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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对我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繁荣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三种令人忧思的倾向：一是文学批评的“失语症”；二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三是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即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为应对上述问题，聂珍钊教授在2004年富有创见地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着眼于从伦理的视角对文本中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剖析，对文学中反映的社会伦理道德现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揭示出它们的道德启示和教诲价值。正如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众议先生所言：“伦理学确实已经并将越来越成为显学，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伦理传统……；第二，当今的文学批评陷入了困境……；第三，科技的发展也逼迫着我们直面各种伦理问题。”
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勃兴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经过十六年的发展，以其原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成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团队在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方面成果斐然，为中国学术“走出去”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了范例。本文将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十六年来取得的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加以总结，阐述其学术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从2004年至2020年，文学伦理学批评走过了十六个春秋，从理论的提出及体系的建构，到理论推广和丰富及实践运用，再到理论拓展和深化及批评实践的系统化，文学伦理学批评日益发展成熟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聂珍钊教授于2004年在两场学术会议上提出的，即2004年6月在南昌召开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及同年8月在宜昌召开的“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聂珍钊的两篇会议发言稿《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和《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分别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杂志2004年第5期和第6期，前一篇作为第一次在我国明确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的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渊源、批评的对象和内容、意义与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后一篇则通过分析利维斯文学批评的特点，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于2005年至2009年间，推出十组“文学伦理学批评”专栏，共计刊发论文三十余篇，为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提供平台。其中包括聂珍钊教授的两篇论文：《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思想基础、研究方法和现实意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一文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还原到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中分析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这与道德批评以当下道德立场评价文学作品是不同的。陆耀东在《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几个问题》中予以评价：“聂先生在他发表的论文中，以大量外国文学史实，论证了目前提出这一问题的根据和现实重要性与必要性，其中特别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象和内容’，可以说是第一次如此全面、系统、周密地思考的结晶，令人钦佩。”
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学伦理学批评相关理论问题，如刘建军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当下性质》、王宁的《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乔国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管见》、王松林的《小说“非个性化”叙述背后的道德关怀》、李定清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张杰和刘增美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多元主义》以及修树新和刘建军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等。
由此看来，2004—2009年间，聂珍钊及诸位学者主要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价值与意义等问题展开研究。2010年至2013年，聂珍钊等学者所刊发的论文在阐发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同时，也致力于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体系。在此期间，聂珍钊先后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等论文，分别对伦理禁忌、伦理环境、伦理意识、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线、伦理结、斯芬克斯因子、脑文本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术语进行了阐述。
上述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话语研究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的数据显示，在2005—2006年外国文学研究高被引论文统计表中，聂珍钊的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被引15次，排在第一位，排在其后的几篇论文被引次数皆为4次。
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统计，在2010—2014年全球发表的16235篇A&HCI收录论文中，聂珍钊的两篇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和《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的引用排名分别高居第19位和第40位。另外，据笔者2019年10月12日对于中国知网的检索，《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一文被引用高达933次，《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亦被引562次。这些数据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与此相应和，聂珍钊教授的著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于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获得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书首次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解决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与批评实践中的一些基本学术问题，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纲领性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有两个附录，附录一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列表，附录二对53个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术语进行了解释，为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被广泛运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中。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诸多学者也参与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评论与构建中，使之得到进一步推广和丰富。与此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方面也取得了诸多可喜成果。
聂珍钊自2013年之后继续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系列论文，深入阐发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并进行批评实践的示范。其主要的理论文章有：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和《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和《“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发表于《文艺研究》的《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等。同时，聂珍钊在中国、美国、德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期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如发表于A&HCI收录的国际名刊《阿卡迪亚：国际文学文化期刊》（Arcad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以下简称《阿卡迪亚》）2015年第1期上的文章“To-wards 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发表于中国的A&HCI收录期刊《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4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新的文学批评选择》，发表于韩国杂志《离散与文化批评》（Diaspora and Cultural Criticism）2015年第1期上的文章“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Basic Theory and Terminology”等。其中发表于《阿卡迪亚》的文章获得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批评实践方面，聂珍钊继发表《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的悲剧》和《＜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之后，又针对中国文学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发表《五四时期诗歌伦理的建构与新诗创作》
，还在美国的A&HCI收录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5年第5期发表“Luo’s Ethical Experience of Growth in Mo Yan’s Pow！”等论文。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影响日益扩大，诸多学者纷纷撰写相关评论和研究文章。刘建军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构建》中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模式，具有自己的学术立场、理论基础和专用批评术语”
，他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凸显了三个特点：在实践层面具有强烈的当代问题意识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在主体层面表现出清晰而自觉的中国学人立场，在学理层面体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吴笛在《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文中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为衡量经典的标准树立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即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尺度”。该书提出的“新的批评术语，新的批评视角，为我国的文学批评拓展了空间。如对人类文明进化逻辑所概括的‘自然选择’、‘伦理选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科学选择’等相关表述和研究，具有理论深度，令人信服”
。王立新的《作为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古代东西方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学经典无不以伦理教诲为其主要功能”
。该文通过对《圣经·旧约》中《路得记》人物的伦理身份特征、伦理观的变化和伦理选择的结果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其他学者的论文，如赵炎秋的《伦理视野下的西方文学人物类型》、董洪川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杨和平与熊元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的道德批判》、苏晖和熊卉的《从脑文本到终稿：易卜生及＜社会支柱＞中的伦理选择》、樊星和雷登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评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朱振武和朱晓亚的《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生与垦拓》、张龙海和苏亚娟的《中国学术界的新活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评析》、张连桥的《范式与话语：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影响》等，也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杨金才的“Realm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A Review of Nie Zhenzhao’s Scholarship”和尚必武的“The Rise of a Critical Theory：Reading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这两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英文文章，为国外学者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英文参考读本。
为了集中展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代表性成果，聂珍钊、苏晖和刘渊于2014年编辑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选》（第一辑）
。论文选从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众多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中选取了40位作者的52篇论文。这些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方面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研究范例。2018年，在《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之际，聂珍钊、苏晖、黄晖编选了《＜外国文学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选》
，从批评理论、美国文学研究、欧洲文学研究和亚非文学研究四个方面，遴选出自2013年以来在《外国文学研究》刊发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面的优秀论文26篇，以展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突破和新成果，充分体现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跨文化、跨学科、兼容并蓄的特点。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日益产生广泛影响，越来越多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主要批评方法，研究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主要出版已经过修改完善的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的优秀博士论文，目前已出版十余本著作，如王松林的《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刘茂生的《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马弦的《蒲柏诗歌的伦理思想研究》、杜娟的《论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朱卫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刘兮颖的《受难意识与犹太伦理取向：索尔·贝娄小说研究》、王群的《多丽丝·莱辛非洲小说和太空小说叙事伦理研究》、杨革新的《美国伦理批评研究》、王晓兰的《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以及陈晞的《城市漫游者的伦理足迹：论菲利普·拉金的诗歌》等。
由文学伦理学批评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和评论的学者已经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并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学者梯队，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有力证明。
聂珍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已于2019年2月正式结项，结项成果将以五本著作的形式出版，包括聂珍钊和王松林主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苏晖主编的《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徐彬主编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李俄宪主编的《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以及黄晖主编的《中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在这五本著作中，《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系统梳理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拓宽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疆界，并在理论体系上建立一个融伦理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和叙事学为一体的研究范式。另外四本则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和独创术语，分别研究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经典作家与作品。
这五本著作向我们展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拓展，以及批评实践的逐步系统化。五本著作相互的关联十分密切，《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着眼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另外四本则着眼于批评实践，而理论与批评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既为国别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方法，也从国别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国别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既践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术语和话语体系，也丰富和拓展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团队在努力构建理论体系、拓展批评实践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号召，致力于该理论的国际传播及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重视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求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文学伦理学批评经过十六年的发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既承袭和发展了中国的道德批评传统，又与当代西方伦理批评的转向同步；既立足于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脱离实际和伦理道德缺位的问题，也能够解决世界文学中的共同性问题。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具备了“走出去”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所谓学术话语权，“即相应的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中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性的学术影响力”
，“学术质量、学术评价和学术平台是构建学术国际话语权的三大基本要素”
。近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团队在学术论文的国际发表、成立国际学术组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成果卓著，引起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热切关注，得到了国际主流学术界的认同，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不断上升。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引领国际学术发展走势、决定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议题、主导相关国际学术组织方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可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国际学术话语权，对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术“走出去”及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成功范例。
学术期刊是展示学术前沿、传播学术思想、进行学术交流和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形成中外学者的对话，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学伦理学批评特别强调以中外学者合作、交流和对话的形式推动学术论文的国际发表。近年来，美国、英国、德国、爱沙尼亚、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以及中国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都纷纷推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或专栏。
多种A&HCI或SCOPUS收录期刊出版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或开辟研究专栏，发表国际知名学者的相关论文，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英国具有百年历史的顶级学术期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于2015年刊发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杰出教授威廉·贝克与中国学者尚必武合作撰写的评论文章，推介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阿卡迪亚》2015年第1期出版“文学伦理学批评：东方与西方”（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East and West）专刊，由中国学者聂珍钊和尚必武及德国学者沃尔夫冈·穆勒和维拉·纽宁展开合作研究，四位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阐释；美国A&HCI收录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2015年第5期出版主题为“21世纪的小说与伦理学”（Fiction and Eth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专刊，发表了13篇中外学者围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运用及批评实践所撰写的论文；中国A&HCI收录期刊《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4期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由中国学者聂珍钊、苏晖和李银波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拉曼大学，韩国建国大学学者展开合作研究，一共合作撰写了8篇专题学术论文，另有王卓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撰写的书评；中国期刊《外国文学研究》（SCOPUS收录，2005—2016年被A&HCI收录）不仅自2005年以来组织了共32个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专栏，还于2017年第5期推出“中外学者对话文学伦理学批评”专栏；中国香港出版的A&HCI收录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以刊发中外学者撰写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论文为主；《世界文学研究论坛》（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SCOPUS收录）2016年第1期和第2期连续推出“超越国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专栏，发表来自美国、匈牙利、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中国学者的论文12篇。这些国际一流期刊出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或专栏都由中外学者共同参与撰稿，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展开学术交流、讨论、对话和争鸣，这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正如田俊武在美国的A&HCI收录期刊《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言：“从2004年到2018年的15年间，聂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除上述国际一流期刊外，韩国的《跨境》（Border Crossings）、《现代中国文学研究》（The J 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离散与文化批评》（Diaspora and Cultural Criticism）、《英语语言文学研究》（The J 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等杂志，越南的《科学与教育学报》（J ournal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日本的《九大日文》，马来西亚的《中国—东盟论坛》（China-ASEAN Perspective Forum），爱沙尼亚的《比较文学》（Interlitteraria）等杂志，也都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专刊、专栏或评论文章。
国际最具权威性的人文杂志《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邀请国际知名文学理论家威廉·贝克教授领衔撰文《合作的硕果：中国学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Fruitful Collaborations：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ese Academe”），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得到国际主流学术界认可的有力证明。该文高度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将其看作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梦”的回应以及“中国话语权崛起”的代表。文章肯定了中国这一创新理论同中国现实的联系，指出：“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化、商业化和享乐主义在文学领域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的及时回应……在这种语境里，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看成是知识界对此号召做出的回应。”
文章同时强调：“在过去的十年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中国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和成果丰富的批评理论。同时，它也不断获得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认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用它来研究欧美文学必将成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潮流，而且将会不断繁荣发展。”
这篇文章改变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数十年来极少评介亚洲原创人文理论的现状。这说明，中国学术只有理论创新，只有关心中国问题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才会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
《阿卡迪亚》作为代表西方主流学术的顶级文学期刊，不仅于2015年第1期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东方与西方”专刊，而且打破数十年的惯例，由欧洲科学院院士约翰·纽鲍尔教授执笔，以编辑部的名义在专刊开篇发表社论，高度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社论指出，“聂珍钊教授开创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所依据的文学作品之丰富，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文学研究的伦理视角是欧美学界备受推崇的传统之一，但聂珍钊教授在此传统上却另辟蹊径。他发现了西方形式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中的‘伦理缺位’，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他认为文学批评家不应该对文学作品进行主观上的道德评判，而应该客观地展示文学作品的伦理内容，把文学作品看作伦理的表达”
。
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他们在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批评实践两个方面对之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批评实践。
美国普渡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纳德·哈里斯的论文《普适性：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和美学倡导理论（阿兰·洛克）——中美伦理学批评》（“Universality：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Zhenzhao Nie）and the Advocacy Theory of Aesthetics（Alain Locke）—Ethical Criti-cism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将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美国美学家洛克的美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了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普适价值。该文认为，虽然聂珍钊和洛克的文学观“是对不同社会背景的回应”，“使用的许多概念亦并不相同”
，但两位学者“都强调了文学伦理观的重要性，都考虑了文学中人物的伦理身份、种族身份对伦理选择的影响”
。“聂和洛克要求我们考虑价值观的重要性，价值观作为所有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都是通过主题、习语、风格、内容、结构和形式表达出来的。”
他们的文学伦理观“提供了普遍公认的概念，包括文本蕴含着价值取向的伦理意义，具有普适的价值”
。“聂先生的著作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和多种语言读者的欣赏。”
也有外国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进行解析，他们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独创的术语，如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禁忌、伦理两难、斯芬克斯因子等，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作家作品中的伦理内涵和伦理价值。如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研究所）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波潟刚教授发表《阅读的焦虑、写作的伦理：安部公房＜他人的脸＞中夫妻间的信》（任洁译），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小说《他人的脸》中夫妻间的伦理问题进行剖析。该文作者表示，自己“与聂珍钊教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书信讨论，聂教授的观点给予笔者极大启示，也成为写作本文的契机，在此谨表谢意”
。“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文本从男性与女性关系的角度探讨《他人的脸》提供了可能性。”
该文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已建构了自己的批评理论与话语体系，尤其是一批西方学者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推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深入以及国际传播”
。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这些评论和研究论文，可以说反映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观点和看法，是对中国学术理论的高度认可。也正是由于这些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发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才使更多的外国学者了解和接受文学伦理学批评，才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参与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中，并成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同时，有这么多国际期刊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刊或专栏，也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已经走出国门，而且还在国际学术界发挥了引领学术话语的作用。
国际性学术组织在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
由中国学者牵头成立的国际学术组织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IAELC），在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走出去”、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中国学者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为了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国际化，在聂珍钊教授的倡议和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于2012年12月在第二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正式成立，这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创建的学术批评理论和方法开始融入和引领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的标志。该研究会的宗旨是创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实践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价值取向。《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评论指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成立是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
这说明国际学术界对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的认可和接受。
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元迈先生担任会长。第二届理事会于2017年8月9日宣布成立，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教授当选会长，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担任常务副会长；挪威奥斯陆大学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教授、韩国东国大学金英敏教授、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居里·塔尔维特教授、德国耶拿大学沃尔夫冈·穆勒教授、俄罗斯国立大学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教授任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苏晖教授担任秘书长；宁波大学王松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林大根教授、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潘碧华博士担任副秘书长。理事会的45位理事为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波兰、斯洛文尼亚、韩国、日本、南非等国家的知名学者。
迄今为止，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已召开九届年会暨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一大批国际学者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在引领国际学术话语、扩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国际影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国际学术组织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促进中国学术“走出去”、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团队不仅以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和《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为平台，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共同组织了九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和五届文学伦理学批评高层论坛，而且在一些有国际影响的会议上组织文学伦理学批评分论坛，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已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与广泛的接受度。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目前已召开九届年会，其国际化程度逐届增高。九届年会分别于华中师范大学（2005）、三峡大学（2012）、宁波大学（2013）、上海交通大学（2014）、韩国东国大学（2015）、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2016）、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2017）、日本九州大学（2018）、浙江大学（2019）召开。其中第五至八届都在国外召开，吸引了数十个国家的一大批学者参加，充分体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内外的广泛学术影响力（具体情况可参见历届年会综述）
。
文学伦理学批评高层论坛迄今为止已举办五届，分别于暨南大学（2016）、韩国高丽大学（2017和201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以及菲律宾圣托马斯大学（2019）召开。这五届高层论坛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拓展，凸显了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探索精神。
2018年8月13-20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这是有着一百多年传统的全球最大规模哲学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将“聂珍钊的道德哲学”（Ethical Philosophy of Nie Zhenzhao）列为分会主题，自14日到19日期间在不同时段的7场分组讨论中得到充分展示。有近二十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哲学基础、话语体系、应用场域和国际影响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参与讨论。这次世界哲学大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全世界诸多重要媒体的关注，海外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发文指出，在世界哲学大会上，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备受关注，精彩发言不胜枚举，印证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学术吸引力与学术凝聚力”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文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分别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中国澳门大学举行的第21届和22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均设置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场。第21届年会设立“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的教诲功能”研讨专场，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奥地利、韩国和挪威的学者在专题会上做了发言，展示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学术话语的魅力。第22届年会则设置“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跨文类研究”和“伦理选择与文学经典重读”两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三十余位学者做了分论坛报告。这说明中国学者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话语体系正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国际比较文学舞台上日益展示出其影响力。
由这些国际会议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且中国学者创立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在文学领域得到认同，在哲学领域也产生了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成功“走出去”、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又一证明。
如果说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是中国学术能否在国际上被认同和接受的试金石，那么，同行专家的评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从他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学术理论是否被广泛接受。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得到了北美洲、欧洲、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众多知名学者的积极评价。例如：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马乔瑞·帕洛夫教授认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其伦理与道德的价值。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显得意义非凡，不仅复兴了伦理批评这一方法本身，而且抓住了文学的本质与基本要义。换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重拾和发掘了文学的伦理价值，唤醒了文学的道德责任。”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教授在第八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称聂珍钊教授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创立者和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
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吉森大学安斯加尔·纽宁教授高度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他指出，伦理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西方呈现出日渐衰微的发展势头，而中国学术界目前所兴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在理论体系、术语概念还是在批评实践上所取得的成果，都让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他认为：“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复兴了伦理批评，这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英语系讲座教授、著名诗人及诗歌理论家汉克·雷泽教授撰文指出，聂珍钊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领域的领路人”，“在伦理学批评领域取得的成果受到国际瞩目和广泛好评！”“文学伦理学批评很重要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它从一个特别的文化与历史视角改变着、挑战着并且活跃着世界范围内关于文学和文学研究价值的讨论与创作；第二，它让我们不可避免地重新思考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深度地研究和阅读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有什么价值。”
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乔治斯·梵·邓·阿贝勒教授在2015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召开的以“理论有批评价值吗？”为核心议题的首届“批评理论学术年会”上，特别评价了聂珍钊教授近年提出并不断完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他说：“在西语理论过于倚重政治话语的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向德育和审美功能的回归提供了动力，与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形成互动与互补的关系。为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必将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接纳和应用，并在中西学者的共建中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
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卢布尔雅那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系托莫·维尔克教授认为，当代大量的文学批评，总体上脱离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诠释和人类学维度。在文学伦理学批评领域，聂珍钊的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有体系的、最完整的和最有人文性的方法；它不仅是一种新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如何研究文学的新范式。维尔克2018年12月出版以斯洛文尼亚语撰写的新著《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Eti
ni Obrat v Literarni Vedi），其中第三章专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标题为“聂珍钊和文学伦理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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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建国大学申寅燮教授认为：“作为一种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立足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语境，解决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同时又放眼整个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与进程，充分展现出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感与学术责任感。”“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文学批评中独树一帜，形成流派，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回顾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不能不为东方学者感到振奋。文学伦理学批评让当代东方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重新拾回了信心，也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由西方主导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的俱乐部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韩国东国大学金英敏教授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是亚洲文学批评话语的开拓之作”
。
以上外国同行专家对中国学者创建的学术理论的看法可谓持论公允、评价客观。这表明，中外学者的一致目标是追求学术真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理论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繁荣。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在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与批评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助于推动我国当代伦理秩序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对现有的文学理论提出了大胆质疑与补充，从文学的起源、文学的载体、文学的存在形态、文学的功能、文学的审美与伦理道德之关系等方面做了大胆的阐述，对于充分认识文学的复杂性以及从新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具体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从如下方面挑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
就文学的起源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质疑“文学起源于劳动”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文学伦理表达论，认为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劳动只是一种生产活动方式，它只能是文艺起源的条件，却不能互为因果。”
就文学的载体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质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等现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文本论，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观点“混淆了语言与文字的区别，忽视了作为文学存在的文本基础。只有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才能成为文学的基本载体，文学是文本的艺术”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文本，文本有三种基本形态：脑文本、书写文本和电子（数字）文本。
就文学的存在形态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质疑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物质论，“认为文学以文本为载体，是以具体的物质文本形式存在的，因此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
。
就文学的功能以及审美与伦理道德之关系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质疑“文学是审美的艺术”“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文学的第一功能是审美”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教诲论，认为文学的教诲作用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的审美只有同文学的教诲功能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审美是文学伦理价值的发现和实现过程。
第二，独创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亦具有开放的品格和跨学科的视域，借鉴并吸收了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融合了叙事学、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继承中国的道德批评传统和西方伦理学及伦理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构建起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话语体系，形成了文学伦理表达论、文学文本论、伦理选择论、斯芬克斯因子论、人类文明三阶段论等理论，以及由数十个术语组成的话语体系。
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能够同其他一些重要批评方法结合起来，而且只有同其他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优势。同时，由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更日益凸显出其跨学科的特点。第七届和第八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均以文学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核心议题，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适用于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实践，因此，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将有助于促使现有的学术研究推陈出新。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基础理论的探讨和方法论的建构，尤其注重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实践运用。美国的A&HCI收录期刊《文体》（Style）上发表杨革新关于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书评，认为“聂先生在阅读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聂珍钊著作的出版，既是对西方伦理批评复兴的回应，也是中国学者在文学批评上的独创”
。
与西方的伦理批评所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将文学伦理学转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论，从而使它能够有效地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构建了由伦理环境、伦理秩序、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两难、伦理禁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意识、斯芬克斯因子、人性因子、兽性因子、理性意志、自由意志、非理性意志、道德情感、人性、脑文本等构成的话语体系，从而使之成为容易掌握的文学批评的工具，适用于对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剖析。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文学伦理学批评才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第四，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坚持认为文学对社会和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推动我国当代伦理秩序的建设为重要的现实目标，有助于满足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现实需求。该理论将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加以探讨，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坚持认为文学对社会和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助于扭转当今社会出现的伦理道德失范的现象，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五，作为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而且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吸引国际学者的广泛参与，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学派，对突破文学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争取中国学术的话语权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和创新精神。
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文学伦理学批评一系列论文的国际发表和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助推中国学术的海外传播，向海外展示中国学术的魅力，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二是改变人文学科自我独立式的研究方法，转而走中外学者合作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学术的国际合作研究积累经验，实现中国学术话语自主创新；三是借助研究成果的国际合作发表和国际会议的召开，深化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引领学术研究的走向，推动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
作为原创性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在国内外具有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在中国强调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今天，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产生的影响无疑具有战略性的启发价值与借鉴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必要拓展和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在多元化的理论格局下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在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中整合新的理论资源。通过认真搜集和系统整理中外文学伦理—道德批评的文献资料，梳理其学术发展史，尤其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伦理批评复兴出现的诸种伦理批评理论，展开中外学术的对话与争鸣，并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哲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以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向纵深发展。
第二，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付诸文本批评实践时，应大力开展对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强调对文本伦理内涵进行解析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文本所反映的特定时代及不同民族、国家伦理观念的考察；同时尝试建构针对小说、戏剧、诗歌等不同体裁的伦理批评话语体系，并就文本的艺术形式如何展现伦理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梳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探究其研究成果所体现的批评范式与国际化策略，总结文学伦理学批评对当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贡献。同时，探讨如何将文学伦理学批评融入教学中，包括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教材的编写、提供相应教学指南及培训等。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学伦理学批评需要经受文学批评实践的反复检验，不断发现自身理论和实践缺陷，在未来的发展中努力充实、完善其理论体系，关注批评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不足，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为繁荣中国以及世界学术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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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 Virk, Eti
ni Obrat v Literarni Vedi.Ljubljana：Literarno-umetniško društvo Literatura，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