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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涌入中国，如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这些批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我国的文学批评，并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文学批评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唯西方批评理论为尊，缺乏具有我国特色和话语的批评体系，尤其漠视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文学批评的伦理指向。针对近二三十年来文学批评界的乱象，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功能、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伦理批评与审美、文学的形态等有关文学的属性问题做了反思。在批评实践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力图借鉴和融合其他批评理论的思想，从跨学科的视域来探索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
众所周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思潮的冲击下，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研究，而是跨越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研究，政治、社会、历史和哲学等“跨界”话题成为学者们热衷研究的焦点，文学文本研究及关于文学的理论被边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科学术前沿报告”课题组在《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文学理论篇）一文中指出，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走出了文学圈”，成为“万能理论家”，文学理论研究变成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在“管理一切，就是不管文学自身”。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批评家就预言，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影视、网络和其他视觉图像将一统天下，传统的文学必将终结，传统的关于文学的（研究）理论也必将死亡。美国著名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赞成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他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那样做不合时宜。”
德里达和米勒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
简略检索一下西方批评理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意义上的“批评理论”的兴盛是从20世纪50年代批评的“语言转向”开始的。此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对欧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在学界广为流行。之后，“批评理论”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大约到了60年代晚期，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一流大学竞相开设批评理论课程，文学批评理论一度被认为是大学人文学院里的新潮课程，这种情况在80年代达到高峰，以致形成“理论主义”。实际上，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与60—80年代里涌现的纷乱繁杂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想和政治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的。粗略扫描一下盛行一时的批评理论，不可不谓令人目不暇接：自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之后，结构主义（以罗曼·雅各布森、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等为代表）、后结构主义（以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解构主义（以德里达、保罗·德曼、米勒等为代表）、诠释学与读者反应理论（以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埃德蒙德·胡塞尔、沃尔夫冈·伊瑟尔、汉斯·姚斯等为代表）、女性主义（以西蒙·德·波伏娃、伊莱恩·肖瓦特、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西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詹明信、特里·伊格尔顿、路易·阿尔都塞等为代表）、后殖民主义（以弗朗茨·法农、霍米·巴巴、爱德华·萨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为代表）、文化研究（以雷蒙德·威廉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福柯、斯图亚特·霍尔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以尤尔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等各种批评理论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由于大多数理论用语艰涩，抽象难懂，因此，其生命力难以持久，教授口中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常被讥讽为赶时髦的“愚民主义”（faddish or trendy obscurantism）。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英美学界就已经开始了一场针对“理论主义”的“理论之战”。及至90年代，一场学术论战的硝烟之后，“理论热”开始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渐渐降温。
然而，虽然“理论热”逐渐降温，“理论主义”的负面影响却仍然在继续，对“理论主义”的批评在欧美学界也在持续，这或许可以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威廉·查斯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上发表的一篇长篇大论《英文系的衰退》（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中窥见一斑。
查斯发现，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科生专业选择上的重大转变，选择英文专业的年轻人数量大幅度下降。查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热和课程变化是导致美国英文系生源减退的重要原因。美国多数英文系在文学课程内容取舍上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取消了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次要作品（特别是关于种族或少数族裔、身份与性别等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作品以及流行的影视作品）；即便保留了经典的文学作品，选择的也是可供文化批评的典型文本。于是，与之相关的身份理论和性别理论、解构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以及大众文化理论等盛极一时，文化研究大有颠覆传统的文学研究之势。
在理论浪潮的冲击下，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学科根基逐渐动摇。文化批评家、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在逝世前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艰涩难懂的理论已经步入歧途，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他痛心疾首地感叹：“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认为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正途。
美国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前主席、著名诗歌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在一次会议上也告诫同行，批评家“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
。
美国文学研究界出现的上述“理论热”和“泛文化”研究现象同样在中国学界泛滥，且有过之无不及。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几乎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一统天下。尽管我们应该对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做出积极和肯定的评价，但是我们在享受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我们在文学批评领域留下的遗憾。这种遗憾首先表现在文学批评方法的原创话语权总是归于西方人。我们不否认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为我们所用的贡献，也不否认我们在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中采用西方的标准（如名词、术语、概念及思想）方便了我们同西方在文学研究中的对话、交流与沟通，但是我们不能不做严肃认真的思考，为什么在文学批评方法原创话语权方面缺少我们的参与？为什么在文学批评方法与理论的成果中缺少我们自己的创新和贡献？尤其是在国家强调创新战略的今天，这更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孕育而生。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外国文学批评出现的某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严重脱离文学批评实践。从20世纪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一些批评家打着各种时髦“主义”的大旗，频繁地引进和制造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沉湎于编织残缺不全的术语碎片，颠倒理论与文学的依存关系，将理论当成了研究的对象，文学批评成了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洞说教。文学批评话语因而变得高度抽象化、哲学化，失去了鲜活的力量。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脱离文学文本的唯理论倾向还被认为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一连串概念和理论术语的堆砌竟成为学术写作的时尚；扎实的作家作品研究被打入冷宫，文本研究遭遇漠视。学术研究的导向出现了严重问题，文学研究的学风也出现了问题。聂珍钊教授用“理论自恋”形容这一不良的学术现象。他指出，这种现象混淆了学术的评价标准，使人误认为术语堆砌和晦涩难懂就是学问。二是受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伦理价值缺失现象严重。应该承认，现当代西方的诸多批评理论，如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种种批评模式，或偏重形式结构或倾向文化、政治和权力话语，虽然它们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普遍忽略了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这一文学的精髓问题。西方的批评方法和理论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使他们只是专注于本能的揭示、潜意识的描写或形式的实验，忽视了对文学作品内在的伦理价值的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坚持理论思维与文本批评相结合，从文学文本的伦理道德指向出发，总结和归纳出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作品塑造的模范典型和提供的经验教训向读者传递从善求美的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旨在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种种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回归到文学童真的时代，应该返璞归真，回归本源，即回到文学之初的教诲功能和伦理取向。文学伦理学批评关注的是人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的历史意义和永恒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自身的批评话语和理论品格。它对文学的一些本质属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对一些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提出了挑战。归纳起来，文学伦理学批评从文学的起源、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文学的审美与道德、文学的形态等四个方面做了大胆的阐述。
其一，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无论从起源上、本质上还是从功能上讨论文学，文学的伦理性质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的运用前提。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关于文艺起源的问题，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多方面的探讨：有人主张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模仿，有人主张起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游戏本能或冲动，有人主张起源于原始先民带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巫术，有人认为起源于人的情感表现的需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在中国影响最大。但是，聂珍钊认为，劳动只是一种生产活动方式，它只能是文艺起源的条件，却不能互为因果。文艺可以借助劳动产生，但不能由劳动转变而来。那么文学是如何起源的呢？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它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原始人类对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认识，就是对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如何建立人类秩序的理解。这实质上就是人类最初的伦理观念。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伦理性质的，因此以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形式建立的集体或社会秩序就是伦理秩序。人类最初的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秩序和伦理关系的体现，是一种伦理表现形式，而人类对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好处的认识，就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伦理意识。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为了表达自己的伦理意识，逐渐在实践中创造了文字，然后借助文字记载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事例，阐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从而把抽象的和随着记忆消失的生活故事变成了由文字组成的文本，用于人类生活的参考或生活指南。这些文本就是最初的文学，它们的产生源自传承伦理道德规范和进行道德教诲的需要。
其二，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主要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同传统的道德批评不同，它不是从今天的道德立场简单地对历史的文学进行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等问题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历史相对主义的特征。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的是，传统的道德批评是以批评家所代表的时代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因此批评家个人的道德立场、时代的道德标准就必然影响对文学的评价，文学往往被用来诠释批评家的道德观念。实际上，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批评家阐释文学，而成了文学阐释批评家，即文学阐释批评家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同道德批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历史客观性，即文学批评不能超越文学历史。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文学的现实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的新发现。在论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关系时，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不同还在于前者坚持从艺术虚构的立场评价文学，后者则从现实的和主观的立场批评文学。”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观点看，文学只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不能超越历史，不能脱离历史，而只能构成历史。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由于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改变其伦理环境就会导致文学的误读及误判。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文学放在今天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阅读，就有可能出现评价文学的伦理对立，也可称之道德判断的悖论，即合乎历史道德的文学不合乎今天的道德，合乎今天道德的文学不合乎历史的道德；历史上给以否定的文学恰好是今天应该肯定的文学，历史上肯定的文学恰好是今天需要否定的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对文学进行道德批判，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文学，用伦理的观点解释处于不同时间段上的文学，从而避免在不同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理解文学时可能出现的巨大差异性。
其三，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的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认为伦理价值是文学作品的最根本的价值。有人强调文学作品的首要价值在于审美，认为文学是无功利的审美活动，或者认为“文学的特殊属性在于它是审美意识形态”
。也有学者从折中的角度把文学看成是“具有无功利性、形象性和情感性的话语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多重关联域，其直接的无功利性、形象性、情感性总是与深层的功利性、理性和认识性等交织在一起”
。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价值也是伦理价值的一种体现。审美以伦理价值为前提，离开了伦理价值就无所谓美。换言之，审美必具有伦理性，即具有功利性，现实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不带功利性的审美。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审美不是文学的属性，而是文学的功能，是文学功利实现的媒介……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就是教诲”
。审美只不过是实现文学教诲功能的一种形式和媒介，是服务于文学的伦理价值和体现其伦理价值的途径和方法。
其四，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的形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一般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这一说法有失偏颇或不太准确。应该说，文学史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存在的物质形态。实际上，文学的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或者意识的集合，而文学如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歌德的诗歌，中国的《诗经》、儒家经典、楚辞、元曲等首先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学文本，因此有关文学的意识形态则是在文学文本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文学观念，并不能等同于文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来看问题，文学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来看待文学，从文学文本决定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决定文学文本这一问题出发来讨论文学，就不难发现，文学文本乃是第一性的物质形态，而意识形态是第二性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据此提出文学形态的三种基本文本：脑文本、物质文本和电子文本，其中“脑文本”是最原始的文学形态。
上述问题是我们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键问题。正是基于这些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术语，可以很好地阐释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现象与伦理事件。
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了一整套的批评术语，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伦理道德原因，其中斯芬克斯因子、人性因子、兽性因子、自由意志、理性意志、伦理身份、伦理禁忌、伦理线与伦理结、伦理选择等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而在这些术语中，伦理选择又是最为核心的术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古希腊神话有关斯芬克斯的传说着手来探讨人性和伦理的关系问题。斯芬克斯象征性地表明人乃是从兽进化而来的，人的身上在当时还保留着兽的本性。我们可以把人类身上的兽性和人性合而为一的现象称为“斯芬克斯因子”——它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
“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会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是由斯芬克斯的人头体现的。人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性选择的结果。人头出现的意义虽然首先是人体外形上的生物性改变，但更重要的意义是象征伦理意识的出现。人头对于斯芬克斯而言是他身上具有了人的特征，即人性因子。人性因子不同于人性。人性是人区别于兽的本质特征，而人性因子指的是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导致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正是人性因子的出现，人才会产生伦理意识，从兽变为人。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就伦理而言，人的基本属性恰恰是由能够分辨善恶的伦理特性体现的。
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动物性本能完全凭借本能选择，原欲是动物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兽性因子属于人身上非人的一部分，并不等同于兽性。动物身上存在的兽性不受理性的控制，是纯粹的兽性，也是兽区别于人的本质特征。而兽性因子则是人独具的特征，也是人身上与人性因子并存的动物性特征。兽性因子在人身上的存在，不仅说明人从兽进化而来，而且说明人即使脱离野蛮状态之后变成了文明人，身上也还存有动物的特性。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
“自由意志”又称自然意志，是兽性因子的意志体现。自由意志主要产生于人的动物性本能，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心理动态。“理性意志”是人性因子的意志体现，也是理性的意志体现。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文学作品常常描写这两种力量怎样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并通过这两种力量的不同变化描写形形色色的人。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为了惩恶扬善的教诲目的都要树立道德榜样，探讨如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交锋与转换，其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理性意志怎样抑制和引导自由意志，让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分析理性意志如何抑制和约束自由意志的同时，我们还发现非理性意志的存在，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意志。它的产生并非源于本能，而是来自道德上的错误判断或是犯罪的欲望。非理性意志是理性意志的反向意志，是一种非道德力量，渗透在人的意识之中。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内容的基本构成之一，不仅展示了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之间的伦理冲突，而且也决定着人类的伦理选择在社会历史和个性发展中的价值，带给我们众多伦理思考和启迪。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伦理身份与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密切相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形成与变化从制度上说都是以禁忌为前提的。文学最初的目的就是将禁忌文字化，使不成文禁忌变为成文禁忌。成文禁忌在中国最早的文本形式是卜辞，在欧洲则往往通过神谕加以体现。在成文禁忌的基础上，禁忌被制度化，形成秩序，即伦理秩序。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例如，哈姆雷特在其母亲嫁给克劳狄斯之后，他的伦理身份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他变成克劳狄斯的儿子和王子。这种伦理身份的改变，导致了哈姆雷特复仇过程中的伦理障碍，即他必须避免弑父和弑君的伦理禁忌。哈姆雷特对他同克劳狄斯父子关系的伦理身份的认同，是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出现犹豫的根本原因。
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分析作品，寻找和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线与伦理结是十分重要的。伦理线和伦理结是文学的伦理结构的基本成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都存在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一个或数个伦理结。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同伦理结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横向伦理结构。在对文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伦理结由一条或数条伦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学文本的多种多样的伦理结构。文学文本伦理结构的复杂程度主要是由伦理结的数量及形成或解构过程中的难度决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发现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是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是伦理选择。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人自身与兽区别开来以及在人与兽之间做出身份选择。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自然产生的。19世纪中叶查尔斯·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用自然选择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做出了科学解释。我们从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人类，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自我选择。从猿到人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做出的第一次选择，然而这只是一次生物性选择。这次选择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人获得了人的形式，即人的外形，如能够直立行走的腿、能够使用工具的手、科学排列的五官和四肢等，从而使人能够从形式上同兽区别开来。但是，人类的第一次生物性选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是人的问题，即没能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达尔文只是从物质形态解决了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并没有清楚回答人为什么是人的问题，即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问题。因此，人类在做出第一次生物性选择之后，还经历了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选择，即后人类时代面临的“科学选择”，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批评理论，因为它具有开放的品格和跨学科的视域，借鉴并吸收了包括伦理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以及某些自然科学（如生命科学、脑科学等）在内的研究成果，并融合了其他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从方法论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历史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伦理批评的历史性和相对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借鉴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文学批评要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采用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不同时代伦理环境下人物做出的伦理选择。从伦理学的维度来看，文学伦理学批评吸收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观点，将人的理性和情感协调起来给予考虑。理性主义伦理观最基本的观点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服从理性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是人类幸福的前提和保障。在理性主义伦理学看来，正是人类的贪婪和欲望导致了人类的不幸与灾难，人类的欲望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人类要获得幸福就必须服从理性的指导，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理性、律己和控制情欲的人。非理性主义伦理观把情感作为道德动机来加以考察，精神分析批评即是这一思想的产物。精神分析批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相对应的研究范式和类似的理论术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和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人的欲望和潜意识的作用，强调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从一个侧面启发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样关注非理性的问题，尤其关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问题。当然，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自由意志应该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人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存在。不过，西方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表现的是道德与人的情感问题，揭示的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对西方伦理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对抗，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西方哲人在新的社会秩序巨变、新的经济关系变化、新的文化转型背景下自我觉醒的产物，因而在伦理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伦理批评与美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伦理批评吸收了美学的批评传统。西方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知识论型美学向现代价值论型美学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型给美学伦理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发：随着作为审美个体的人的崛起，美学研究不应再囿于传统的理性——知识论框架，而是从情感——价值论角度去重新审视作为现实个体的人的审美现象。美学开始回到现实生活中，关注人的情感和价值，发挥其本有的人生救赎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只有建立在伦理道德上的美学才能凸显出其存在价值。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存在主义思想既有分歧也有对话。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把自由与人类的现实存在等同起来，认为自由构成了人类的现实存在。这意味着人的自我是与世隔绝的自我，世界对自我来说是虚无的，生命的伦理价值因此被抽空了。这样，存在主义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绝对价值的存在，也否认了一切道德系统的可能。然而，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我们可以在伦理选择的实践经验中体会到自由的价值，伦理选择过程中所做出的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都是指向外部，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存在，在一定的伦理关系和环境下，自我的选择和价值是可以实现的。
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一样，后殖民主义批评同样主张回归历史的现场来看待问题。后殖民文学描写的往往是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均涉及道德正义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后殖民作家会选取重大历史事件的特定“伦理时刻”来阐发个人的政治伦理观，从某种意义上讲，殖民遗产从政治层面上对新独立国家的伦理道德影响往往是后殖民作家创作的焦点所在。所以，后殖民文学可以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后殖民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殖民伦理虽是殖民政治的产物，但不会伴随殖民政治的终结而消失。
文学伦理学批评特别适用于阐释生态文学。可以说，生态批评的核心就是建构人与环境的生态伦理关系。生态文学把生态危机视为人类的生存危机，我们可以从伦理的高度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的文化建设与自然生态联系在一起。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生态批评可以结合起来构成文学生态伦理批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生的文明危机和人性危机做出深度反思。生态伦理批评可以指引人们走出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这一维度去探究文学作品主题的生态意义，从而提升人的伦理道德境界。
总之，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从学科体系上，文学伦理学批评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旺盛的生命力。在即将到来的后人类时代，文学伦理学批评还可以吸收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脑科学、认知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及其伦理状况。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提出具有学理上的创新意义。
它对传统的有关文学的起源问题进行反思、追问，大胆提出“文学源于伦理的需要”这一崭新的命题。这一问题表明了该批评方法倡导者勇于探索的学术胆识和富有挑战性的创新思考。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国内外教科书中似乎早已多有定论：或曰文学源于劳动，或曰源于模仿，或曰源于游戏，或曰源于表现等。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学理上对这一问题提出怀疑，认为文学与劳动和模仿虽然有关，却不一定起源于劳动和摹仿；文学艺术作品是人类理解自己的劳动及其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情感表达和理解方式，这种情感表达和理解与人类的劳动、生存和享受紧密相连，因而一开始就具有伦理和道德的意义。换言之，文学是因为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产生的。如希腊神话中有关天地起源、人类诞生、神与人的世界的种种矛盾等故事无不带有伦理的色彩。荷马史诗往往也被用作对士兵和国民进行英雄主义教育的道德教材。从根本上说，文学产生的动机源于伦理目的，文学的功用是为了道德教育，文学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审美的前提。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其独特的研究视野和内涵。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特色在于它以伦理学为理论武器，针对文学作品描写的善恶做出价值判断，分析人物道德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它指向的是虚构的文学世界中个人的心性操守、社会交往关系的正义性和社会结构的合法性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总之，它要给人们提供某种价值精神或价值关系的伦理道德指引，即它要告诉人们作为“人学”的文学中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文学伦理学批评要直面三个敏感的问题：一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二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的关系问题；三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审美的关系问题。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是社会学或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目的和范畴不尽相同。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社会的人类关系和道德规范，是为现实中一定的道德观念服务的，重在现实的意义上研究社会伦理，它可以看成是哲学的重要分支（即道德哲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虚拟世界，重在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客观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伦理关系。在方法论上，文学伦理学批评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同于道德批评。道德批评往往以现实的道德规范为尺度批评历史的文学，以未来的理想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批评现实的文学。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主张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用历史的伦理道德观念客观地批评历史的文学和文学现象。例如对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就应该历史地评价，要看到这出悲剧蕴含了彼时彼地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伦理关系的混乱以及为维护当时伦理道德秩序人们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又反对道德批评的乌托邦主义，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现实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主张文学创作和批评不能违背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和道德价值。最后，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回避文学的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两个在一般人看来貌似对立的问题。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审美价值是从文学的鉴赏角度说的，文学的伦理价值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的。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伦理价值是第一的，审美价值是第二的，只有建立在伦理价值基础之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学术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品格。这一品格是由其方法论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即它牢牢地把握了文学是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的表达这一本质特征。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排斥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相反，它可以融合、吸纳和借鉴其他文学批评方法来充实和完善自己。譬如，它可以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就人格的“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关系展开心理的和伦理道德的分析；它可以结合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来剖析性别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等问题；它还可以吸纳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文化扩张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的伦理道德观的冲突进行反思；它还可以融合生态批评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伦理层面的深入思考，从而构建一种新的文学生态伦理学或文学环境伦理学。更具现实意义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还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服务，为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为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服务。文学伦理学批评坚持认为文学对社会和人类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文学批评者应该对文学中反映的社会伦理道德现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让读者“辨善恶，知荣辱”。文学和文学批评要陶冶人的心性，培养人的心智，引领人们向善求美。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文学伦理学批评对目前和未来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当下我国的伦理道德秩序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