日本和中国交往更加频繁。日本受中国唐朝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传播，佛教文化昌盛，学术也有了长足进步。日本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内容以汉字和汉文书籍为主，在模仿中国的文化教育的同时开始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设立了官立的大学和国学、学者的私塾、家学和家传的个别教学等三种教育形式，这三种教育形式和体系和平共存，同时发展起来。平安时代（794—1192）也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对大学和国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尤其是空海在唐朝留学时，看到长安每坊有间塾，每县有乡学，教育机构完备的教育盛况，对日本没有私学感到遗憾。于是空海回国后于公元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继而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后来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又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更创立奖学院，这样平安时期日本私人办学讲学成了一个特殊的思想教育现象。后来还发展到大学教官在私邸讲学。如著名的菅原氏的菅原清公（770—842）、菅原是善（812—880）、菅原道真（845—903）三代相继为文章博士，朝中大批贵族官员都是菅原家的门生。从菅原家出来的门徒出仕高官，当时被称作跳龙门，或者叫菅原门下。这种私塾俗称红梅殿，有专门传授老庄学说的滋野安成的私塾，有专门传授经学的大藏美行的私塾等，在当时的朝野中文化影响力很强。
到了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终于代替了官学，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得到普及。官学和私学衰落后，教育和学问又以家门相传，如著名的清原和中原氏的明经道、扳上氏的明法道、三善氏的算道、安倍氏的阴阳道、和气氏与丹波氏的中医道等，各家各氏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和学问的传统，世世代代相传，甚至出现了垄断的局面。当然，在这同时平安时代的政府也组织专人撰写诸如《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除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了完成于公元892年的分类历史《类聚国史》共205卷等。这些中古时期伦理思想和文化教育乃至学术的发展，尤其是这个时期私学、私塾和家学的同时繁荣，创立了日本独特的教育伦理和学术伦理以及教育体系，这对日本中古时期的女性文学的高度发展，以及影响到后世的物哀等日本文学理念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建设性作用。
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中看不到像中国伦理意识那样清晰的形态。如中国古代《诗经》中就有明显的伦理教化表述，诗经的作用是让统治者观察民风、民俗和民心，同时反映民众的伦理和道德诉求，文学性效果就是经营夫妻之道、成就孝敬之礼、浸润人伦理念、教化移风易俗、陶冶朝野社会，文不弱武不暴、团结奋发仁爱，使人在音乐与文辞之美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这种伦理教诲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随处可见的，而日本古代典籍像《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由原始向文明过渡的过程和思想上的混乱形态。其主要表现是男尊女卑思想与女尊男卑思想的共存，以及生殖原则的多样化，还有善与恶观念的模糊、善与恶标准的多元化。同样，在《源氏物语》这部物语小说里，伦理价值取向也是趋向多元，表现出一种善恶标准的模糊特色，最突出的就是接纳和吸收了儒家思想伦理和道家思想伦理以及佛家的伦理内涵。
另外，古代日本伦理观念里面最突出的应该是皇权伦理，但是即便是这样核心的伦理纲常，在古代其他代表性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出了某种不确定性和演变。《竹取物语》通过塑造“仙人”辉夜姬的形象，借她之口拒绝和讽刺五位求婚贵族，以表明“仙人”的身份凌驾于任何贵族之上。又通过辉夜姬与天皇的恋爱关系，证明两者处于平等地位，间接表明天皇是“神”的立场，天皇身边的文人官僚，利用《竹取物语》表明天皇至高无上的伦理思想。而在《伊势物语》中的主人公影射历史上的在原业平，通过他与二条后、伊势斋宫之间的禁忌之恋，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皇权、神权，以及背后的藤原氏的反抗。在原业平父母都为皇族，他本人的血统比天皇更纯粹，但祖父癫狂的性格，父亲背负着“告密者”的恶名，母亲为了监视父亲才嫁给他，这又让业平对自己的血统产生极度的不自信。《伊势物语》与天皇相关的诸多禁忌被一一打破，反映出当时的皇权伦理意识衰退的状态。
最后，《落洼物语》中的天皇已经没有了存在感，身为亲王之女的落洼在继母家备受压迫，也体现了皇权没落的现实。在平安时代摄关政治摄关家对天皇本人和皇权进行区别对待，吸收了部分皇权纳入摄关家的权力，因此呈现出天皇和皇族地位低下，而依靠皇权的摄关家却大权在握、如日中天的伦理悖论。三部作品按照时间的先后关系，能够看出在日本皇权伦理中，天皇从被尊崇拔高，到被轻视，最后被无视的过程，这也是古代日本主体伦理结构的文学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