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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全面地继承了夏商两代的文化，渐而发展成灿烂的西周文明。周王朝之初，在周公旦的领导之下，大规模制礼兴乐。他们设立了专职管理音乐的大师，帝王亲自参与乐歌的制作，发动大臣创作和进献歌词，还派出专职人员到各地采诗，通令各诸侯国参与进献歌谣的活动、由王朝的乐官合乐，提供给中央和地方各种礼仪祭奠应用。这些配乐的诗歌，都是精湛之作，乐曲和奏乐之队伍规模宏大而庄严，体现了周王朝的音乐文明，且数量与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都是前所未有的。《诗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我们可以简单对它做出一个结论：它本来是周王朝在几百年之间陆续制作、收集和编辑的，供推行礼乐而应用的乐歌歌词的结集。周朝就是《诗经》产生的历史土壤，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宗教信仰、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等，都对《诗经》的产生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以“礼”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模式。“礼”又是什么呢？《礼记》中所记载的“礼”就是当时社会的伦理规范，是人的行为准则。
《诗经》里的诗歌的产生最早是口头创作的作品，是周王朝用文字将它们记录下来成为文本，才得以流传至今。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文学的起源是伦理的需要。西周时代，由于“人”的伦理意识抬头，周公制礼作乐为的就是提倡“礼”，只有“人”才是使用“礼”的主体。《诗经》305首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伦理选择的指引，其大量的诗歌都是在给人们提供道德榜样以及教导人们如何做出选择以获得幸福的生活。文学作品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达到教诲、奖励和惩戒的目的，从而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用诗歌来进行说教，引导读者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形成《诗经》最早建立的“诗教传统”。“诗教传统”的建立与后来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密切相关。《诗经》赞美王者的仁政、忠孝节义的品德、祥和安乐的社会风气；讽刺为政者的贪婪荒淫，寡廉鲜耻，以至人民生活陷于荒乱哀苦。但是这些讽刺，大都采用了比兴等含蓄手法，或言此意彼，或言外见意，或陈古刺今，或意重言轻，或欲言辄止，并不作直接的尖锐揭露。这种“诗”教的传统，是中国的传统教育特色，是培养一个人审美的、艺术的、思想的判断力时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诗”在中国文史哲不分类的先秦时代，主要是作为教材和教化工具，是有益于个体和社会道德培养的教材。在当时的伦理环境，十分重视“诗”的社会教育作用。
诗歌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最早的文学形式，最初是为了传递和总结人们的生活经验而产生的，是为人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提供指引和帮助而存在的，因此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可以说是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为了建立一个以“礼”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规范进而设立采诗官和乐官，将采集到的诗歌进行编乐以便流传，把诗当成传达道德观念的工具，也是进行道德修养的教科书。“诗人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创作诗歌，写出无数的格言警句，读者也把诗歌当作人生哲学的指引，从中吸取道德营养，用以自身修养，促进思想境界的升华与健全人格的塑造，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