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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欧美文学的“中国化”问题，从纯粹的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也是为了回应“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问题而提出的。说到底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欧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认知模式服务的，是为了中国人的话语自觉服务的。
我们知道，自从19世纪初期德国伟大作家、诗人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论断之后，对“世界文学”概念、内涵、界限、标志以及价值的讨论就不绝于耳。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欧美文学引进和研究获得了显著进步，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可以说，仅就中国的欧美文学的引进和研究而言，这一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之所以会如此，归结到一点，那就是百年来中国对欧美文学的翻译、引进、研究和传播，已经初步走上了中国特色欧美文学的“话语”建设和发展之路。
但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的欧美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比较起来，把欧美文学“中国化”与“世界文学”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和理论解说，都缺乏明晰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在理论体系、理论话语、理论概念以及理论指导实践等方面都处在自发的探索阶段。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涉及，多年来，中国很多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还是中外文艺理论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外来文化“中国化”以及欧美文学话语的“中国特色”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缺乏系统的理论说明和专门性的阐释。换言之，现实极其需要理论，而零散的研究和单一学科化的研究又不适应这种需要，为此，在考察欧美文学百年来进入中国的规律基础上，在理论上重新定义“中国的欧美文学”的性质以及构建今天中国特色的欧美文学话语新形态，显得更为必要和急迫。
200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变。据统计，近几年来，与此相关的研究开始增多。如前所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60年”等重大课题开始立项。同时，也有的学者做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三十年”“中国的外国文论建设三十年”“百年来中国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史”等方面的研究。陈众议、王一川、申丹、陈建华等分别出版了《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等大部头著作。在这些研究中，全国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入中国的历程，从文艺理论、不同体裁作品以及文学流派等不同的角度，都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研讨。可以说，对欧美文学（乃至整个外国文学）进入现代中国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和辨析，同时也对其进入中国文坛的规律，进行了有价值的初步总结。换言之，对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实践理路，已经梳理和描绘得相当详细了。因此，在他人所做的具体工作的基础上，将实践层面的成果提升到理论层面，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百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对欧美文学研究的贡献，改变当今中国文化语境下对“欧美文学”的认知方式，进行总体性的文化影响规律认识与文学基础理论创新，将是本丛书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在欧美文学“中国化”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欧美文学新话语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中国学术界所从事翻译、研究和讲授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仅仅看成是“欧美的文学”（或外国的文学）。而没有将其看成这已经是中国化了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例如，我们众多的教科书和外国文学词典都这样定义：“外国文学，指的是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一切外国人写作的文学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学现象。”当然，这也不能说就是错误的。但是，这个定义值得商榷，也可以说是很不科学的。我们之所以说它不科学，就是因为作出这个定义的人没有看到，当这些欧美的或外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诚然，原初性质的欧美文学，是西方某一个国家的作者运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针对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所生活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文学实践和审美反映的产物，它反映的是其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判断。但一旦欧美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语境中后，经过中国人的翻译过程、多次阅读理解过程以及研究、讲授、传播过程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离开了其原初的意蕴，成了面对中国社会需要、蕴含着中国思维方式、具有中华精神文化特色的第二文本或文学现象了。也就是说，这些文本已经是中国化了的欧美文学而不再是原汁原味的欧美文学了。《晏子使楚》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栀”，就是这个道理。对此，青年学者高玉曾指出：“‘本土经验’是指中国本土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伦理道德观念、时代语境、语言等。是否接受、接受什么以及如何接受外国文学，深受本土经验的影响和制约。本土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外国文学的形态、性质、意义和价值，它使翻译文学不同于原语和原语境的外国文学从而具有中国性，成为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 [15]
这就涉及我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了。我认为，理解“世界文学”概念，应站在动态的、发展的立场上去进行，而不能抱着静态的眼光去看待它。我们说“世界文学”是个动态的概念，是因为世界文学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形成，也不可能是以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形态构成。它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或者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界文学。
一般而言，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在其所处的古代历史阶段独立发生的。这和当时作家们（如果说当时有作家的话）生活的生产力发展较低、地域条件限制、信息封闭以及传播手段低下有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当时文化封闭性的典型写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全世界各地域出现的古代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或者地域文学，不是今天所谓国家意义上的文学。这正如我们说希腊文学不是古代希腊国家的文学，而是产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等东地中海周边地域上的文学的统称；我们说但丁的《神曲》是意大利文学，不过是说它是生活在亚平宁地区意大利人创作的民族文学，而不是“意大利国家”的文学是一样的。众所周知，在18世纪及之前，当时欧洲人所知道的文学，不过是欧洲范围内（甚至只是西南欧诸民族）的文学而已。反过来说，中国人知道的文学也不过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古代文学而已。至于当时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欧洲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国当时也是完全不知道的。至于其他各大洲的民族文学，我们就更是闻所未闻了。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是根本不可能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的。
“世界文学”的概念，只能随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间频繁的文学交流而出现，换言之，只有此地人知道彼地人，此民族了解了彼民族的文学的情况下，“世界文学”这一观念才能萌芽和出现。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只有知道并且了解了其他民族的文学后，这样，“对比”或曰“互文”才有可能。人们的眼界一旦被打开，文学的视野也就广阔多了。我猜想，歌德所谓“世界文学时代已经到来”的第一层意思，就是指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知道并了解彼此间文学的时代将要到来了。因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歌德，也是在他看到并研究了东方文学后，才眼界大开的。这才有了1827年1月31日在与其秘书艾克曼的谈话中，首先称赞了中国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然后说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请看下面他说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16]
但歌德的伟大就在于，它不仅说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了的第一层意思，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知道和了解彼此间的文学的时代快要到来了，而且还说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即将到来的第二层意思：即人们不仅要知道其他民族的文学，而且还要彼此间能够学习和相互借鉴。这也即“世界各民族文学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时代快要到来了”的意思。由此，歌德才接着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诗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 [17]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陆续出版了《东西方合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并强调东西方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彼此借鉴的关系。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歌德的时代，虽然他还不可能对“世界文学”做出我们今天这样的理解。但就“世界文学”这两层含义的提出，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价值了。例如，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也证明了他论断的正确性。1840年之后，正是通过翻译和介绍，中国人知道了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看到了不同文学的面貌。这既使得我们借鉴了外国的文学，同时也在互文中开始了我们文学的现代化创造进程。
但我们还要看到，时至今日，在世界“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单纯“了解”和“借鉴”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已经有了巨大的局限，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把握需要新的要素跟进。换言之，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借鉴和影响的关系，而是相互启发、相互碰撞的互补关系。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交融中，形成了价值取向上渐趋相似的关系。这一点，歌德在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时候也谈到了。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点看成是歌德所理解的“世界文学”的第三层意思。例如，对于什么是世界文学，他进一步说道：“我们大胆宣布有一种欧洲的，甚至是全球的世界文学，这并不是说，各种民族应当彼此了解，应彼此了解他们的产品，因为在这个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早已存在，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并且在不断更新。不，不是指这样的世界文学！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 [18] 可见，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学源于作家思想深处的一种使自己的创作具有社会性质的理想。这种社会性质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换言之，在这里，歌德并不是要泯灭民族文学的特色，而是要使文学表现普遍为人接受的东西。
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外的学术界似乎总是有人认为，“世界文学时代”是要建立一个世界各国各民族价值一律或曰具有一个恒定的价值取向的“世界文学”。很多研究者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总是让人觉得，似乎“世界文学时代”一定有着一个与这一时代相对应的实体性的“世界文学”。因此，这些学者的着力点用在对“世界文学”的恒定内涵是什么的探讨上以及“世界文学”的实体如何构建上。其实这完全是徒劳的。我们知道，任何文学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人们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民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加之作家是以个人独特的审美感受来认识世界并反映世界的，这就决定着“世界文学时代”不可能出现所谓的价值恒定、艺术整一意义上“世界文学”。尤其是在今天文化价值多元的时代，具有恒定价值的实体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更不可能产生。为此，我们需要多考虑的是“世界文学时代”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文学相处的样态，而不是把精力用在所谓的“世界文学”本体的构建上——这才是问题的焦点。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就是“世界文学时代”所建设的“世界文学”，究竟是价值单一的，还是价值多元的？很多人在潜意识中，似乎“世界文学时代”，是以表现人类共有的价值伦理或曰“普世价值”为基本特征的，即一定是抛开了各民族具体的价值标准而用人类普遍性的价值所构建的单一性的世界文学。近年来，随着“世界主义”的兴起，关于表现“普世价值”的文学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问题在于，现在人们所谈论的“普世价值”，一直是受西方话语支配的，是西方人把自己的价值强说成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这里也涉及我们对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误读。
诚然，歌德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并且由于爱好和集体感而觉得自己的活动应具有社会性质。” [19] 但请注意，歌德这里所说的含义，绝不等于有个所谓“普世价值的文学”，而只是“充满朝气”“努力奋进”“应具有社会性质”的文学。就是说，歌德所指的“世界文学”是源于作家思想深处的一种使自己的创作具有理想社会性质的文学。而只有这种理想社会性质的文学才可以为全人类所接受。歌德并不是要泯灭民族文学的特色，而是要使每个民族的文学都能够表现出普遍的被人接受的社会理想。他指出：“我们想只重复这么一句：这并不是说，各个民族应该思想一致；而是说，各个民族应当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能彼此容忍。” [20] 这样，歌德所理解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只有某一种价值取向（尤其是西方价值取向）的文学。换言之，歌德认为，只要是能够促使人们走向进步、充满正能量并体现世界发展趋势的文学，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的范畴。那么，在今天只要能够体现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能给人以正能量的文学，都应该是“世界文学”内涵的应有之意。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把现代西方世界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当成歌德所主张的“世界文学”基本内涵的构成。其实，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着价值的多样性。如果说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话，今天也不过就是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向上性、进步性的主张而已。由此出发，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建立中国的文学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文学”，并以此来回应新的“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
这一问题的焦点在于，在我国，今天是要重点抓好我们中国的世界文学话语的建构，还是向别人的话语靠拢？换言之，今天的“世界文学”是各种话语齐鸣，还是一鸡独唱？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认为，“世界文学”的问题，并不是向某种“普世”价值靠拢的问题，而是各民族文学中美好的向上的价值在一起和谐相处的问题，是在文化发展中的多元价值融合再造的问题。这样，理想的“世界文学”，其实就体现了现代价值的统筹性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可以说今天的“世界文学”，是现代价值观的统筹性与文学样态丰富性的高度统一。因此，这才决定着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受制约现代价值观的，同时也是受制于文化多样性的。今天的“世界文学”和前世界文学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多样性，是在自觉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趋势上的多样性，是现代进步观念统筹下的多样性。这正是今天我们对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样，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话语的理解。我们说它是世界的，就是因为它们不仅体现了人类固有的追求美好世界的愿望与走向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时也恰恰是因为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学构成了世界文学百花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我们说它是民族的，就是因为它们体现出了各自文化的特殊性。由此推论，即使有所谓的“世界文学”，那么，今天的“世界文学”也并非是样态一致的或是仅有单一价值的文学，而是存在着多样性理解和多样性话语融合相处的文学。
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对文化领域的影响已经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现代化的便利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浸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深处之中。可以说，“文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才真正成为“处在总体联系中的动态有机体” [21] 。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原有的“国家文学”“民族文学”乃至“地域文学”等界限的模糊。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那种封闭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域”文学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是世界各国与欧美文学直接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例如，大量的研究人员的频繁交流，各种国际性研讨会议的召开，海量学术论文的快速传递以及留学人员的数量增长，使得非欧美国家的文学研究者更直接地接触原初的欧美文学成为可能。同样，世界各国具有欧美文化体验、掌握外语的研究人才的大量涌现为文本旅行的研究提供了人力条件。在中国也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全球的步伐加快，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但另外一个方面，世界各国人员的紧密联系，交流的便利性增强，也使得各自文化在交流融合的同时，自己的话语意识消弭在日常便利的交流中。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话语，逐渐被强势的发达国家话语所取代。现在我们可以逐渐看清一种倾向，即非欧美作者，包括我国学者写作的欧美文学研究著作，越来越“像”欧美学者写作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文化意识，抑或是审美倾向乃至行文技巧等，都越来越失去了本民族话语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明显意识到，一个民族在引进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时候，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就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随着欧美文学的话语向外扩张的时候，这一弊端更加明显。这样的现实，明显不利于各个民族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存在。因此，人们渴望在接受外来文学的时候，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现实，其实也预示着“世界文学”新的发展时代的到来。
因此，我们才把今天这个“世界文学”的时代称为“建立自己话语”的“世界文学”时代。在今天这个“世界文学”的新时代里，一些民族国家开始有了要建立自己的“欧美文学言说话语”的自觉。只有当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在现代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立场上的文学话语的时候，世界文学的新时代才真正到来。打个比方说，若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如同一个大花园。最早，由于视野局限，我们的花园中只有本地方的花草树木。后来我们发现了外地的品种，引种过来，花草树木种类大量增多，但问题是不能让外来的花草都嫁接进某一种花草的基因，使得其变得千篇一律，而要在各自样态和特点的基础上，既千姿百态（个性化），又都美艳芬芳（共性化）。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的“世界文学”是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都更加富于自己的话语特色，同样也更加适应全世界人民对美好价值的追求，从而使得“世界文学”的百花园既美艳动人，但又个性鲜明。
当今的中国毫无疑问应该更自觉地站在“建立自己欧美文学话语”前列。这既是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百年来中国引进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发展到今天的需要。从我们的课题研究中，我们深深感到，当前中国的欧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的介绍、引进和研究，已经走过了“知道”和“借鉴”的阶段，开始了用“中国的话语”融入世界文学大花园的第三个阶段。换言之，中国应该用自己的话语参与欧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为之提供中国人看待欧美乃至世界文学的意见。萨义德（E.W.Said）在出版于1983年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论及理论旅行问题。“理论旅行”强调对理论进行动态描述、追踪其传播和演化过程。萨义德把理论的传播比喻成动物和人的迁徙。萨义德指出，理论传播经历四个阶段：理论在某处孕育，这是起点阶段；在各种外力作用下，理论开始了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去寻找新的栖息地；新的环境对于这种舶来的理论或者吸收或者抵制；那些适应环境的理论最后留存下来，不过已经变异，融入了新的环境中。萨义德所说的“经过理论变异融入到新的环境中”的东西，其实就是“新的理论话语”。 [22]