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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一般的意义而言，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问题，可以更好地总结外来文化和文学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探讨外来的文化和文学在进入中国的百年来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
仅就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这个问题涉及不同国家之间文学关系的未来走向。当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领域所遇到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回答“什么是文学的未来关系”的问题。其实，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当前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文化现象。就像一个国家离开了其他国家不能生存一样，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也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蓬勃健康发展。所以，今天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学之间关系，说到底更是一种互文性、互补性或增殖性的关系。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很多人认为文学产生于文学家个体身上固有的集体感和对文学社会功能共识的基本认知，即虽然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作品均产生于每个文学创作者的自发性，但是他的作品在出版后，尤其是被翻译成其他文字之后，就产生了渴望被他者接受和评论乃至产生影响的心态。这也是文学世界性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而译介作品通过在接受国的讲授、诠释等程序后，必然会产生变体，当这种变体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使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化。以欧美文学为例，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根本内涵在于把欧美文学变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文学。从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性质来看，“中国的欧美文学”就是被中国文化认同了或者说接受了的欧美文学，认同或接受的目的是使之适合中国社会的时代文化发展要求。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欧美文学固有的适应世界的性质（其实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这样的性质）；另一方面，欧美文学必然是以其变体（即译文文本及其研究文本）进入接受国文化中的。这两种情形的相互作用就使欧美文学中国化成为可能。进一步说，如果欧美文学以这样的方式既能被中国接受，又能被其他国家以各自的历史文化语境来接受，那么外来文学其实就是在不断地被“他国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它既被接受，又被改造和更新，就使得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最终才能变成全人类所接受的世界文学。曹顺庆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他国化”。他运用文化与文论“他国化”这一文化发展规律，进一步指出，从过去近百年我们的西方化，转换到今后若干年的我们“化西方”，才能实现以我为主的西方文学的中国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化与重建。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也正是如此。
进而言之，作家自身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文学文本的传播又都要以全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变化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世界文学。在我们看来，世界文学的时代，应该是不同的民族文学在引入其他民族的文学之后，其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经过改造、吸收等吐故纳新的过程，使其他民族的文学成为本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这既是互文、互补，也是文本的增值。当英语文学被译成汉语，进入中国文坛后，经过诠释、研究、“误读”等过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重要因子；反之，当中国文学作品被美国人译成英语，经过诠释、研究、“误读”等过程，中国的某些文学的思想与审美因子其实也就成为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要素了。这两种文学在转化和互补中，必然都指向了世界上人们共有的价值要求，这才是“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根本标志。换言之，文学也好，文论也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都是可以而且必须要发生“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去本国化”和走向“世界化”的过程。由此可见，解决好“什么是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创新、新的民族文学范畴的界定以及增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学的自觉意识，都有重大的意义。
2．研究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中国化”的问题，可以对“中国文学”的范畴进行拓展和重新界定。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在这种新的理论指导下，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学”的范畴进行重新考虑与界定。何为中国文学？亦即中国文学包含着哪些人创造的文学？过去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学”的范畴时，常常依据作者的族裔身份和作品的题材来判定，其学理遵循“中国人写的并且写中国人的”传统认知模式。但我们新的出发点则是从文化场域出发。换言之，是既考虑民族身份，又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对文学的交流角度出发的。按照我们的划分，中国文学不能包括海外华人文学（因为这一文学是在外国的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场域发生的），但必须包括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乃至重建的部分。
把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算在中国文学范畴之内，并非是本项目的独创。很多中国的学者，通过对翻译文本的深入研究，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将中国的翻译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始终不脱离中国现实语境和文学语境，所以具有中国性、本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虽然是外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即属于外国文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更是中国翻译家通过翻译“创造”的作品，是翻译家们在原初文学基础上的“创作”。同样，它的读者对象也是中国的现代读者。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中国读者的文学欣赏习惯以及文学需求始终潜在地影响和制约它的选择和运作，从而深层地决定它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说来，既然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也主要是以现代汉语形态出现的作品，所以本质上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应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的范畴。第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本土性、中国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国需求和认同的产物，更表现在它的文本又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体制的运行下产生的。中国现代翻译家的知识结构，乃至他在翻译时所遵从的文学制度、审美风尚等，也深深制约翻译者及其翻译，所以翻译出来的文本具有深刻的时代性、民族性，从而具有中国现代文学性。即是说，外国文学一旦被翻译成汉语之后，它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而同时也是汉语文学，被置于汉语语境之中，其性质和归属就要根据它特定的语言、体制和时代等综合因素来决定。文学形式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更接近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而不是外国文学文本。第三，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不仅在作者的层面上、在文本的层面上应该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在读者和阅读的层面上，它更应该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文学虽然来源于外国文学，但它与原初的外国文学具有完全不同的归属，原初的外国文学其本民族语言决定了他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本国人”，而翻译文学其译语则决定了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翻译者国家的人”。就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来说，它是给中国现代读者看的，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取决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读者对其接受的要求。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完整的文学活动构成上，即从作者到文本到读者到语境都具有中国性，所以，它与原初的外国文学有根本的区别，更属于中国现代文学。
以上的看法并非是笔者的创见，当代很多学者基于对翻译文学的深入研究，已经提出了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看法。例如谢天振先生等人就提出了“中国的翻译文学”的概念。早在1989年，谢天振就发表了《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并提出“恢复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主张。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和《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两文，再次指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事实予以叙述，这是值得肯定的”。 [23] 同时指出：“在20世纪这个人们公认的翻译的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应该是我们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从理论上给予承认的时候了。” [24] 在此基础上，谢天振明确提出了“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并且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25] 这一命题。不仅如此，他还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翻译文本的中国文化性质、文学特征、审美特色乃至书写手法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的阐释。在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中，编者也在该书“绪论”中明确指出：“中国翻译文学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它实际上已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国各民族文学。” [26] 我们认为，在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文本中，外国文化的精神气韵和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已经在译介的过程中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好的翻译文本已经达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分你我的境界。这样的文本，其实已经成为翻译者的再理解和再创作的产物。这个翻译过程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用白话文翻译注释我国古代的文言文的文献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换言之，欧美文学在中国百年来的传播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学不可分割。
为此，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理由再次重申：中国文学应该由四大部分构成，即中国的汉民族的文学、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的港澳台文学、中国的外国文学。换言之，中国的外国文学（包括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应有之义，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这四大板块，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海外华人文学不能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文学应该属于华裔作家所在国的文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欧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百年来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也才能进一步丰富中国文学的内涵和范畴。我们甚至可以绝对一点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在当代中国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形态。外来的翻译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一起导致了中国文艺思想和文学秩序的变化。
顺便说一句，近些年来有人对大学的中文院系开设外国文学课颇有微词，认为中文院系教授外国文学，不伦不类。我们说，既然外国文学进入中国后，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外国文学”，那么在中国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是完全合理的。与之相关的是，可能也有人认为，在中国大学的外文学院用其原有的语言，如英文、法文、德文或其他民族的语言，来开设外国文学的课程，并直接使用其原文的文本，这似乎和“中国化”没有什么关系了吧？其实也不尽然。即使我们完全用原文的文本，并使用与文本相适应的语言来讲授，也与“中国化”密切相关。因为尽管文本是外国的，讲授的语言是外国的，但我们的知识储备、思维方式乃至审美习惯，都是中国的，因此，这一讲授过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要素的制约，可以说，它仍然不是所谓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了。
3．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问题，有助于调整国内教授与学习外国文学或欧美文学的目的。我们现有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教科书，在谈到教学目的时，说的都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学知识、借鉴外来文化文学优秀成果，提高我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思想文化水平。当然，这个目的是不错的。但是，在欧美文学“中国化”这个新的命题基础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中国人学习外国文学和文化遗产的目的，应该是让我们的学习者具备消化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能力，应该有让外国人创造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的文化因子的能力。为此，我们建议，今后学习外国文学的时候，首先要让讲授者和学习者明白，当前我们需要什么？换言之，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什么，而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子是什么？即要把中国自己的文化学好的同时，更好地去学习外来文学。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教材纯粹是就外国文学而说外国文学；有些讲授者甚至大肆卖弄欧美文学的所谓“先锋”和“实验”的价值。这都是不行的。为此，我们今天对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的学习，需要对外国文学的引入或译介乃至研究采取一个正确的立场。鲁迅在《拿来主义》这篇杂文中区分了“拿来”和“送来”的不同，在鲁迅先生看来，“送来”之物让我们恐惧，比如鸦片、废枪炮即为送来之物，而“拿来”则不同。“拿来”的态度是这样的：“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鲁迅先生又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27] 鲁迅先生的话富有启发意义，它启发我们在面对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的时候，也要以拿来的态度对待。“送来”和“拿来”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的不同。“送来”的主体是对方，人家送来什么，有人家的目的。而“拿来”的主体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拿来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完全以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需要为出发点。那么。我们今天“拿来”外国文学做什么呢？我们用“拿来”的外来优秀文化的因子，去培养受教育者创造我们自己新文化的能力。再接下来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拿什么？欧美文学作品众多，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加以甄别选择那些适应我们需求的作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只有选择正确的、有益的东西才能消化得好，才能利用得好，也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的要素。到了21世纪，虽然总体来看，我们的译介成就很大，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前文化传播的速度快速而广泛，世界文学作品的译介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这样的现实导致很多没有来得及筛选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过来并摆在读者的面前。而且，大众文化的发展使西方文学作品被引进中国后获得了更大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体的扩大是不可小视的力量，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研究人员或文学家，还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所以，我们只有把那些有生命力的、正能量的，可以将适应中国的社会需求的文学作品拿来，才能对我们的新文化建设有作用。应该说，目前的环境为我们消化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文化提供了极好契机。
再者，我们今天在学校中，尤其是在高校中所讲授的“外国文学史”或“西方文学史”，究竟是要原封不动地把西方不同的国家文学以及观念告诉中国人，还是要在欧美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解，从而作为中国人理解的文学要素进行讲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术立场。我们的这一研究，至少可以冲破西方文学中心论的思维观念，挖掘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需要的“欧美文学”的内在价值。应该说，这样的改变在当前有着其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自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世界，始终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西方某些国家总是将其所独有的思维模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成人类的“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销，以维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霸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假若我们还唯西方人马首是瞻，试图要建立比欧美人还西方化的“欧美文学史”，并力图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就显得太幼稚可笑了。
进一步说，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在欧美世界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并导致了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思想观念、价值信仰在目前都变成了悖论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的合理性。尤其要指出的是，当西方的理论都难以解决西方人和西方社会自己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它怎么可能解决中国社会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呢？这也要求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联系中国的现状，来审视当代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脉络。就对欧美文学译介和研究来看，摆在我们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不是在西方原有认知框架中机械地介绍欧美文学，而是要将西方文学放在中国的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中国人自己的认知框架中来分析探索。为此，本课题提出的观念和理论假说，就成为重新看待西方文学的基点，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和理论价值。如果研究成功，它可能会改变当前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心态，会在学术立场上和接受立场上发生重大的转变，并且提升我们的理论自觉。
4．重新认识欧美文学在中国的新形态，还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一直争论的一个问题：即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现在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一直努力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既独立于中国文学，也独立于外国文学的“比较文学学科”。诚然，近三四十年来这些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比较文学学科界限和学科属性究竟在哪里？换言之，它到底属于哪个学科，甚至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至今还没有做出让大家都满意和有信服力的解答。同样，在比较文学没有自己专属文本的情况下，这个学科如何立足？如何打消它被认为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而不是一个独立学科的怀疑？这些问题也一直很难有个准确的定论。二是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究竟有哪些不同，它们不都需要用“横向或纵向比较的”“互文”乃至“变异”的手法进行吗？难道这些仅仅属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专利？抑或是其他学科都可以采用的方法？既然这些方法在每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使用，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专用性？现在很多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认为“比较的方法”不过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而已。现在这种争论仍时有发生，并出现了互不买账的状况。这无疑是不正常的。
我们认为，既然“中国的外国文学”属于“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也就应该属于“中国文学”的学科。换言之，既然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和比较研究（包括欧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比较研究），本身就是用中国人的视野，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解决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而进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立场，其实也在为“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由此，我们就可以深刻地认识欧美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崭新性质，从而可以在一种新的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服务。
总之，通过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研究，可以在这一文学现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欧美文学的话语。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第一，它使我们更为自觉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认识和看待欧美文学在中国所起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这将使得我们在研究欧美文学的时候，视野更为宽广。换言之，我们的看法和意见即从“中国话语”对欧美文学的独特认识和理解角度，将会让产生在西方世界的欧美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内涵得到新的拓展。这本身也是中国人对“欧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第二，“中国话语”的建立也为我们对待外来文化和文学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使我们在思考“拿来什么”“借鉴什么”的时候，认识更为清醒，理解更加理性。注重理论自觉，是当代中国人的优长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注重自己的理论话语建设，在每个时期都提出特定的理论话语去指导实践，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从事欧美文学研究的人，也同样需要自己的理论话语指导，以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第三，建立科学的欧美文学的“中国话语”，将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学领域的话语权。当前，在世界文坛出现了各种各样所谓“新理论”“新学说”的情形下，中国话语的缺席，无疑是和我们的国力影响、国家地位不相符的，也是和我们厚重的文化传统不相符的。我们要在总结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的话语并在世界文坛上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这一发展走向，将会使我国的欧美文学研究，乃至外国文学研究，更加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